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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聪元年（天启七年，1627年）正月，皇太极派遣大军侵入朝鲜，迫使其屈服，暂时解除腹背之患，从此，后金可以一意向西伐明。后金侵朝的战略意图许多有识之士都看得很清楚。登莱巡抚李嵩很有远见地说：“夫虏之恶鲜，以鲜之服我。关、宁在前，乐浪（指朝鲜）在后，虏实有意西向而忌其尾之也。”谈迁：《国榷》，卷88。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很正确的。入朝之役历时仅二月余结束。三月，大军返回沈阳。这时，皇太极得到一重要情报：明兵正在加紧修筑锦州、大凌河、小凌河诸城，在其周围实行屯种，作固守的打算。他意识到，明修城筑堡，屯种土地，其战略意图十分明显：一是阻挡后金继续西进，一是作为恢复旧疆的前哨阵地，这必然直接威胁到后金的生存。他当机立断，命令他的兄弟子侄同八旗将士连续作战，力图抢在这些城堡完工之前，或其立足未稳之时，一举攻克。五月六日，他下令七兄阿巴泰、侄儿杜度等留守沈阳，而自率大军朝锦州方面进发。
明朝对后金一直保持高度的警惕。多年的战争，痛苦的教训，已使明朝深刻认识到后金绝不会停止它的进攻。虽然取得了宁远大捷，也未使它感到轻松，掉以轻心。相反，它以疑惧的目光时刻注视着后金的一举一动。备战的观念在明统治集团中是很强烈的。特别是到秋收季节，它更担心“彼（后金）日日能来，我刻刻当备者也”。《明熹宗实录》，卷70。这反映了明对后金怀有很深的疑虑。身在抗金斗争最前线的袁崇焕正确估计到“（后金）若犯，必攻锦（州）、宁（远）”九龙真逸：《东莞五忠传》，卷上。。还在宁远战役结束不久，他就提出了“防奴”的基本指导思想，说：“防奴即巧计奇谋，不外高城池深，利兵坚甲。”《明熹宗实录》，卷67。接着，他又向皇帝疏陈辽事“治标治本”方法，提出了防守锦、宁及山海关的战略。他指出，后金兵远来，利在速战，“能战之兵又利在得战”，而明兵只须“一味死守”，使兵临城下的后金兵无法与它交战，而陷入困境，只有使它陷入困境，才能有办法把它打败。他说：“臣布置于关外二百里内，或断或续，亦合亦分，有守有不守，必图一恰当以报，断不令敌近关门。关门只紧闭，不令一兵出入，便是万全胜算，不贪功便无由致败”。这就是“治标”之法，是从战术上说的。所说“治本”，则体现了带有战略意义的根本性问题。他说，往年用兵辽东，或二十万、三十万，他用兵只须六万余，且多用于修筑城池，防御兵力还是“以辽人守辽土”，兵虽少，可以发挥多种作用，即“且守且战，且筑且屯”，抚绥西部蒙古以抗拒辽东的后金。每年屯种收入增多，可以减少海运的麻烦。实行“大段坚壁清野以为体，乘间去惰以为用，随机应变，如水到渠成”。以此方略“治本”，就会足食足兵，“战则不足，守则有余；守既有余，战无不足。不必侈言恢复，而辽无不复；不必急言平敌，而敌无不平！”九龙真逸：《东莞五忠传》，卷上，20～21页，参见《明熹宗实录》，卷70，14～15页，所录为简，唯《两朝从信录》照原疏录入。。
袁崇焕的这篇“平辽”方略，总结了历年在辽东用兵之得失，综合了以往的经验教训，从政治、经济、军事及用智等诸方面的相互关系论证了他的新方略，这就是战与守相结合，筑城与屯种相结合，坚壁清野与乘虚出击相结合。这些丰富的内容构成了他的系统而完整的战略思想，比起他的所有前任都大大前进了一步。在征得熹宗批准后，袁崇焕立即将他的方略付诸实施。
第四部分后金再次攻宁锦（2）
（一）筑坚城。明取得宁远之战的胜利，一条成功的经验就是凭坚城固守。后金兵一经从宁远解围撤兵，袁崇焕等就请经费大修城堡。特别是宁远以东诸城被后金兵破坏得十分严重，极待修复。他曾同内臣刘应坤、纪用及总兵赵率教三人并马巡历锦州、右屯、义州、广宁并及以东地方，所见各城从灰烬之余，“颓垣剩栋”，到“白骨累累，残冢依稀”《明熹宗实录》，卷71。。袁崇焕认为，把这些被破坏的城邑重新修复具有重大的经济及军事意义。他在给朝廷的报告中指出，从山海关到宁前长二百里，但北负山，南临海，其狭窄处不及三四十里，在这条狭长的走廊地带驻兵六万、马三万，还居住商民数十万，地狭人稠，“无以为耕”，全靠内地供给，就会造成供不应求，民贫而士马不强，而且“人畜错杂”，更易生灾害。