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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道晨光的映照之下，近处屋顶上那早已失去光泽的铁板闪出了白光，老巴乌姆工厂废墟越来越显得清晰，颓垣断壁、残门破窗、倒塌的烟囱，好象从地下钻了出来，又如残损的骷髅一般，悲哀地显出黑色的轮廓。
博罗维耶茨基心静如水，他已经找到了通向未来的道路，已经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以后生活的目标。他已经和过去的“我”决裂，把自己整个的过去踩在脚下，现在他感觉到自己变成了一个新人，虽然悲哀，然而有力量，已准备好去作斗争。
他很苍白，仅仅经过这一夜就苍老多了，深深的皱纹刻在前额，但是脸上却落上并固着了下定决心的表情——这是痛苦的认识过程的凿刀挖出来的决心。
“我丧失了自己的幸福！……现在为人创造幸福。”他一面慢慢地说着，一面以他强烈的、大丈夫的目光，象坚不可摧的臂膀那样，拥抱着安睡中的城市，和正在从幽暗夜色中渐渐露出面孔的辽阔广大的田野。
加维尔——巴黎
1897—98年
％％。
莱蒙特自传 ①
（／／小｜//说//网）
我于1868年5月6日出生在波兰沙俄占领区的大科别拉村。
我的父亲是教堂琴师。我的舅父是乡村副牧师，受到很好的教育，是一位苦行者，酷爱孤独。我们家热诚地信奉天主教。我们过着一种艰苦的生活，几乎象是农民。我们家积极参加了1863年的反俄起义；其中一些成员遭到杀害；我的一个叔叔被判流放西伯利亚服劳役。我的母亲也贡献出她的一分力量，在各个武装支队之间传递消息。我小时候生过一场重病，很久才好，因此我的体质一向很弱。当我的叔叔被遣送到大生产城镇罗兹附近的一个叫做图斯琴的小地方时，我还不满一岁。在那里，我的父亲获得几亩土地，但他没有放弃他的琴师职务。我家的财产由母亲经管，由一些仆人和她的几个大孩子协助她。
我六岁时，已经能读写波兰文，我的副牧师舅父教我拉丁文。因为没有合适的教科书，他就用祈祷书作为课本。课文是沉闷乏味的，这位副牧师的长长的烟斗柄，每天协助他教训我。那时，我在教区图书馆里发现了许多十分有趣的书。我沉湎于本国的历史和古典作品。阅读成了我的一种癖好。我把书藏在衣服里，一有机会就阅读。拉丁文学了整整一个冬天，到了春天，我就去当牧童了；象以前一样，我必须照管父亲的羊群，但我更加热烈地沉湎于十字军和华尔特·司各特。在阅读时，通过对照我的日常生活，引起我种种痛苦的迷惑不解。
渐渐，我准备上我哥哥上的学院。但不幸，我的副牧师舅父死了，我的父亲失去足够供我受高等教育的财源，决定让我成为一名琴师。他让我坐在钢琴前，学习圣乐；我的练习经常被迅猛的笞杖打断，因而我很快就厌恶练琴了。
除了练琴，我必须在教堂里协助我的父亲，在教区记录簿上登录洗礼、结婚、出生和死亡，协助日常的弥撒，协助牧师举行丧礼，等等。
我爱干这些杂活，因为没有人限制我的空余时间，我可以专心阅读。九岁时，我已经通晓当代波兰文学以及有波兰文译本的外国文学，开始写诗赞美一位三十岁的太太。自然，她没有看到这些诗。
在此期间，我的哥哥已经离开学院，他试图引导我进行一种有系统的正规学习。他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无法从我的心中逐出诗歌。我那时着迷于我国大作家们的浪漫主义诗歌。我依照我个人的用途安排这个世界，用我所阅读的诗歌的眼光看待它。
我心中感觉到朦胧的魅惑、模糊的不安和飘忽的愿望。当我醒来时，我有种种幻觉。什么翅膀带我进入无名的世界！
呆在家里，我已经感到难受和憋气；日常生活是一种负担。我梦想伟大的行动，梦想航海——漫游自由和独立的生活海洋。
我有时整整几星期离开家，企图在树林里过野人的生活。我在笔记本和书籍边沿上涂满了潦草的速写；我不止一夜发出莫名其妙的叫喊。
这就是我在十二岁以前的生活。此后到二十岁这段时期，我就略去不谈了。
我生活在华沙，那时我二十岁，自然有一种疯狂的想象和一颗敏感的心。苦难是我的形影不离的同伴；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受迫害是必然的。俄国当局怀疑我参与罗兹城首次爆发的罢工，将我驱逐出华沙。考虑到我是一个不承担责任的年轻人，他们同意把我交给我的父亲看管，并由当地警察局监视。那时，我的父母在彼得库夫附近有一个水力磨坊和相当的土地，那儿靠近从华沙到维也纳的铁路。我既不能忍受父亲的专横，也不能忍受我们家里极端的保守主义和天主教信条。几星期后，我就逃跑了，跟随一个小剧团四处漫游。一年以后，我尝够了流浪艺人前景茫然的艰辛生活；此外，我实在缺乏演戏的才能。
