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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去一个星期发生的事情使阿米蒂奇在南越的服役有了一个英雄壮举般的收场。在昆山岛附近，南越海军集结了大约90艘舰船。船上有至少2万名外逃的南越人，其中大多数是海军人员和他们的家属，也包括钟将军。这些舰船没有食品和水，其中一些基本不能出海。阿米蒂奇是美国海军在越南人这支船队里唯一的代表。
阿米蒂奇决定将船只和难民驶往约一千英里以外的菲律宾。大多数船只的状况都做不了这次航行。至少60艘船被凿沉了，有的是被炮火击沉的。2万名越南人挤进32艘船；有3艘原来是美国海岸警卫队使用的船，每艘通常搭载170名水手，现在每艘船塞进了 1 500 名越南人。阿米蒂奇向国防部拍发了急电，结果派人给船只送来了食品和饮水。从5月2日至7日，阿米蒂奇的越南船队在3艘美国军舰的保护下，驶往菲律宾的苏比克湾。由于过度拥挤，船上发生了打斗甚至交火。
当船只抵达苏比克湾时，费迪南？马科斯总统和菲律宾政府企图阻止这些仍然悬挂着南越旗帜的船只进入菲律宾水域。在美国官员、菲律宾官员和越南难民参加的紧张的谈判中，阿米蒂奇再次充当中间人和翻译。终于在5月8日找到了解决方法：在阿米蒂奇协助安排的正式仪式上，船只降下它们的越南旗，悬挂上美国旗，然后驶入苏比克湾。对于阿米蒂奇，在七年多之后，越战终于结束了。
第17节：士兵和水手（8）
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越战的惨败对那些参战的和没有参战的所有“火神派”产生了相似的影响。在越南的失败，导致他们致力于重振和保持美国的军事实力。理查德？切尼、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保罗？沃尔福威茨以及科林？鲍威尔和理查德？阿米蒂奇的职业生涯都无一例外。明显地重视从军事角度分析外交政策问题，这是在小布什政府里掌权的这个班子不同于他人的主要特点。
冷战初期掌管美国外交政策的那些“智者们”并不缺乏处理军事问题的经验。比如，他们中的约翰？麦克洛伊和罗伯特？洛维特二人，曾在二战中担任作战部长亨利？史汀生的高级副官。但是，在更早的这代人看来，军事问题上的经验并不像具有更广泛的外交、国际法和商务经验那么重要。那么，毫不奇怪，二战后那一代人的领袖人物，对建立能够进一步拓展美国利益的永久性新国际经济、法律和外交体制和机构（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及马歇尔计划等）的兴趣，要浓于对建立新的军事机构（如北约）的兴趣。相比之下，“火神派”在美国军事实力的问题上精力充沛，富于创新，而对建立新的外交或经济体制和机构则热情不足。
一方面，“火神派”对军事实力有共同兴趣；另一方面，他们中间在什么时候使用军事实力和如何最好地保持这种力量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这些分歧源于越战时期他们的不同经历。
美国撤出越南30年之后，保罗？沃尔福威茨对那场战争和那场战争究竟应不应该打，仍然抱着一种复杂的心情，这不符合他的性格。在2002年的一次采访中，他提到，越战当时像是一项崇高的事业；他指出，新加坡的李光耀等领导人坚信，美国迟滞了共产主义在整个地区的发展，从而“挽救”了东南亚。另一方面，沃尔福威茨接着说，美国牺牲的人数这么多，战争在美国社会引起了这么深的分歧，那么打这场战争是否值得，这是一个合理的质疑；美国似乎“超支”了美国的实力。
沃尔福威茨能够超脱出对越战的强烈感情，这反映了他自身的背景。越战期间，他大多数时间在学术界。他在研究生院的导师、核战略家艾伯特？沃尔斯泰特不是越战的坚定支持者。虽然沃尔斯泰特在政治上是保守派，但他总是把越战看做是精神错乱，是一次错误的行动，它消耗了美国的能量，把美国的注意力从重要得多的与苏联的长期竞争上转移开来。
鲍威尔和阿米蒂奇没有沃尔福威茨那样超脱。他们帮助在东南亚打的这场战争，成为他们对认识美国外交政策和美国与世界的关系的核心因素。
越战使鲍威尔始终对有可能削弱美军的实力、名声和作战能力的军事行动持谨慎态度。换言之，在鲍威尔看来，保持美国军事实力的主要办法，是少用和慎用。于是，越战的经历便产生了温伯格主义和鲍威尔主义：先要有明确和集中的目标以及强有力的公众支持，然后再发动战争；一旦开始战争，必须动用压倒优势的力量迅速夺取胜利。鲍威尔往往不信任那些在华盛顿而不是在战场上获得国防问题经验的官员们。当文职领袖要求在海外采取军事行动时，鲍威尔有时会把他们视为越战中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的现代翻版。
鲍威尔在与五角大楼的文职领袖打交道时，经常会想到他们的越战经历或者缺乏越战经历。在谈及他在老布什政府里与国防部长迪克？切尼似乎很和谐的合作关系时，鲍威尔在自传中写道：“这个没有穿过一天军装、在越战中以在校就读和有了孩子借口获得了缓役的人，立刻控制了五角大楼。”
