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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称。我回想１９８０年审判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案件时，由于复杂的特殊的历史背景，在工作过程中，对犯路线错误和犯反革命罪要不要严格分开？对那几个十恶不赦的反革命罪犯开不开杀戒？
这两大问题，党内党外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充分发扬民主中，小平同志倾听多种反映，集中正确意见，经过党中央讨论和国家司法程序，作出了只审判犯罪行为，犯罪和错误分开，不开杀戒的重大决策。事情过去十年了，回头看一看，想一想，这多么英明，多么正确！
小平同志１９８３年的‘严打’战略决策，同１９８０年对‘两案’审判和１９８２年对打击经济犯罪的决策一样，充分显现了伟大无产阶级战略家的品格：高瞻远瞩，明睿智慧，高屋建瓴，势如破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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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云松：
邓小平不忘故旧
汪云松，字德薰，四川爱国知名人士。
曾经当过清朝的四品道台，重庆商会会长。
他具有维新思想，曾筹组留法勤工俭学会重庆分会，先任会长，后又任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董事长。从筹组分会、建立学校、募集资金、办理签证，直到最后送走毕业生，汪先生都是亲身所为，极尽热心。邓小平就是从他筹办的这所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毕业后赴法国的。如果说四川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倡导人公推吴玉章，那么重庆留法勤工俭学的功臣，则当属汪云松。
１９４９年重庆解放后，一天，西南军区派了几个人到汪云松家，汪不知凶吉，没敢见。第二天，又来了辆吉普车，把汪云松接到军区。
原来是当年留法勤工俭学会预备学校学生、现在的西南军区政委邓小平请他作客吃饭。汪云松回来后很是高兴，逢人便说：“小平真不错，我现在才晓得，共产党也不忘故旧！”
当年汪云松先生筹办留法勤工俭学事宜，只是出于爱国热情，要培养搞实业的人，走实业救国的路子，也许并没有想到培养了一批共产党人。汪先生那种办学的热忱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做了共产党大官的学生几十年后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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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忘记他。
１９５０年第二届全国政协开会时，汪云松先生应邀前去北京列席，他回来后讲，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宴会，头一桌的主人是毛主席，第二桌有小平同志，他也坐在第二桌。
小平和陈毅分了工，小平同志请客，陈毅宴会后用自己的车子送他回招待所。
５０年代有一年，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出国访问途经四川时，还特意会见了汪先生。
汪老先生爱国，解放后也爱共产党，他把自己多年珍藏的文物都捐献给了国家。汪老先生有一对心爱的古瓷瓶，他把装瓶子的楠木盒子刻上“东方红”三字，送给毛主席作为祝寿之用。按我们党的规矩，共产党的领导人是不祝寿，不收礼的。当时在重庆统战部工作过的一位同志说，小平同志知道了这件事，跟统战部的人说：“要了解汪云松。”
于是，作为特例，统战部收下了这份礼物。统战部的这位同志说，后来小平同志还说过，汪云松为我们国家培养了两个副总理——指小平同志和聂荣臻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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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玠然：
邓秘书长不但管事多，而且责任大
黄玠然，浙江浦江人。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咨议委员会常委。早年曾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部、秘书处工作。抗日战争期间，在山西第二战区牺牲救国同盟总会任宣传部长、组织部长，后任上川企业公司总务处长、办事处主任。
１９４５年至１９４９年，任上川企业公司协理。
建国后，任华东纺织管理局秘书处长、华东纺织工学院副院长。
１９５０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５２年后，任全国工商联副秘书长，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全国工商联秘书长、常委，民建第一、二、三届中央常委，第五届中央咨议委员会常委，第六届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会顾问，是第二、三、四、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大革命失败后，党中央迁上海，黄玠然与邓小平同在中央机关工作。