因此，他建议筑锦州、中左所（辽宁锦县南）、大凌河三城，可使明兵再向前推进一百七十里，从而扩展了兵民的生计。兵民屯驻诸城，“且耕且练”。后金兵若来，“我坐而胜”；它若不来，亦坐守自困。这三城“皆系扼要之区，为我进取之地”《明熹宗实录》，卷75。，能否建成，“天下之安危系之，此三城不得不筑，筑而立刻当完者也。锦州三城若成，有进无退，全辽即在目中”。故“战守又在关门四百里外，重障万全”。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7。根据袁崇焕的计划，从天启七年正月开始动工，同时修复，议于一年内并力完工，合计工时，拟以四万班军分班筑城。在三城动工修复前，从山海关到关外已有各城继续加固，“前屯城包而未完者完之，宁远被雨覆圮者补而永固之。中后、中左复屹若金汤”。《明熹宗实录》，卷79。到天启六年底，“山海关濬壕筑城，扼险置器，壁垒一新”。《明熹宗实录》，卷73。中前、右屯、宁远等城“业已鼎新，所谓重关累塞矣”。《明熹宗实录》，卷75。袁崇焕还计划于宁远再添筑两座辅城，以为犄角，各堡增设铳台，以为应援。宁远以东，仍安哨探，就地为耕，一有情况，就集中到宁远固守《明熹宗实录》，卷63。。袁崇焕说：“山海、前屯、中后、中右，今已坚雄如前日之宁远也。”《明熹宗实录》，卷79。被派到关外监军的太监刘应坤熹宗鉴于“文武不和”，欺隐朝廷，特于天启六年三月四日作出决定，设“镇守内臣”随军参与军务：设立镇守山海关等处太监一员：司礼监秉笔太监总督忠勇营兼掌御马监印务刘应坤；左右镇守太监二员：乾清宫管事提督忠勇营御马监太监陶文、纪用分守中军；太监三员：乾清宫打卯牌子忠勇营中军御马监太监孙茂霖、武俊、王朝都在山海关驻扎。他们的任务是清查粮食、器械数目、官兵马匹强弱，据实直写，密封起来，随时驰报皇帝。实际上，这些太监充当特务，监督文武将吏的言行。熹宗这一决定使内外百官感到震惊，纷纷上章奏，反对此举，要求收回成命。熹宗逐一驳回，置之不理。太监监军又成为明末一大弊政，迅速破坏明的政治、军事。见《明熹宗实录》，卷64，4～6页。在写给熹宗的奏疏中，报告他亲眼所见的事实：“今设备更严，城势增高，堡垒更固，著著皆实，毫无粉饰。”《明熹宗实录》，卷71。
（二）兴屯田。兵法云：千里馈粮，士有饥色。进则因粮于敌，退则寓兵于农。袁崇焕以此兵法为据，主张在建城守城同时，实行兵民屯田，以减去“千里馈粮”之忧，就地取军饷，“以省运饷”，则“舆情咸顺，美利可兴矣”。其办法是，从国家供应关外驻军的粮食四十余万石中，减运十二万五千石，把它折成十万两银，解至宁远，专作买牛及耕具的经费。此事由深通屯田之法的文职一员“专董其事”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6。。但熹宗认为，军情紧急，不知后金何日突至，“正当厉兵秣马，严以防御，屯田事从容酌议”。《明熹宗实录》，卷71。因而这项计划被搁置起来。拖了两个月，到十一月，袁崇焕再次上疏，详细阐述屯田的必要性及与防御的关系，要求批准实行。在这篇疏奏中，他提出屯田“七便”与不屯田的“七不便”。举其要者，全辽兵食全靠天津截漕供应，而国家储备日减，不能保证供给。此兵食经由海运，河北与山东百姓很受拖累。兵不屯种，无家可依，亦无固守之念。此地不出粮，故食价日贵，便涌到蓟门贩运，而夺蓟门之食，致使蓟门因辽无粮受到冲击，处境困难。屯田的好处很多，例如，兵以屯为生，可以长久居此，使外籍兵变成“土著”即当地人，又无征调的骚扰，通过屯种，把那些“游手之辈”淘汰，使兵更精。屯种则有草有粮，人马足食，使一镇富强起来。城堡周围土地都开垦耕种，地与地之间，有沟有坝，有封有植，高下纵横，逼使后金骑兵不得驰奔长驱《明熹宗实录》，卷73。。袁崇焕力主屯田兴利除弊，终于说服了熹宗，表示赞许，但叮咛他“悉心区处”，免致错误。
第四部分后金再次攻宁锦（3）
（三）以辽人守辽土。熊廷弼第三次经略辽东时，在朝廷内外曾有过辽人守土的议论。但他断然否定辽人的作用，认为“辽人必不可用”《明史熊廷弼传》，卷259。，所用兵必征调于外省。而到孙承宗时，则反其道而行之，决策“出关用辽人”，就是说，关外疆土应当由辽东本地人担负起保卫的责任。他把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