阿米蒂奇从越南汲取了许多与鲍威尔相同的教训。他也信奉温伯格—鲍威尔主义包含的谨慎和压倒优势力量的原则。
阿米蒂奇还从越南获取了其他一些教训。教训之一是，美国特别是在亚洲必须保持盟国和自己的承诺至关重要。美国从南越撤军激怒了他，因此，他迫切地要确保美国不再有“逃跑的父亲”那类的行为。在后来的几十年里，阿米蒂奇成为华盛顿对强大的盟友和美国在亚洲永久驻军的一位主要支持者。除了迈克？曼斯菲尔德大使外，过去30年中，没有一位美国官员像阿米蒂奇这样与日本保持了如此密切的关系。
第18节：士兵和水手（9）
其他“火神派”对盟国的看法要消极得多，只要有必要，他们宁愿美国独自行动。尤其是拉姆斯菲尔德，他在70年代初出任了美国驻北约大使，他怀着对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做决策时采用的冗长、乏味、繁琐的协商过程的偏见卸了任。“拉姆斯菲尔德似乎不喜欢北约，在北约，你得彬彬有礼，得对意大利国防部长客客气气地说话，得应付欧洲人对苏联的错误观点，”在尼克松和福特政府里与拉姆斯菲尔德共事过的一位前官员说。
阿米蒂奇在越南度过的日子使他对美国政府和华盛顿的官僚机构的运作方式有了一点体会。最重要的是人际关系和网络，而不是官僚机构正式运作的方式。阿米蒂奇的第一位文职上司埃里希？冯？马博德，在整个华盛顿建立起一个可以寻求帮助的广泛的私人朋友网，使他掌握了实权。阿米蒂奇在华盛顿建立起类似的网络，根据他在越南参加小部队作战的经验，他重视信任、忠诚和友谊的个人价值。像切尼这样的其他高层官员对工作助手有所保留，保持着职业距离。切尼通常能赢得他们的尊重，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个人色彩并不重，他的助手也随着政府的进退而改换门庭。而阿米蒂奇却培养了一小群忠实的助手，他们跟着他从一个工作换到另一个工作。阿米蒂奇则对高层朋友——特别是对鲍威尔——表现出特殊的个人忠诚。
最后，越战的混乱使阿米蒂奇懂得，事情往往发展太快，这是华盛顿的任何人都无法控制的。战争结束时，阿米蒂奇与至少2万名越南人乘船到了菲律宾，尽管菲律宾总统并不愿意接受难民，而且美国政府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置他们。
回忆起那个时刻，阿米蒂奇说：“我学到一个永恒的道理——宽恕比允准更容易得到。”
注释
① 这段叙述根据2002年8月21日对理查德？阿米蒂奇的采访。
② Lucky Bag yearbook note，由美国海军学院档案馆提供。绰号和举重房的情况由海军学院一同学在采访中提供。
③ 对阿米蒂奇的采访。
④ Colin Powell； My American Journey （New York： Ballatine Books； 1995）； pp。27；34。
⑤ Colin Powell； My American Journey （New York： Ballatine Books； 1995）； p。59。
⑥ Ibid。； p。66。
⑦ 切尼先是由于在校就读后又因有了孩子而缓役。沃尔福威茨因在校就读而得以缓役。
⑧ Robert Timberg； The Nightingale？s Song （New York： Touchstone Books； 1995）； p。91。
⑨ Michael Hirsh；“Hawks； Doves and Dubya；” Newsweek （September 2； 2002）； p。24。
⑩ Peter Beinart；“First Serve；” New Republic （September 2； 2002）； p。6。
Powell； op。 cit。； pp。77？101。
Ibid。； pp。78；86；100？101；127。
Ibid。； pp。126？145。
Ibid。； pp。138？139。
Charles Lane的“Anatomy of an Establishment Career”一文，引用了格伦的信，见New Republic （April 17； 1995）； p。20，该信由一位名叫迈克尔？比尔顿的英国记者公布于众。
Ibid。
Powell； op。 cit。； p。120。
Ibid。； pp。143？145。
Ibid。
2002年9月17日对詹姆斯？凯利的采访。
2001年12月21日对理查德？艾伦的采访；2001年12月10日和2002年7月23日对弗雷德？埃克雷的采访。
2002年10月22日对拉里？洛普卡的采访。
Stanley Karnow； Vietnam； A History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84）； pp。601？602； Eilaine Sciolino；“Cloak and Dagger Retired； Ex？Chief of CIA Remains Hard to Predict；” New York Times； March 30； 1992； p。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