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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事件成了第二次打倒邓小平的借口。但是，在１９７８年秋季，曾在１９７６年下令民兵进入天安门广场的北京市市长吴德被解除了职务，天安门的示威被宣布为“革命事件”。
官方的舆论工具如今大张旗鼓地歌颂两年半前聚集在广场上的示威者们的英雄主义。在党作出这前后两次结论之间的这段时间内，天安门事件作为群众反对专制的民主要求的表现而具有巨大的象征意义。……当民主运动在天安门周围不断发展时，党的领导人在俯瞰广场的会议厅里集会，准备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全会于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８～２２日正式召开。
事实表明，这次全会是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史和社会史上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
三中全会是邓小平及其“实践派”的一次决定性（即使还不是完全的）胜利。一大批邓小平的支持者进入了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这使邓小平能有效地控制这两个机构。多次被称为“凡是派”
的成员暂时还没有被正式解除党内职务，但是，他们负责的比较重要的政治和经济事务已转手他人。华国锋依然是党的正式主席，但是在全会上他除了这一头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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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已没有任何实权。在全会上，华国锋被迫作了“自我批评”
，此后他便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仅仅行使一种形式上的职能。
１９８１年，华国锋不得不交出他的政治头衔和权力。
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最受到颂扬的决定是“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不久，经济改革就成为后毛泽东时代历史发展的主要潮流。
继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在北京的三中全会上获得胜利之后，邓小平又于１９７９年１月底成功地对美国进行了访问，它标志着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正是邓小平在政治上交的好运，才使他得以完成毛泽东和周恩来在７年前开创的这一外交历程。这使邓小平本来就已十分引人注目的形象又在国外增添了光彩。
但是，邓小平很快发现他在国内有着对手。
１９７９年初，曾经在１９７８年的最后几个月中帮助过邓小平巩固权力的民主运动，无论在成员上还是在规模上都在增长。……他们表现出一种不妥协的反抗精神，并否定党的政治领导。一些人还重新提出了过去的极左主张，认为中国存在一个特权“官僚阶级”的统治。
１９７９年春季，政治开始作出反应，查禁了非官方刊物和组织，逮捕了“民主运动”的领导人。如今，牢固地确立了自己作为国家“最高领袖”地位的邓小平，谴责这些人是无政府主义者和犯罪分子，指责他们恢复使用了“文化大革命”的有害的政治方式，因此，他要求取消“四大”……
在控制下层民主运动的同时，邓小平也在上层巩固他对党和国家机构的领导，他有计划有步骤地把所有被认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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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派”
的人从权力位置上撤换下去，并换上他所信任的人员。
１９８０年２月，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凡是派”的多数成员被撤了职，其中有汪东兴。直到１９７６年逮捕“四人帮”时，他一直是中央警卫部队的首脑。还有原来大寨大队的领导人陈永贵，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跃居政治局委员。
“极左分子”担任的职务由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指责为“右派分子”的老资格的党的领导人接替。为刘少奇平反，最集中地反映了当时的政治潮流，这位中国共产主义历史上最突出的列宁主义者在死后又被恢复党籍，“文化大革命”
对刘少奇的清洗被指控为“我们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
不久，在一种彬彬有礼，但却十分重实效的气氛下，华国锋正式在政治上倒台。……
１９８０年９月，他正式辞去了国务院总理的职务，以让位于邓小平亲自选定的继承人赵紫阳。
而在同年年初，决定恢复党中央书记处（邓小平曾领导过这个机构，后来被毛泽东废除）
，华国锋本来就没有实权的党中央主席职务已纯粹成了一个空名。邓小平最亲密的追随者胡耀邦被任命为党的总书记。
１９８１年６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华国锋默默地放弃了党的主席职务这一空名。在这次会议上，党还作出了对毛泽东的正式评价。一年后，华国锋又失去了政治局委员的职务，随后便仅仅是党的中央委员会的３４８名委员中默默无闻的一员。这是安排给这位毛泽东的第一位也是十分平庸的一位接班人的荣誉位置。
１９８２年９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共产党员已有４０００万之多）第十二届全国代表大会将邓小平一手创造的政治新秩序奉为神圣。
