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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活中形成了共同的文化和民族心态，经过儒家学说的总结提高，升华为一种统一的观念。由于汉族地区优越的自然条件和汉族人民的辛勤劳动，这一主体部分从秦汉以来一直是东亚大陆经济和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对其他政权和民族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这固然也导致了其他民族的入侵，但更促进了民族之间的融合。由于这一部分在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巨大优势，尽管它不止一次成为非汉族的统治区，但军事上的征服者一次次成为经济和文化上的被征服者，甚至征服者的整个民族也被融合在汉族之中了。要是没有这一主体部分的存在，或者这一部分的经济和文化力量不足以影响并融合其他民族，那么，在东晋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辽宋、宋金那样的分裂以后就不可能再恢复统一的局面。而历史事实是，这样的统一不仅恢复了，而且统一的范围越来越大，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
另一方面，非汉民族同样为中国的统一疆域的形成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首先，中国的边疆最早是由非汉民族开发经营的，在这些地区归属于中原王朝或者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之前，一般都已经有了一定的经济文化基础和一定数量的人口，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或者结成了政治实体。百越民族对于岭南、东南沿海和山区的开发，巴、蜀、“西南夷”、蛮、僚、俚、僰等民族对西南的开发，肃慎、东胡、夫余、挹娄、鲜卑、乌桓、高丽、靺鞨、奚、契丹、女真、满等民族对东北的开发，匈奴、鲜卑、丁零、突厥、回鹘、契丹、蒙古等民族对北方的开发，西域各族、羌、突厥、回鹘、党项、蒙古、回、维吾尔等民族对西北的开发，羌、吐谷浑、吐蕃（藏）等民族对青藏高原的开发，台湾的当地民族对台湾岛的开发，都是这些地区最终成为中国疆域一部分的前提和基础。由于边疆地区自然条件不如中原，一般都有地势高寒，地形崎岖，气候炎热或寒冷，潮湿或干旱，土地贫瘠，植被过于茂密，疾病流行，交通运输不便等不易克服的困难，所以在开发过程中尤其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进行艰苦卓绝的奋斗。这些民族还在创造适应当地具体条件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产生了适应当地条件的制度和精神文明。
其次，儒家的大一统学说虽然有其积极作用，但也有其消极的一面，那就是只注重汉族农业区，忽视周围牧业区和未开发地区，把统一的范围局限于中原王朝和汉族人口。所以历史上一些武功赫赫的汉族政权，尽管多次进入了蒙古高原，却满足于凭借“天之所以限胡汉”（老天爷用来隔离胡人与汉人，见《汉书·匈奴传》）的长城为界。对于边疆地区的得失往往并不在意，甚或麻木不仁。汉、唐、明这几个曾经有很强国力的汉族政权都没有能将别的农业区和牧业区统一起来，相反，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大统一都是由来自北方的非汉族直接或间接完成的。东汉开始的北方民族的南下虽然引起了几百年的分裂，但正是以非汉族的统治为基础的北方政权最终实现了南北统一。崛起于蒙古高原的元朝和发祥于长白山下的清朝都是以北方民族为基础，进而统一南方汉族地区的。
所以，如果没有非汉民族对边疆的开发，不是由他们来打破传统的统一观的局限的话，统一的中国疆域也同样不可能出现。
第二节 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统一
任何一个政权或部族对疆域的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为了保证自己的生存。因此，在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后，无不以各自的生产需要为选择取舍的标准。汉族很早就成为单一的农业民族，汉族建立的中原政权无不以农为本，以农立国，也就是以能否适应农业生产作为开疆拓土的前提。前面提到的中原王朝的主要部分，就是一个最适宜的农业区。而在这一区域之外，在生产水平比较落后的条件下，一般还难以开发。例如这一区域的北界并没有明显的地理障碍，但寒冷和干旱的气候却限制了农业的发展，所以即使在北方的游牧民族退却的时候，中原王朝的正式政区也很少越过这一界限。汉族移民的主要流向是南方，直到南方人口相对饱和以后，才不得不转向东北、台湾等地和海外。
牧业民族对自然环境的要求较低，往往满足于游牧生活，只要能从中原获得茶叶、纺织品和金属工具等必需品就会年复一年地“逐水草而居”（顺着有水源和牧草的地方迁居）。即使进入了农业区，牧业民族也不会自觉改变生产方式，这就是为什么元朝初年会有人向皇帝建议将汉人统统赶走，将他们的耕地全部辟为牧地。