１９２９年邓小平被派到广西后，黄玠然接替邓小平担任中央秘书长。黄玠然十分清楚当时的情况，尤其是有关邓小平的情况。他说：第一次认识邓小平是１９２８年，那时在上海同孚路柏德里有一个两楼两厅的房子，那就是中央的一个机关，当时由彭述之夫妻、陈赓的夫人王根英、内部交通科主任张宝泉和白戴昆等同志以房客的关系住在里面。实际上这个地方负责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我们都称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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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央办公厅。
那时周恩来同志和小平同志每天都来这里，中央各部门、各单位都来请示工作。属机关事务性的问题和技术性的问题，小平同志作为秘书长进行处理解决。中央和各部门、各地区来请示的问题，如要人、要经费、汇报工作和请示中央的问题等等，周恩来同志能解决就当场解决，不能解决的和重大的问题，就交到政治局会上去讨论决定。恩来同志实际相当党内日常工作的总管。我当时在党刊工作，也是去请示工作，在那里头一次见到恩来和小平同志。他们非常忙，请示工作的人很多，有时还要排队在外面等。
１９２９年小平同志要调往广西以前，我准备接他的工作，因此也参加一些政治局在熊老板（注：指熊瑾玎）那个机关的会议，有两三个月的时间，这时接触的时间就多了。政治局开会，由总书记向忠发主持。
会议的内容都是事先定好的，都是讨论专门的问题。
如工人运动，国际形势，经济问题，全国和局部地区的形势、策略、对策、方针，工作方法和斗争方法等等，都是大的问题。每次讨论的问题都由主管这一工作的负责同志作中心发言，其他同志围绕中心发言谈看法和意见。发言不能时间太长，不能长篇大论。向忠发有时也很能发挥一通，但没有水平。发言最多的是周恩来，他了解的问题多，管的工作多，准备又充分，还常常写好发言提纲，特别是关于苏区的工作和军事工作，他发言最多。小平同志是秘书长，负责记录（有时也请别人记录）
，但他也发言，因为秘书长有权发言，也有权提出问题。因为秘书长要负责处理政治局会议决定的工作，起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责任很大。
秘书长知道的事情多，处理的事情多，所以他的工作直接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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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到中央的安危。小平同志的特点是发言不多，但发言和提问都很有份量，他虽然沉默寡言，但说的话深入浅出，容易懂。有些人很能说，但常常说得不知所以然。会议以后，秘书长还要负责起草一些文件，文件的一切处理过程都由秘书长负责。秘书长还要负责管中央机关的秘书处的工作，可以说，秘书处不但管的事多，而且责任很大。
我们开完政治局会，有时在熊老板家吃饭，朱端绶做的一种鸡汤煲牛肉我们最爱吃。
吃饭的时候大家总是又说又笑。
小平同志也爱说笑，而且诙谐得很。
我对小平同志印象很深，他是非常镇静的，非常谨慎的，而且可亲得很。
黄玠然老人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秘书处的组成和工作。自然，他是最了解邓小平在上海工作期间这段历史的了。他回忆，作为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协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处理日常工作。除了列席和参加各种会议外，还要负责文件、电报、交通、中央经费、各种会议安排等工作。由于上海处于敌人的严密统治之下，环境非常险恶，因此当时的中央领导同志需要不断地变换居住地点和姓名，像周恩来这样重要而又出名的人物，更需要注意隐蔽，住处有时一月半月一换。为了秘密工作的需要，中央领导同志之间，都互不知道住处，而邓小平则掌握着所有中央负责同志和中央秘密机关的地址。
他熟悉所有中央机关的地点和秘密接头地点，对于上海的大街小巷、里弄，他都相当熟悉。为了掩护，他当过杂货店老板，当过古董店的老板。据当年在中央机关工作的张纪恩回忆，中央在五马路的清河坊机关楼下的一杂货铺，就是邓小平开的，卖香烟、肥皂、火柴等。可见当时环境的危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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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工作之艰难。后来形势越来越恶劣，敌人利用外国巡捕镇压、特务监视、叛徒告密等各种手段，破坏党的地下组织和捕杀党的领导人。在大革命失败后的３年内，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江苏省委代理书记赵世炎、中央政治局委员罗亦农、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彭湃、中央军事部长杨殷等先后被叛徒出卖被捕牺牲。尽管党中央采取了许多措施，成立特科，除掉了一些奸贼，但终因叛徒出卖，机关遭严重破坏，在上海站不住脚而于１９３１年下半年陆续转往中央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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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端绶：
邓小平爱开玩笑，但很文雅
朱端绶，湖南长沙人，１９２５年在长沙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一代共产党人。入党后，她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深入湖南农村，对当地阶级状况开展调查，为毛泽东提供了许多宝贵素材。１９２８年至１９３１年，她和熊瑾玎同志一道在上海党中央政治局机关工作，并结为夫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