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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认为,用偏袒式的或者用投票表决式的方法来解决国际关系问题是根本不行的。邓小平批评了那种认为只需要同两个方面加强外交关系的看法,他主张从三个方面扩大对外联系,即扩大同西方发达国家的联系;扩大同苏联及东欧各国的联系;扩大同“第三世界”国家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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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苏中经济联系的主要形式是贸易。尽管近年来遇到了一些困难,其中包括世界原料价格下跌,但是两国1988年的贸易额还是比1987年增加近30%。
近几年来,就像边境贸易这种富有前景的交往形式,获得了特别迅速的发展,当然,这一切还没有到头。我们合作的潜力还很大,一些经济贸易的重大问题待我们去解决。
中国领导人对于发展同苏联的关系持肯定态度,并且相信,这方面存在的一切障碍都会克服。邓小平指出,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以后,应该建立新型的关系。中苏政治和经济的新型关系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并且应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加以发展。中苏关系正常化不会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
邓小平曾经说过:“结束过去,开辟未来——这就是我们面临的任务。”
他认为,中苏关系完全正常化是中国实现自己战略目标的一部分,是中国为巩固和平和建立国际新秩序做出的一个新贡献,是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部分。
1989年5月苏中的高级会晤为此开创了广阔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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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霍林沃思:
邓小平是“活着的周恩来”
克莱尔·霍林沃思是世界著名的政治新闻作家。1939年9月1日,她最早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新闻,因而闻名遐迩。她长期担任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者,负责报道世界上重大的政治的军事新闻,霍林沃思多次访问我国。
1973~1976年,她担任《每日电讯报》驻北京记者,其间曾多次会见和访问过我国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她现任香港大学教授,同时兼任香港亚洲研究中心的研究员。
1985年,霍林沃思完成了《毛泽东和他的分歧者》一书,由于该书用以观察、分析、记述问题的基本方法比较科学,态度也比较客观,并且占有作者大量亲身采访的第一手材料,因而在国际学术界和我国读者当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作者不仅明确指出了“毛泽东还将作为伟大的民族英雄永远活在世人心中”
,而且对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朱德、彭德怀等人对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巨大贡献,对他们卓越的智慧才能和优秀品格都表示了由衷的赞赏和钦佩;同时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表现了明显的贬斥和厌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霍林沃思用了大量的篇幅记述邓小平在建国以后,特别是在十年动乱期间在政治上的沉浮;记述了邓小平在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期间,人民群众是怎样同情、拥护邓小平的;记述了邓小平同林彪、“四人帮”一伙进行的惊心动魄的斗争经历。下面的内容是从《毛泽东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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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歧者》一书中摘译的。
毛泽东热烈支持邓小平复出
众所周知,毛泽东和江青在政治上有分歧,因为江比毛更“左”。毛泽东知道江青的长期策略是不让邓小平“上来”
,或者最好是仍然“不进来”
,以便使张春桥在周恩来逝世后继任总理,而她自己则逐渐升任为党的主席。事实上,毛泽东和妻子的关系,是从1973年8月党的“十大”
结束到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逝世这段期间,使负责内政外交的中国部长们最感棘手的问题,虽然部长们当时没有明说。在周恩来总理心脏病发作,不得不几乎长期住院后,这种状态更加严重。
1975年1月,权力斗争出人意料地突然停了下来,因为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的邓小平被任命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据说,这是“党指挥枪”的又一措施,但更耐人寻味的则是56岁的上海极“左”派头子张春桥被任命为中华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或者叫总政委。这两个人——务实派邓小平和极“左”派张春桥——当时被普遍认为是毛泽东“去见马克思”