我在铁路技术部门找到一个工作。我住在两站之间的一个农民家里。我的收入微薄，生活艰苦沉闷，环境原始落后。我已经沦落到了人生的最底层。我有幸结识了一位德国教授，一位笃信的和实践的唯灵论者。他迷住我和征服我。一个梦幻的和潜在的世界展现在我的眼前。我抛弃我的职业，投奔这位教授；他住在琴斯托霍瓦。他一直与德国、英国的唯灵论者保持密切接触，定期与布拉瓦茨基夫人和奥尔科特通信，为唯灵论杂志撰写文章，并经常举行降神会。对于他，招魂术既是一种科学，又是一种宗教——他的整幢房子里弥漫着一种神秘气氛。他仁慈、天真，在每次降神会上受他的招魂术师哄骗。我不难很快看出其中的破绽；一旦对他的奇迹失去信任，我立即弃之而去。我再次变得自由自在，身无分文，今日不知明日。我为一个测地员工作了一段时间；我曾在一个经售祈祷用品的店铺当职员，后来又在一个贮木场当推销员。最后，我返回戏剧这一行，跟随一个旅行剧团，在小地方巡回了几个月，演了好多戏，但是，这个剧团后来解散，我被遗弃在路途之中。我企图从事朗诵工作，因为我心中熟谙许多诗歌。我在一个业余剧团里担任舞台监督，并为一个地方杂志撰稿。但是，我很快对这些职业感到厌倦，身不由己地回到铁路。跟以前一样，我在技术部门供职，住在相隔很远的两站之间的一个荒村。这个部门的职员没有办公室，我必须满足于紧挨铁路的一间农民茅屋。
这段时间，我的头顶上有了屋顶，也就是说，有了一片干面包和宁静。我的周围是茂密的森林，俄国沙皇每年来这里狩猎。我在秋末安下心来。我没有许多事要做，我有充分的时间写作和发呆。我依靠茶、面包和梦生活。我二十二岁，身体健康，只有一件外套，靴子上布满裂口。我信任这个世界，心中有无数大胆的设想。我狂热地写作：十幕剧，收不住尾的长篇小说，一卷又一卷短篇小说，大量的诗歌。然后，我又无情地撕毁一切，扔进火里。我生活在孤独之中；我没有朋友；当局以及同事都不喜欢我；我很不尽职。我既不能适应周围人们的精神状态，也不能适应我的生活条件。所有这一切，对我来说，是痛苦的和难以忍受的。苦难抓住我不放；它伤害我，另外还有寒冷。白天，我必须在户外监督工人；夜晚，我的屋子这样寒冷，我只能裹在一件皮大衣里写作，将墨水瓶搁在灯下，免得墨水冻结。
这样的磨难我忍受了两年，但终于写出了六篇似乎有些苗头的短篇小说。我把它们寄给华沙一位批评家，六个月后，我收到一封赞赏的回信。他甚至屈尊把我推荐给一个出版商。经过一番新的努力，我的短篇小说集获得出版。我的全部身心充满不可言状的快乐：我终于找到我的路。但是，这一好运与我的官僚主义职业发生抵触。管理部门辞退了我；他们需要工作人员，而不需要文人。
我捆上行李，里面主要是手稿，还有可观的三卢布五十戈比，去华沙征服世界。我开始了新的苦难历程，四处流浪，与命运搏斗。
我无处求援！我已经跟我的家庭断绝关系。他们不理解我，为我的命运哀叹。整整六个月，我没有吃过一顿正经饭。我只在月光下出去。我衣衫褴褛，无法获得工作机会。我与同我一样不幸的人们生活在一起；我在我的庇难所对面的大教堂里写作，那里温暖、庄严、安静。风琴和宗教仪式滋养我的灵魂。在那里，我曾接连几天阅读奥古斯丁、《圣经》和教会著作。我越来越严肃地考虑自杀。大地正在我的脚下裂开。我感到可怕的死亡具有一种不可抗拒的魅力。
我的信念越深刻，我对死灭的迷恋就越强烈，无休止的饥渴将我推向深渊。
初春四月，我看见朝圣者前往琴斯托霍瓦，那里明媚的山上有圣母像，以种种奇迹著称于世。我挣脱我的枷锁，加入他们的队伍。我不记得哪家杂志预支给我二十五卢布。约我描写那次朝圣。
整整十一天，我在奇妙的春色中行走，头顶上是太阳，身周围是青枝绿叶。《朝拜光明山》（1895）发表在华沙一家有插图的日报上，引起批评界的注意。几个月后，我写了《喜剧演员》（1896）。在此期间，我结识了包括著名的奥霍罗维茨博士在内的一群唯灵论者。我去伦敦降神学社探究唯灵论问题。回来后，我写了《喜剧演员》的续集《酵素》（1897）。接着，我去罗兹调查重工业状况，开始写作《福地》（1899）；此后，我去巴黎。我在法国图尔附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