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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改年号曰天聪。从此，后金国的历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努尔哈赤逝世两个月后，十月间，忽报明宁远巡抚袁崇焕派都司傅有爵、田成及李喇嘛等三十四人赴沈阳，一为努尔哈赤吊丧，一为祝贺新君皇太极即位。这个出乎人们意料的举动，不禁使人惊讶。后金与明一直处于交战状态，袁崇焕采取的这一行动，无疑是化干戈为玉帛，向后金表示了和好之意。但他真正的意图，是借此机会探听后金内部虚实，想直接试探对方是否有议和的意图。袁崇焕锐意恢复明在关外的疆土，他制定了一条“恢复之计”，这就是：“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之说。”《明史袁崇焕传》，卷259。和谈作为战守的辅助手段，有利于实现他的“恢复之计”。他派代表团去沈阳的真意原来如此。
思想敏捷的皇太极完全掌握了袁崇焕的脉搏，也就顺水推舟，极为热情地欢迎这些陌生的来客，以丰盛的酒宴和慷慨的馈赠款待他们，还让他们参观八旗兵的雄姿盛容，极力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傅有爵一行在沈阳逗留了将近一个月才返宁远。临行前，皇太极派遣方吉纳、温塔石等七人随明使回访袁崇焕，献上貂皮、人参、银两等礼物，另有他的一封信，明确提出两个政权言归于好的原则，要求袁崇焕作出肯定的答复，他才能考虑具体设想《清太宗实录》，卷1。。
皇太极从一开始就对和谈持积极的态度，时时表现他对此事的热心。而且越到后来，他对和谈表现出越为迫切的心情，不惜通过一切可能的途径，频频向明朝传达他要求停止战争、实行和解的良好愿望。人们不禁要疑问：一向以进攻取胜的后金仅遭到一次宁远失败，为何一而再地求和？他是真求和，还是假求和？俗话说，胜败乃兵家常事。战争从来都不会因为一城一地之得失而结束，何况明与后金的战争正处在胜负难解的阶段，双方任何一方都不会自动找上门要求议和，不能不令人感到迷惑不解。的确，古往今来的历史充满了种种复杂纷纭的现象，但只要作一认真分析，也就不难揭示它的真谛。
首先要看到后金所处的形势及国内状况。到努尔哈赤去世前，它已经领有广大的疆土，与明鼎足而立。它的东南已达鸭绿江，与朝鲜为邻；北至嫩江，与蒙古接壤；西越辽河，与明朝相峙。后金正好处于这三股势力的包围之中。努尔哈赤迁都辽阳就意识到这一危险的形势。他把明朝当成主要“敌国”，视蒙古、朝鲜为“内顾之忧”《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为了摆脱被包围的险境，他不惜“一时之劳”，“惟远大是图”《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先把都城从偏僻的赫图阿拉迁至辽阳，又从辽阳再迁沈阳。努尔哈赤采取军事征服的政策，希图依靠它的八旗劲旅，先征服它的主要敌国——明朝，然后征服其他两股敌对势力。但他的这个战略目标远没有完成他就去世了。他的继承者皇太极更深刻地看到后金所处的险恶环境。他曾对其兄代善说过：“皇考收服诸国，创立基业，并把它留给了我们。如今，汉人、蒙古、朝鲜四境逼处，都与我对立，而且哪个国家不被我征讨？天下之人谁不在图谋我们呢？所以我们要努力图强，勉勤国政。”《东华录》天聪五年六月。在努尔哈赤晚年，后金与朝鲜虽没有触发大规模战争，但双方的矛盾日趋激化。朝鲜坚定地站在明朝一方，并从道义上、物资上支援明朝对后金的战争。这使后金深感一个同明友好的朝鲜的存在，已构成它的心腹之患。处于分裂状态的蒙古有一部分被明拉拢到自己一边，经常威胁后金的侧翼。努尔哈赤倾注全力攻明，夺得了辽沈广大地区，从而取得了牢固的立脚点。这是后金浴血奋战所获得的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胜利。但是，皇太极看到，随着对明战争的扩大与深入，后金势必受到朝鲜与蒙古的牵制，不能放心大胆地同明争战。因此，如果要夺取战争的胜利，必须投入更多的兵力和物力，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解除朝鲜与蒙古的“内顾之忧”。欲达此目的，就要缓和同明的关系，即暂时放弃对明的大规模进攻，以和谈的策略稳住明朝，以便使自己腾出力量进攻朝鲜，剪除腹背心患，再进而降服蒙古。这样，它就会突破“四境逼处”的险境，全力以赴和明朝争衡。
第四部分后金对明的议和策略（2）