人口数量也是对疆域范围的一项重要制约因素。人口太少，就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扩大疆域。即使一时扩大了，也无法维持下去。西汉时的人口大约是6000万，在其正式行政区（不含西域都护府辖区）内的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不足14人。在自己的疆域内还有大片处女地的情况下，扩大农业生产或获得经济利益就不能成为对外用兵的正常理由。非汉族政权在进入中原地区以后，都避免不了本民族人口太少的矛盾。清朝入关以后，举族内迁，东北几乎成为无人区。本族既无起码的人口加以经营，又不许汉人开垦，就只能采取划为禁区的愚蠢政策，结果使俄国侵略者轻而易举地攫取了大片土地。但是人口的增长必须以生产的发展为前提，在历史上的中国这样一个自给自足的地域范围内，如果不能生产出足够的粮食和生活必需品，人口数量就无法维持，更不会增加。19世纪中叶中国的四亿多人口就是完全由本国疆域内生产的食品和生活必需品供养的。
随着生产的发展，人口不断增加，传统的农业区已经无法满足开垦的需要了。另一方面，由于技术的进步，宜农的范围也越来越大，由平原、河谷扩展到丘陵山区，由温带推进到寒温带、热带。对于解决了温饱的人们来说，产于边疆地区的皮毛、药材、土特产等有了更大的需求。近代工业兴起以后，内地对边疆的木材、燃料、矿产和其他资源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大。在发展生产的过程中，牧区和边疆的人民也意识到自身的局限，逐步开发适宜本地的农业和副业。他们对内地的需求不再仅仅是茶叶、布匹，而是更广泛的生产和生活用品，技术、知识和文化。总之，逐渐形成了内地离不开边疆，边疆离不开内地，汉族与少数民族互相支持、互相依靠的关系。如果说在古代，农牧界线和内地边疆的畛域只能靠武力才能暂时打破的话，那么在近代，生产的发展和由此产生的经济合作、文化交流已经足以取代并且超过武力的作用了。
生产的发展提高了人们克服地理障碍的能力，使原来视为畏途的江河、山脉、丛林、沙漠、海洋不再能限制人们的往来，更不能成为划分疆域的天堑；也使原来无法开发利用的土地成为人们的家园。灵渠的开凿便利了岭南的开拓，丝绸之路的出现促进了西域与内地的联系，航海技术使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能在海南岛设置行政区，使公元3世纪的孙吴政权能远航台湾，甘薯、玉米、花生、土豆等新作物的引进和推广，使山区和边疆大大提高了对移民的吸引力。19世纪中叶的清朝能够建立起疆域如此辽阔的统一国家，正是在这范围内的地理障碍得到一定程度的克服的结果。
第三节 顺应历史潮流的政策巩固了中国疆域
在清朝以前，中原王朝也曾经拥有过包括农业区、牧业区在内的地域，统治过由汉族和其他民族共同组成的国民。但是它们的疆域往往不能持久，更难以巩固。由汉族统治者建立的中原王朝大多无法有效地控制边疆地区，像唐朝这样强大的帝国，极盛疆域也维持不了几年。而非汉族以武力进入中原又会对农业经济造成极大的破坏，像元朝征服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过程就是一场大屠杀和大破坏的悲剧，以至整个元代都难以偿付统一的惨重代价。
但是清朝统治者采取了一些顺应历史潮流的政策，大大减少了统一过程的负面效应，也使统一的疆域得到了巩固。
首先，清朝及时调整了对汉族的政策，使自己成功地统治了发达的农业地区，也使中国疆域的主要部分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成为扩大统一范围的基础。清朝取消了明朝后期的苛捐杂税，改革了赋税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采取了一系列争取汉族士人效忠的措施，使它被大多数知识分子接受为明朝的合法继承人。在清朝的政权确立以后，除了满族的地位大大提高，满族文化的影响有所扩大以外，中国的传统制度和文化几乎原封不动地延续下来了。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使清朝在与准噶尔的长期战争中有了可靠的后方和强大的实力。
其次，清朝对少数民族实行了符合实际的切实可行的政策。这当然与清朝统治者本身出自少数民族，因而对以往汉族统治者的歧视政策有切身体会有关，但更主要的是他们吸取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的结果。清以前各朝对边疆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统治的方式，一是扩大正式行政区域的范围，即与内地汉人地区一样设置郡县府州，一是设立都护、都司等军事机构控制下的羁縻单位。但前者不适应游牧民族和人口稀疏地区，强行设置既会招致当地人民的不满，也使朝廷背上了沉重的财政包袱，难以长期维持；后者过多地依赖军事力量，行政系统大多形同虚设，一旦军队撤退或优势丧失，控制权也就随之取消。前面已经提到，清朝在东北、内蒙古、青海、新疆和西藏设置了不同形式的政区，比较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难题。以蒙古为例，清朝建立的盟旗制度就是一项有代表性的创举。它既适合蒙古族以游牧为主，流动性大，人口稀少的特点，又加强了朝廷对盟、旗各级的控制。从蒙古归入清朝的版图以后，蒙古地区一直保持着稳定，还为清朝提供了精锐的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