邓小平称这次大会是自１９４５年以来党的历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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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大会的主要贡献在于，它批准了邓小平的新经济政策、改革（很快便开始了部分改革）及党的人事变动。胡耀邦总书记被确认为党的领袖，废除了党的主席一职，这使中国共产党的结构与苏联共产党十分相似，……
大会指责许多基层党员具有极左倾向，极左一词现在被广泛用来指对执行邓小平的政策缺乏热情或缺乏效率。尽管邓小平宁愿在幕后领导党，安排自己的信徒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但是，在１９８１年，邓小平实际上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这是毫无疑问的，当然，也确实没有任何人对此表示怀疑。
毛泽东评价问题
邓小平建立后毛泽东的秩序不仅需要清除他的政治对手，启用忠实于人民共和国的新领导人，而且还需要破除对毛泽东的神话。……毛泽东曾预言，未来还要进行多次“文化大革命”
，而他的继承人则决心证明，决不会再有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了。
然而，要对毛泽东进行严肃的历史评价，是一桩十分危险的政治事业。这不仅因为，已故的主席形象在群众的心目中依然是神圣的，而且还因为，对后毛泽东主义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来说，不管他们对这位他们与之长期共事的前领导人个人怀有什么感情，他们所奉行的政治路线必然要回溯到历史上的毛泽东。正是出于这些历史的和政治方面的考虑，１９８０年夏，当党的高级领导人起草关于毛泽东的正式评价时，邓小平指出：“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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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要把毛主席的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前，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要把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在一次很能反映邓小平心境的讲话中，邓小平谈到，要对毛泽东的功绩作出“适当的评价”
，同时提醒人们说，否则，“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通不过。”……
但是，邓小平的目的并不是把毛泽东与“四人帮”联系起来对待。邓小平恰恰是要通过把毛泽东与“四人帮”区别开来以拯救历史上的毛泽东，尽管他现在所拯救的是一个声誉已大大降低并且也像普通人那样犯过错误的毛泽东。把毛泽东与“四人帮”分开是通过区别“错误”与“罪行”的方式进行的，这种区别是１９８０年夏天由邓小平决定的。
……邓小平的许多意见都强调要“肯定”毛泽东对革命事业的伟大贡献并批评他的政治思想错误。虽然有一些党的干部（主要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对毛泽东抱有怨恨，但是，邓小平和党的其他老干部却意识到了把毛泽东作为革命合法性的象征在政治上的必要性。……
毫无疑问，大多数后毛泽东时代的党的领导人私下里对毛泽东的评价要比１９８１年６月通过的决议的评价要低，但是，官方决议在批评毛泽东“左”倾错误的同时，又对他作出了赞扬，这决不只是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新领导人要寻求政治上的合法性，它还反映了现在的领导人对早期毛泽东的真正的尊敬和由衷的钦佩（如果不是装模作样的话）
，即对作为公认的革命领袖、中华民族的解放者的毛泽东，以及在受“错误的‘左’倾”观念影响前曾经（一度）是一个杰出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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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现代化论者的毛泽东的尊敬和钦佩。
那些蒙受过多年耻辱，有时还遭到过迫害而现在又重新获得权力的党的老干部，十分留恋地怀念在自己的早期革命生涯中作为党的领袖的毛泽东，以及在５０年代初期和中期领导新中国建设事业的毛泽东。他们把５０年代前７年视为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黄金时期。对于邓小平及其伙伴来说，他们对毛泽东的赞扬决非仅仅出于现实的政治考虑，他们还力图恢复１９５７年前，即在毛泽东还没有陷于有害的极左和乌托邦观念以前的“纯粹”的毛泽东主义。正如老资格的经济决策者陈云所评论的那样：“如果毛泽东在１９５６年去世，那么，毫无疑问，他是中国人民最伟大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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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布莱：
邓小平第一个洞察到“两个凡是”的错误
杰斯·布莱是美国著名的传记作家，在他的《胡耀邦传》一书中，作者用大量的笔墨描写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特别是作者根据他所掌握的大量材料，怀着对邓小平的高度敬意，对有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刻意进行了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