从明与后金的力量对比来看，皇太极认识到，后金不可能在短期内战胜明朝。宁远战役的惨败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天聪二年（1628年）有一份佚名奏本，对双方的强弱之势作了深刻地分析。他说：“南朝（即指明）历代二百六七十年，武弱文强，法久弊生，上下欺罔，贿赂公行，至万历末年而纪纲大坏矣。先皇帝（指努尔哈赤）席卷河东，已成破竹之势，怀疑中止，是皇天之所以留大明也。”经天启七年明日见衰败，“虽师老财匮，然以天下之全力毕注于一隅之间，盖犹裕如也。”《明清史料》甲编，《天聪二年奏本》。从全局看，明朝经年用兵，弄得兵疲财尽。但是，它把全国的物力、财力与兵力集中于一个局部地区，还是相当充裕的，明朝苦心经营山海关和辽西宁锦防线，就是一个明显的事例。它所投入的兵力和粮饷及武器装备都绰绰有余，足以抵挡住后金的进攻，即使拼消耗，也不会在短期内伤损它的元气。明人曾分析双方强弱，说：“我兵虽少，有民不患无兵；奴众虽强，能守即不为弱。”《明清史料》乙编。这意思是说，明朝有众多人口，是兵力源源不断的来源。后金虽然一时强盛，如果能守住已得领土，还不会衰弱下去。反之，它不能守，就会被庞大的明军吃掉。这一点，连后金内部的人也认识得十分清楚，认为“中国众大，未易卒国”。《明清史料》甲编。因为“他家（指明朝）天下二三百年，他家疆域横亘万里，他家财赋不可计数。”《天聪朝臣工奏议》，《宁完我请变通大明会典设六部通事奏》。皇太极至晚年曾兴叹：明朝“虽兵马屡挫，城池屡失，而国势屹然未倾”，其根本原因是，“明初规模详备”，基础牢固《清太宗实录》，卷37。。这就决定明朝不能速亡。
同样，由于后金本身的力量有限，也不能速胜。皇太极和他的诸贝勒大臣及汉官们都认识到，后金“地窄人稀，贡赋极少”，财力不足，“全赖兵马出去抢些财物”《天聪朝臣工奏议》，《胡贡明陈言图报奏》。。每当出兵之际，“俱欣然相语曰：‘去抢西边（指明朝）。’汉人闻我动兵，亦曰：‘来抢我矣！’”《天聪朝臣工奏议》，《王文奎条陈时事奏》。但抢掠并不能保证生活的来源。为了出征，不得不“卖牛典衣，买马制装，家私荡然”。《天聪朝臣工奏议》，《宁完我等谨陈兵机奏》。后金的另一弱点，兵力不足。为弥补兵员，不管老幼一律征兵，“儿子当差，孙子又当差，至于爷爷差事还不去”，甚至一家生三四个儿子都得“当差”，而“老子差事不去”《天聪朝臣工奏议》，《扈应元条陈七事奏》。。未成年的少年即当“壮丁之差”，而老至六七十岁，连有残疾的人亦不能免壮丁之差《天聪朝臣工奏议》，《胡贡明谨陈事宜奏》。。“当差”，即当兵。据朝鲜记载，后金国从十岁小儿，到七十老翁，无不从军朝鲜《仁祖实录》，卷45。。百姓所受征兵打仗之苦是相当深重的。因此，他们对战争的积极性无从发挥。尽管动员“全民”皆兵，其兵力来源不能不受到人口少的限制。辽东地区总人口以“百万生灵”为最高额数计《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佟养性谨陈未议奏》。，按后金满洲三丁抽一《清太宗实录》，卷17。，蒙古三丁抽一披甲《清太宗实录》，卷55。，汉人十丁编兵一名《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中，《丁文盛等谨陈愚见奏》。等规定计算，它进关前的最高数才有十四万六千余名。这点兵力是不能与明相比的。前有广宁之役，一城驻军即近十三万。
后金不仅财用不足，兵力不足，而且由于努尔哈赤晚年实行错误的政策，加深了内部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造成国势不稳，在政治上削弱了它的控制力量。他的败政，集中表现为采取民族歧视与压迫的政策，特别是在进军辽东过程中，大肆屠戮汉族人民，因而也遭到汉族人民与明兵的强烈反抗。这方面的事实在《满文老档》、《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中都有大量记载。他去世后，许多大臣都持批评态度，以此为教训，设法改善政治。汉官宁完我提出，过去“策多疑过杀，不知收拾人心，而天即以辽土限之耳”。《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胡贡明陈言图报奏》。因不得人心，而不能再向辽东之外扩大。努尔哈赤时，辽东人多逃亡，“不知昔年去者，皆因杀戮之余，故痛心切齿，宁死不降。”《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王文奎条陈时事奏》。到皇太极时，汉官胡贡明尖锐指出：“今我皇上凡有出兵，房屋烧毁，土地荒芜，如此行事如何使人归心，而上天乐助与乎？”《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胡贡明谨陈事宜奏》。所有这些，都是弊政，给后金带来了严重的政治影响，从而削弱了后金的国力，即所谓“家邦未固”《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张弘谟等乘时进取奏》。。
宁远之战暴露了八旗兵的许多弱点。“野地浪战”是后金的优势，而“南朝万万不能”。在宁远战役前，明兵一直采取对阵的打法，连连失陷领土。袁崇焕总结以往的教训，改变战术，变野外浪战为“婴城死守”，后金骑兵在坚城之下，迅即丧失优势，无所施其技。其步兵亦缺乏攻城经验，它们以往同明兵的胜负决于城外战场，攻城则非所长，“每每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