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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朱瑞主任催他写一个连队讲话材料，他说：‘这个好办’。马上找来一张纸，用一支铅笔，没有桌子，就在膝盖上写，很快就写好了。这也是他的特点。“
特别抓干部教育
红军东征回师后，蒋介石调集军队准备对陕甘宁根据地发动新的“围剿”。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决定向陕、甘、宁三省交界之国民党军事力量薄弱的地区实行西征。
从１９３６年５月至７月底，红军迅速扩展了根据地，红军和地方武装力量都得到相应发展。
此后一段时间，局势相对稳定。利用这个机会，部队进行了训训和教育工作。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宁夏七营川办了一期学习班。
据梁必业将军回忆：“东征回来以后，我们筹了款，筹了粮，还从山西带回不少的骡子。西征以后，仗打得少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部队已开始与我们搞统一战线。
这段时间里，小平同志任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是朱瑞。邓管党的组织工作、宣传工作和教育工作，特别是抓干部教育。我们这些人，从小参军，要讲比较系统地学政治常识，就是在这个时候。学习班的课，从政党、领袖、群众讲起，讲社会发展史。我们听课，讨论，还测验、打分数。朱瑞、小平同志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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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课。
许多部队的同志在这里把参加革命的朴素的阶级觉悟，逐渐向理性上升，建立了理性觉悟。“
当时在一军团做侦察工作的苏静将军也说：“１９３６年小平同志组织我们学习，办了一个多月的学习班。
学世界知识，学社会发展史和马列主义。小平同志给我们讲课，给我们发学习资料，出卷子考试，还打分数。有时开讨论会，我们问问题，他解答问题。以前我们大多数时间都是打仗走路，这次小平同志组织的学习，使我们学到了不少的东西。“
据梁必业将军介绍，政治部除了抓学习教育工作以外，还要管敌军工作和对东北军的统一战线工作。同时，宁夏是回民居住比较稠密的地区，因此，还要开展对回民的工作。另外当地哥老会的势力很大，也要注意对他们的工作。这些工作大部分是由邓小平管的。
对干部要求很严
１９３７年２月２２日，红一军团到达甘肃宫河镇一带，军团政治部驻王家楼。
梁必业将军说：“在王家楼，我们住一个小院子，两个窑洞，小平同志和我住北面的一个，警卫班住南边的一个。周围有一个小围墙，东面有一个小菜园，我们租来修了一个‘克拉克’球场。我们每个人每月发５元钱，邓的钱由我管，他喜欢喝可可粉，我有机会去三原时就给他买点。吃饭政治部一个锅，很简单，有时有肉。我们军团政治部有一个炊事员是从江西来的，会做红烧肉，来军团开会的干部都喜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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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部吃红烧肉。邓的生活很简单，但很规律。吃完晚饭后，他常去散散步，然后又看书，疲劳了就打打克拉克球，或者看看战士们打篮球。邓同总部联系多，特别与当时的总政副主任杨尚昆联系多，杨每次来信都是鼓鼓的一大信封。邓几乎每天都要去驻在宫河镇的军团司令部看电报，或者和聂荣臻、左权同志他们去谈事情。邓对干部要求很严，他说：‘我这个主任，是要管师长的！
‘一军团的师长、政委们，不管谁到司令部来，都要到政治部来请示邓主任。我那时当总务处处长，机关的一些同志想买点好的东西，买好一点的信封信纸，连浆糊也不想自己做了，想买香糊用，邓批评了，以后就不敢了。
１９３７年上半年，刘伯承、萧克他们率领的援西军经过宫河镇时，他们都来王家楼看了小平同志。小平同志还对他们说：‘你们的任务艰巨呀！
‘西路军失败后，援西军停在庆阳一带，后撤回陕北。中央召开了一个一、四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批判张国焘的错误，中央委托杨尚昆、罗瑞卿和小平同志三个人负责。开会的地点就在我们王家楼。尚昆同志来后，和小平同志、我三个人住一间房子，罗瑞卿个子高，一个人住那间警卫班的房子。这次会议的组织工作由我们政治部负责，要管组织会议、生活和安全保障。这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
梁必业将军满怀感慨地说：“我们一军团前后一共有过五位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两任，时间最长。小平同志两年，在他的那个时期军团政治工作主要由政治部主任来抓。朱瑞任过一段，李卓然时间最短。我学习做政治工作，第一个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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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帅学习，第二个是向小平同志学习。
小平同志有理论水平，写作能力强，有用不完的精力。“
１９３７年１月，因朱瑞调任红二方面军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接替朱瑞任一军团政治部主任，主管一军团的政训工作。
邓接任后军团政治部办了政训班，军团直属机关的干部在这个学习班里，有计划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发展史。
