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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盗，养虎自贻，此祸本乱源也。”《明神宗实录》，卷580。
明朝人自是明朝人，他们谈论萨尔浒之战的失败，从各方面寻找其原因，不是简单的理论推理，而是在吸取教训，以图再举。论者有政治家、军事家，他们都是当时的人，发表的言论是切中要害的，有的放矢。但是不可否认，发表意见的人杂有个人成见，甚至还包含着明末士大夫通常有的那种高谈阔论的积习。即某些正确之论，亦不过只能说到一定程度，受历史的和阶级立场的局限，还不能触及根本性的问题。
萨尔浒之战明朝惨遭失败，就战场交锋而论，杨镐主持策划的四路并进有严格的行师日期。杜松急发，马林迟进，刘先走，李如柏故拖，这样参差不齐，就无法达到分进合击的目的。分路进兵最终还是要集中力量进行作战，所以“合击”才是发挥战斗力的保证。即使四路不能全合，两路做到合击也可以。而明军四路全是各自为战。在这种情况下，时间就是胜利。明军四路主将“违制行师”，完全是没有统一的时间观念，这可以说必然变成“违律丧师”。在时间上还有一个当时人指责的泄露日期的问题。因为努尔哈赤事先已经知道了明军何时进兵，他们得知日期，可以在战前做好充分准备。从这里又得出结论：“先期与如期，皆败道也。”《明神宗实录》，卷580。
第一部分明朝失败的原因（2）
但是不能就时间论时间，还应进一步寻找丢掉时间的原因。这样深入下去就可以看出明军内部矛盾重重，他们不能同舟共济，做不到“合击”，是彼此之间没有“合心”。李如柏、马林都是懦夫。李如柏作为李成梁的第二子，靠其荫袭的关系跻身行伍之列，数从其父于边塞立功，并升至总兵官，但他战前已家居二十余年，放纵酒色，既无父兄当年之勇敢，也没有他少年时之英锐，特以疆场乏人起自废将，而他本来的怯懦大暴露，“惟左次避敌而已”。《明史李如柏传》，卷238。马林也缺乏主将的素质，出师之前，潘宗颜上书经略杨镐，指出“林庸懦，不堪当一面，乞易他将，以林为后继，不然必败”，杨镐没有采纳这个意见《明史潘宗颜传》，卷291。。杜松、刘比李如柏、马林实有不同，他们每个人都踊跃向前。问题是，为什么那么争先恐后，这背后是一股什么力量呢？不妨看看文献上所载杜松行前和李如柏的一番对话。
杨镐做了决定，杜松、李如柏皆知各任方面。李如柏故意为杜松洒酒送别。酒席桌上对杜松说：“我这次作战，一定以头功让您！”
杜松听了李如柏的话，信以为真，慷慨意气，带着扭械出师，并狂妄地宣称：“我要捉来活的（努尔哈赤），不能让别的将领分功了！”
李如柏在杜松起程以后又派人去说：“李将军已自清河抵达敌人的老营了。”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1，《辽左兵端》。用违背诺言的办法刺激杜松更加不顾一切地冒进。
由此可见，杜松那么一往直前，的确有个抢头功的思想。而这正造成了他不按约定时间，提前行动，一军独前，遭到后金兵狙击，战败被歼。明人说杜松所领的二万人被后金的三万兵马所败。数目不一定准确，但是孤军深入，寡不敌众是事实。不仅将帅如此，据说明军士兵争功也很突出。朝鲜人亲历其战的李民说：“西路天兵一阵极精勇，胡兵几不能挡，而争割首级，无意力战。一胡之仆，十余骑皆下马争之，故以致败覆。”［朝鲜］李民：《建州闻见录》，辽宁大学历史系印本，44页。贪图立功成了明军失败的一个原因。
刘显然不是为了贪功致死，他此行却有点被逼上梁山的滋味。出兵前，朝鲜都元帅姜弘立曾问这位刘都督：“然则东路兵甚孤，老爷何不请兵？”
刘说：“杨爷与俺自前不相好，必要致死。咱亦受国厚恩，以死自许。而二子时未食禄，故留置宽田（甸）矣。”他带着“不悦之色”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38。，很不高兴地说了这些话。刘虽然在这次作战中奋勇牺牲，而他明知道这样开赴沙场，没有得到经略杨镐的积极支持，是这位总指挥有意把他置于死地。将帅如此不合，怎么可以期望发挥最好的战斗力打胜仗呢？
明朝战败的原因还可以再作深入发掘，即这场战争的筹划者和总指挥本身从一开始就很被动，杨镐实在是不想真打。文献上有这样的记载：“是役也，经略（杨镐）意亦初不在战，虚张挞伐，冀取近寨小捷，得塞军书。”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1，《辽左兵端》。杨镐的调兵遣将只是为了虚张声势，即使打几个小仗，也是为了给上边看的。难怪行师之前，他派了一名抚顺来的降人到努尔哈赤那里明目张胆地说：“明国的四十七万大兵要打来了，领兵的将帅和监军的文臣都到齐了。三月十五日乘月明之际，分路前进。”《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如果不是故意恐吓，出兵之前这么告诉对方进军日期，将帅配备和分路进击，等等，岂不比内奸更露骨。但是，杨镐是作为一种策略，只能表现他的天真和愚蠢，构不成叛卖。还有比杨镐更重要的决策人大学士方从哲也对此战缺乏信心。他拼命鼓吹进兵，实则已感到前途未卜。临战前在一份题本上说：“当此进兵之时，胜败安危决于一举，而前日之风变，若彼连日之阴霾，又若此天心示儆，极其昭著。臣愚欲乞皇上降敕一道，令兵部传谕东征将士，用示鼓舞。”《明神宗实录》，卷580。
