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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决定于这些军队怯战、反战、厌战，他们的战斗力没有后金兵发挥得大。
经过萨尔浒之战，明朝三路丧师，损兵折将，军事力量大大削弱了。首先是将士的数目明显地减少了。有人说明朝在这次战争中遭到的损失是“三路凡丧师九万，马四万，辎重器械无算”。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1，《辽左兵端》。明朝投入作战的兵员总共或许只有九万，可能还要少点，说损失达九万是夸大了的数字。王在晋说的数目更接近真实。他说：“阵亡道镇副协参游都司通判守备中军千把总军官共三百一十余员名，并印信一颗；阵亡军丁四万五千八百七十余员名；马骡驼共二万八千六百余匹头只。今阵回见在并召集官军共四万二千三百六十余员名。”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根据王氏的记载，我们不但知道了明军在战争中的损失，还知道战争刚结束时的明军现存力量。他在同一文献中说明朝兵主客出塞官军共八万八千五百五十余员，阵亡者超过一半，现存的又不足作战时的一半。
第一部分战后双方力量的对比（2）
后金在萨尔浒之战中损失人员极少。他们自己说仅仅死了不足二百人，诸贝勒大臣无一损伤《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译注，第2册，111页。。这或许有意少说其伤亡，以显示得天之助，胜利巨大。但是明朝人也没有说他们打死打伤很多后金官兵。杨镐奏报杜松、马林败亡的消息时，也只说杜松出口至二道关，“生擒活夷十四名”。马林一军阵上“斩首六级”。刘一路交战激烈，持续时间较长，打死打伤后金人员多些。仍据杨镐奏报，刘领军于二月二十九日行至马家口，与后金伏兵相遇，“斩获真夷八十五级，生擒夷汉八十八名”。三月初一日，镇江游击乔一琦，在距赫图阿拉一百二十里处与后金五百余骑相战，“马进忠单骑杀入贼队，砍伤夷贼三人，斩首一级，行至五里外，复斩首三级。朝鲜副元帅金景瑞与金廷苏斩首一级”。徐九思从叆阳边外出口，在离边二百余里处，“撞遇达贼，斩首一十五级，生擒男妇五名”。初三日，刘的兵丁在深河子斩首二级，生擒一名。刘一路生擒斩获共二百一名颗参见《明神宗实录》，卷580，杨镐的两次奏疏。。说刘一路斩获最多的是三千级谈迁：《国榷》，卷83，5132页。。而四路明军总计斩获后金兵丁不会超过五千名，其中的确无诸贝勒大臣。后金在萨尔浒之战中基本的军事力量没有损失。
不仅如此，萨尔浒之战以后，后金的兵员数目还有了迅速增加，其军事实力在主要方面超过了明朝。朝鲜人李民说：后金以前有长甲军八万余骑，步卒六万余名，今则长甲军十万余骑，短甲军亦不下其数［朝鲜］李民：《建州闻见录》，42页。。这证明萨尔浒之战过后，后金有了二十万的武装部队。同时，后金在可能转化为战斗力的一切方面都得到了相应的改善和发展。他们通过掠夺增加了财富，原来缺衣少穿，价钱昂贵，贫者至衣不蔽体，战后由于抢掠都穿上了鲜艳的服装。更基本的是后金在国内大力发展农业和手工业。赫图阿拉的周围农人耕地，牛羊被野。而且随着占领地区的扩大，在临近明朝的边界上筑坚城，且耕且守。虽然一时占领的土地比不了明朝的广阔，但是它拥有的实际战斗力越来越大。
与后金不同，明朝自萨尔浒之战失败，朝野内外到处被埋怨、失望的悲观情绪笼罩。内阁大学士方从哲就说：“三路丧败之后，人心不固，兵气不扬”《明神宗实录》，卷583。，可谓一时的真实写照。因此，萨尔浒之战本来是由明朝发动，后金处于防守地位的一次战争，结果后金不但保住了它作为国家政权的存在，战后它又在各方面得到了巩固和加强，特别是对明朝由被动转变为主动，以它越来越优于明朝的军事实力向明朝发动了持续不断地进攻，直到把它灭亡，大清代替明朝而统一全国。
第二部分后金进攻的新策略（1）
天命四年（1619年）六月的一天，当着炎炎夏日，后金的决策者们激烈的争论使人更加感到酷暑难熬。那时在攻下开原以后，努尔哈赤严肃地对诸贝勒大臣发下指令：“我们都不要返回都城（赫图阿拉）了，就在界藩筑城造屋住下吧。骑兵都不要过浑河，可在边境放牧马匹。”诸贝勒大臣无不惊愕，他们没有理解这位后金汗说话的意图。随后经过一番商议，他们共同提出：“不如回到都城去，修盖马厩，割草喂马，用水洗刷，马一定膘肥体壮。士兵们回到了家还可以整顿器械。”
努尔哈赤坚持自己的主张，对诸贝勒大臣的不同意见进行说服。他说：“这不是你们懂得的。当此炎热的六月，行军已经二十天。从这里回家，路程远近不等，有的需要二三日可到，居住在都城东边的需三四日才能到。现在天气热，路又远，马到哪天才能喂肥呢？我想住在界藩，让马在这个地方放牧，早日肥壮起来。八月还要打大仗。”参见《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译注，第2册，134～135页。这场争论由努尔哈赤的一番解释平息了。努尔哈赤并诸贝勒大臣都从国家的利益出发，一致搬到界藩驻扎，牧马于边境之地。为了坚定他们的意志，随后又把他们的妻子也都接到这里一起团聚了。