梁必业将军对那段生活记忆犹新，他说：“我们进行军事和政治训练，学习中央瓦窑堡会议决议，学习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
学员们每天早上起来出操、跑步，学军事、武器、运动战，还搞比武活动。政治课是小平同志给我们讲。他每天早晨起来看书、备课。他备课的时候，不让我们吵。他给我们讲课，讲政治经济学，从商品的两重性讲起。他给我们讲什么是劳动，劳动创造价值，给我们讲社会主义必然会代替资本主义。我们一礼拜上一堂课，课堂是自己搭的。在院子里，我们用席子搭了一个棚子作教室，一个黑板，向老乡借了二十几个长条板凳。邓每次都是一到时间就讲课。有一次供给部的人迟到了，邓一开课，拿起笔就在黑板上写下：‘供给部迟到。
‘写完就开始讲课。供给部的人来了，一看这几个字，赶快悄悄坐下。邓没有批评人，但是以后再没有人迟到了。小平同志给我们讲的都是基本道理，很朴素的道理。许多工农出身的干部，都是第一次接受这样的系统教育。他还教我们唱国际歌，因为国际歌是外国歌，许多人不会唱或唱不准。我学会唱国际歌的音调，就是从邓那里学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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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７年六、七月时，邓小平接替傅钟，担任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总政治部副主任，也同时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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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宇：
他们是一座威严的山
杨国宇，１９１４年生，四川仪陇人。
１９３３年参加红军。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宣传员，第三十一军九十一师二七四团排长，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译电员。参加红军长征后，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司令部译电员、译电组组长、机要科科长。抗日战争胜利后担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军政处处长，中原军区司令部交通队队长，运输司令部副政治委员，第二野战军十一军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青岛基地参谋长，训练基地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副参谋长、参谋长，海军副司令员。
１９６１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杨国宇曾在刘邓大军内工作１３年，并主要在司令部工作。
与邓小平直接接触较多，对刘伯承的军事思想和邓小平的领导作风与思想发展的轨迹有较深的研究。先后编著了《刘伯承用兵要旨》、《刘邓麾下十三年》、《邓小平二十八年间》（合编）
、《二十八年间——从师政委到总书记（一、二、三编）
》（合编）等有关刘邓的书。
陈赓真的只怕邓小平
毛泽东晚年对邓小平说：“人家有点怕你。”杨国宇对此是有体会的，他说：“这个‘怕’字，据我的理解，也是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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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同志办事果断，很有权威。而要形成这种权威，决不是单纯地依靠发号施令，而是要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艺术。“
多年来，邓小平语重心长地提出了党在工作中要有权威。
由此，杨国宇想起了战争时期的往事。他说：“我曾在小平同志统率的部队里工作多年，在一次次血与火的战斗中，我深深体会到，小平同志每当紧要严重关头，总是能正确地维护和运用权威，实行纪律，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指示去夺取胜利。”
这也是与小平同志平时对纪律抓得很紧的缘故分不开的。记得邓小平在《关于部队工作问题的报告》中说过：“党的路线、党的政策，在全军中人人都能够办到和必须办到的，就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不能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只看成是上级的简单规定，只看成是群众纪律问题。应知道，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办到了，一个革命军人才是够了格，只靠冲两次锋是不够格的。“
邓小平认为，只有实行铁的纪律，才谈得上权威，纪律是建立权威的基础；权威是实行纪律的保证，也是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必不可少的保证。
１９４０年夏天，我军发动了举世瞩目的百团大战。一二九师参加了这次战斗。战前部分干部产生了对自己力量估计不足，甚至有的人被敌人的嚣张气焰所吓倒，对抗战失去了信心。邓政委针对这一右倾情绪的表现，专门下达了一个重要文件，要求部队振奋精神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同时刘邓联名向部队下达了关于作战指导思想的指示。这就为进行百团大战的第一阶段——正太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