胜负原因是多种条件造成的，不能说明朝存在这些问题就一定吃败仗。萨尔浒之战明军失败的原因还有可以提出的是，当时明朝的封建统治已极其黑暗腐朽，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都很尖锐，社会进入全面危机阶段。反映在这次作战上，调兵选将意见分歧，屡调不动，决定方略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杨镐议论四路出兵，巡按江西御史张铨提出不必征兵四方，而应就近调募，屯集要害，固守边圉，厚抚北关，多派间谍，等等。他向明神宗建议：“李如柏、杜松、刘以宿将并起，宜责镐约束，以一事权。”但他认为杨镐实非将才，而力荐熊廷弼可当此重任。在筹饷方面，他要求皇帝发帑藏，反对加派辽饷。他说，每亩从三厘加到七厘，再加到九厘，是“竭天下以救辽，辽未必安，而天下已危”。《明史张铨传》，卷291。这些关于明朝军国大事的议论和建议，有相当大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但是都没有被采纳，而他激烈反对的也应该改变的无一不原封未动。这种是非不分，黑白颠倒，反映出明朝最高统治者的昏庸无能。浙江道御史杨鹤曾一针见血指出：“若诸臣误国，罪在诸臣；若我皇上优游不断，是自误矣。”《明神宗实录》，卷580。明朝统治者的这种腐朽没落从根本上决定了这场战争注定要输掉的。
广大的将士也很蔑视明朝统治者的命令。被征调的将领们迟迟不赴任，或原地不动，或逗留关山，急得皇帝一再下诏紧催。士兵大多数不愿为他们打仗送死。刘出发前，等待征发的川兵，久等不来。有些将领就靠少数家丁打仗。刘与朝鲜都元帅姜弘立曾在一处宿营，姜弘立问他各路兵数，他回答说：“西南路大兵齐进，东路兵只有俺自己亲丁数千人，且有各将所领，要不出满万耳。”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36。可知刘也带了几千家丁。明兵作战时，总是处于被围歼或被追击的被动局面，说明他们缺乏主动进攻精神。明朝还把很大希望寄托在北关叶赫和朝鲜援军身上。结果一直靠明朝支持的叶赫根本就没有走到战场上去，一仗未打就撤了兵。朝鲜的援军的确和后金兵有所交锋，但他们早就对明朝三心二意，到了关键时刻终于投降了后金。
第一部分明朝失败的原因（3）
再则，打仗总是作战双方的冲突。胜负不能只从一方面找原因。萨尔浒之战明军打了败仗，明朝自身方面可从社会、国家军队和将士等方面寻找原因。另一方面，后金的种种有利因素也是促成明军战败的原因。而这一方面也早已有人谈论过。清朝（后金）人谈他们之所以在这次决战中获胜，就是靠了“天命”。有人说后金把他们的年号称作“天命”就由此得名孟森曾提出天命、天聪均是尊号，而非年号，其清朝有年号自崇德始。见《明清史讲义》下册，373页。。当时讲天命最多的和最系统的是为后金编纂法典的大学者，也是亲身经历萨尔浒之战的额尔德尼。
按照额尔德尼的解释，明朝发动这场战争是违背天意的，所以他们四路的二十七万（后金当时的说法）大军三天之内被全歼。他说：“大明的万历帝，自戊午年（1618年）二月开始聚集军兵，整备器械。己未年（1619年）二月以二十七万兵，号称四十七万，四路出师，要想攻破诸申国（后金）英明汗所居住的大城（赫图阿拉），灭亡我国。不顾天意，自恃国大兵众，逆天而行。陷害诚正，恃强作恶，正是违背天意。如不是大明万历帝做的坏事太多，此二十七万大军，何以三日之内被全歼！这就是天谴之故。因诸申国的英明汗多是公正善良，故能三天之间连续驰逐，马不疲惫，诸贝勒大臣无一损伤。此即谓之天助。与明兵及朝鲜兵二十七万相攻战，杀彼二十余万，而诸申英明汗之兵死亡不足二百。”
额尔德尼把萨尔浒之战每个战役中后金的胜利都说由一种超现实的天命所决定。他说：“迎击抚顺一路的来兵，至一百六十里之外，败之于界藩、萨尔浒，并追杀三十余里。当夜驻守，又杀了逃兵。第二天，又将立营于瓦呼木、尚间崖、斐芬山的敌兵一一逐杀，然后返回大城。继而又南出瓦尔喀什，于嘉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