后金发生的这场争论正是一个信号，表示这个政权的进攻战略已经改变。虽然新的战略一时尚不能被所有的人理解，但是努尔哈赤是非常明确的，也是要坚持推行下去的。这位后金国汗自1583年起兵，至此已经过三十六个春秋，戎马倥偬，往来冲杀，终究没有超越明朝给他划定的界限。尽管他的属下有时也越过边界做些零零碎碎的剽窃和抄掠，但每次也是随进随出，来去匆匆。1618年，他一反过去“忠于大明，心若金石”参见孟森：《清太祖告天七大恨之真本研究》，载《明清史论著集刊》上册，210页。的态度，公开与明朝决裂，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城之战。但是他领兵真正攻下来的抚顺城及周围几个城堡并没有占领它们，他进行了屠杀掠夺，带着俘虏和投降的人畜数十万返回了旧地。大军撤退，拆毁了抚顺城。当时他动员自己的军队是因有“七宗恼恨”，兴师的目的是报仇雪恨。在此之后，他惹怒了明朝，不是他们，而是大明对后金大兴挞伐，发动了空前规模的进攻。这就是有名的萨尔浒之战。明朝投入近十万之兵，四路出师，真要把这个新兴的国家扼杀于襁褓之中。事虽凑巧，但的确不是天命注定，结果明朝以三路丧师惨遭失败。这已是后金天命四年（1619年）三月初，距努尔哈赤进攻抚顺城恰好近一年的时间。后金对明朝进攻的新策略就在这之后显示出来了。
恩格斯曾经说过，处在“野蛮时代”的人，“他们是野蛮人：进行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进行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以前进行战争，只是为了对侵犯进行报复，或者是为了扩大已经感到不够的领土；现在进行战争，则纯粹是为了掠夺，战争成为经常的职业了。”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60页。满族贵族刚刚建立的后金国家，它对明朝最初发动的战争的确是为了对侵犯进行报复。满族是16世纪末、17世纪初才登上历史舞台的民族，她在新的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及其先世女真人在明朝二百多年的统治下历经艰难，受明朝统治者的压迫剥削之苦。他们是被统治者，是受害者。即使到了萨尔浒之战，明朝统治者妄想经此“大举”，也要把他们斩尽杀绝，明军所定的十四条罚约，凡涉及后金兵者只强调杀无赦参见《明神宗实录》，卷579。原订十四款罚约，只有一条讲到俘虏子女家属，其余涉及军兵者皆讲如何斩杀及报告等。。所以后金国内万众一心，同仇敌忾。他们以英勇善战，保卫了民族和国家的生存。战后，他们在策略上的明显变化就是由对侵犯进行报复转成掠夺财物和占领土地。为此，他们照旧用复仇做动员宣传，但实际的要求远远超出了复仇的范围。萨尔浒之战以后，努尔哈赤以后金国汗的名义告诫他的部下说：“前日之捷，天也。勿以屡捷为可恃，我必得辽，然后可以生活，你当以尽死于辽东城下为心云。”［朝鲜］李民：《建州闻见录》，46页。夺取辽沈是后金新策略的最大目标。
为了夺取辽沈，后金又相应做了其他诸多方面的改变。如根本重地的转移。赫图阿拉自1603年“筑城居住”《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1616年努尔哈赤于此被上尊号“覆育列国英明汗”，此城号称大城，迄今十几年过去了，它的地理位置和建筑物的寿命都不适应新的形势了。到1619年，朝鲜人李民身临其境，目睹“外城颓圮几尽，外城内居人尽移之者片（界藩）云”。［朝鲜］李民：《建州闻见录》，41页。界藩距沈阳百余里，距辽阳二百余里，是后金与明朝防守重心较为临近的险要地方。努尔哈赤在天命三年就决定于明朝接近的界藩山上筑新城［朝鲜］李民：《建州闻见录》，46页。。萨尔浒之战以前又派了一万五千人去那里运筑城之石。战争一打完，四月三日又继续筑界藩城，架屋居之。他要走向更加广阔的天地，舍弃赫图阿拉，说服诸贝勒大臣及居民携家带口搬到界藩居住，就是有意识地把后金的根本重地西移，以便直接进军辽沈，实现占有全辽的雄心。也要给明朝造成政治和军事威胁，更好地破坏他们的战守。在这前一年努尔哈赤就说过：“因为要和大明国进行战争，如出兵打仗，我们居住大城西边的兵还方便些，东边的兵相距过远，实在太辛苦。若在西边靠近明朝的界藩建城居住，诸贝勒大臣就可以到明朝的边界以内放牧牲畜，使明朝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