之后党的主席这一职位的主要竞争者。
推迟很久才于1975年1月召开的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法律:党的主席同时又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高统帅。此前,一直由红军时期的老将们组成的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也由党的主席兼任。
最近一些年来,无论是邓小平还是张春桥都没有统帅军队的经历。著名的1934至1935年的万里长征开始以前,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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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曾在红军中从戎5年,他在战争时期主要是当政治委员。
但在解放战争的最后时期,他成为第二野战军的指挥员之一。
1949年春天,这支军队在长江两岸广阔的战线上进行了一系列运动战,打败了统治者。尽管直到1954年以前,邓小平在名义上仍是第二野战军和西南军区的政委,负责指挥军队,但解放以后,他实际上主要是负责党务、政务和经济建设。
邓小平担任总参谋长以后,有了组织制造和试验核武器的权力,并逐渐从身患重病的周恩来总理手中接过了政府权力。
毛泽东强烈支持对邓小平的任命,但江青却极为恼火,拼命反对。主席家中的服务人员后来谈到,毛泽东和江青就邓小平问题发生争吵。江青不无理由地认为,邓小平的上台将使张春桥不可能在军队中坚决贯彻坚持“红”
而反对“专”
的路线。
到1974年底,邓小平又接过了周恩来在负责外交政策方面的工作,包括接待所有重要的海外来宾。
人们还注意到,邓小平在1974年春天访问法国以后,信心显得更足。
这种信心自1973年4月复出以后不断增长。
此前他因被包括张春桥在内的极“左”派诬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遭罢免,随后整整6年未在公众面前露过面。
重要而有趣的是,邓小平对张春桥政治史上的劣迹虽然了解,但在当时他却未曾披露。
这些肮脏的内幕直到审判“四人帮”
时才揭露出来,其中包括在“文化大革命”
中对邓小平进行的纯粹“莫须有”
的诬陷。
尽管如此,仍然难以想象这两个人怎么能在一起共事。
后来,一位政治局委员告诉我,当时,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曾“恳求”不大乐意的邓小平为了党的团结和张春桥一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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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因而同意让步,开始与这位新的政治部主任共事。毫无疑问,周恩来总理认为,邓小平坐在总参谋长的办公桌上,自然能对张春桥在军队中支持极“左”
派的活动起到遏制作用。
当时,许多消息灵通的外交家们一再说,只要极“左”分子们公开表示同意周恩来在外交事务中的“开放”政策,极“左”分子们就会真心实意地参与。事实证明,这些外交家们是大错特错了。
早些时候曾采取措施,以便在周恩来和国防部长叶剑英生病时进行重大军事决策,处理核武器研制工作以及确保“决不容许枪指挥党”。于是成立一个似乎不大可能的三头机构,由党内第三号人物王洪文、副总理邓小平和极为重要、很有希望的北京军区司令员陈锡联组成。但是,这个机构很快便烟消云散了。
周恩来毫不隐讳地希望邓小平接班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去世。这对压抑了两年(1974~1975)之久的权力斗争的公开爆发起了催化剂作用。
尽管他已78岁高龄,尽管他的去世早在预料之中,但举国上下对他的去世依然无比悲痛。江青抓住周恩来卧病之机,小心翼翼地采取各种措施蒙蔽毛泽东主席,以竭力阻挠对邓小平的提升。
然而,邓小平提升是在预料之中的自然而然的事。
在过去的一年里,邓小平实际上起到了总理的作用。
当时主席本人也疾病缠身,但“内部人士”透露,是因为江青的阻挠,他才没有参加任何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活动。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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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向遗体告别、火化以及把骨灰撒在“他热爱的祖国的各个角落”的仪式。并且,人们还注意到,毛泽东没有公开说一句悼念“老战友”的话,尽管可以肯定,他从他常看的电视屏幕上看到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的失声恸哭。从长安街到八宝山的送葬行列里,中央领导集团的代表仅有极“左”分子王洪文和毛泽东生前的警卫员汪东兴二人。对此,外交官和外国记者们大惑不解。但普遍感到欣慰的是,应总理生前的请求,在1月15日的追悼会上,邓小平致了悼词。周恩来总理生前曾毫不隐讳地希望邓小平接任。
在北京的外国人对邓小平没有被任命为总理、没有公开露面这个情况十分关注。他们相信毛泽东主席最终会任命邓小平担任总理,因为邓曾受到过周恩来总理的悉心栽培。
1月末,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忽然发现邓小平又一次失宠了。
当时,我想买一张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出版的照片,那是1973年在党的“十大”上邓小平与周总理的遗孀邓颖超在休息室的合影。我查到了这张照片的索引号码,但柜台里面的人硬说没有这张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