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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的记录来看，超过六十年的年号有两次，即清朝的康熙六十一年（一六六二一一七二二）和乾隆六十年（一七三六一一七九五）。
此外，没有超过五十年但超过四十年的年号，有明朝的万历四十八年和明嘉靖四十五年。
汉武帝在位五十三年（公元前一四零一公元前八七）。但这位皇帝有着改年号的嗜好，从即位时的“建元”到死时的“后元”，实际使用了十一个年号，其中没有一个年号超过六年。唐朝的玄宗皇帝在位四十三年，改过两次年号，开元是二十九年，天宝是十四年。北宋的仁宗在位四十三年，改年号达八次。
在位时间长，不仅要皇帝的寿命长，还必须年轻就即位。而且要皇帝英明。昏庸的皇帝在位都不太长，不是被废，就是亡国。对专制帝国来说，皇帝的资质往往左右国家的命运。
由富有进取精神的青年皇帝实行革新的政治，随着皇帝思想的成熟，逐渐老练地推行——这是理想的形态。不过，白秦始皇以来二千二百年期间，实现了近于这种理想形态的却为数极少。
上述各个年号的期间，除了明代还有点疑问之外，人体上可以说都是该王朝的全盛时期。尤其是超过六十年的康熙和乾隆，中间只夹着雍正的十三年，几乎是互相连接的。
说康熙、雍正、乾隆三代，一百三十余年是清朝的黄金时代，恐怕是没有异议的。雍正皇帝推行告密、镇压的政治，当然不是明朗的太平盛世。但是，它把两个长达六十多年的、罕有前例的太平盛世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就这一点来说．尽管它是短命的，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时代。
这三代可以这么说：康熙是积蓄，雍正是维持，乾隆是散发。
乾隆皇帝散发的方式是极其大方的。镇压新疆回族之乱、台湾林爽文之乱以及各地苗族的叛乱，出兵西藏，远征缅甸等等，在支出军费上毫不吝惜：进而又在完成编纂八万卷的《四库全书》这一空前的文化事业上，投入了巨额的国家经费。歉收之年则慷慨地免去租税。国库简直象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起码从乾隆皇帝挥霍的方式来看，会叫人这么认为。
任何英雄人物，一旦上了年纪，精力和智慧都会衰退的，乾隆皇帝也考虑到这个问题。他在乾隆四十三年下了渝旨。预告自己到乾隆六十年退位。当时他六十八岁，打算再执政十七年，他认为八十五岁是执政能力的极限。
如他预告的那样，他在乾隆六十年退位，以后还活了四年。如果他要执政到死的话，乾隆将为六十四年，超过其祖父康熙的六十一年，开创世界纪录。
把八十五岁看成是极限，这当然是出于乾隆皇帝的那种帝王的过度自信，实际上极限期早就到来，政治已经紊乱，只不过是“乾隆盛世”这个招牌把它掩盖着而已。
嘉庆四年（一七九九），乾隆皇帝一死，乾隆时代的宠臣和绅被处死，他被没收的财产，据说不下八亿两白银。当时政府的岁收为七千万两，就是说，和绅私吞了十年以上的国家岁收。他当过二十年的内阁大臣，换句话说，每年国家岁收一半以仁部落进了他的私囊。
允许这样一个胡作非为的宠臣的出现，这本身就说明了乾隆的后期已经进入了走下坡路的时代。
继乾隆之后的嘉庆皇帝执政的二十五年期间，可以说是一味地掩饰破绽的时代。“乾隆盛世”的过度挥霍，早巳到处露出破绽。不过，嘉庆年间还勉强平定了白莲软和天理教之乱，总算没有发生什么大事而平安度过了。
嘉庆二十五年后，道光皇帝即位。这时已经不是衣服露出破绽的问题，而是肉体上千疮百孔，到处流出积年的脓血了。鸦片战争就好似瞅准了这个不幸的时代而发生的。
据《皇朝通典》，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的人口为一亿九千三十四万人。而大约七十年后的道光十年（一八三零）的《户部档案》，则记载全国的人口为三亿九千四百七十八万余人。
人口增加了一倍，而这期间的耕地面积仅增加百分之十八。总生产量并没有多大变化，而人口增加一倍，平均每人的所得当然相应地减少，国民的生活越来越困苦。
人口的增加应当说是“乾隆盛世”的产物，而继承这份遗产的却是道光的“衰世”。
第4节：逃出首都的诗人（1）
逃出首都的诗人
鸦片战争爆发的前一年，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的四月，一个四十八岁的诗人悄悄地离开了北京。
诗人的名字叫龚自珍，号定庵。他出生于浙江省杭州，母亲是清代著名的学者段玉裁的女儿，他也受过外祖父的启蒙教育，小时候跟外祖父学《说文解字》。父亲是进士出身的高级官僚。应该说，这位诗人是在优裕的环境中成长的。
龚自珍的性格从小就多愁善感，据说在黄昏吋听到如咽如噎的唢呐声，立即就会晕倒过去。他的诗中说：
行年迨壮盛，
此病恒相随。
可见到了壮年之后，他这种因黄昏的唢呐声而晕倒的怪毛病，仍然没有得到矫正。
他四月单身离开北京，九月又北上接家属，但他终于没有进入北京，而是在北京郊外的固安同家属汇合。
看来是为了避入耳目。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有人说是因为他同皇族的爱妾之间的暧昧关系暴露，感到处境危险。也可能是这样。当时都传说他的情人就是著名的顾太清女士，而这种传说也并不是不可能的。
顾太清，字子春，是满族妇女。她容貌美丽，虽是满族，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却造诣很深，是具有杰出文学才能的才女，著有《东海渔歌》和《天游阁诗稿》。她是乾隆皇帝的玄孙奕绘的侧室，也是载钊、载初两个辅国将军的母亲。
她的作品一般被认为不拘泥于格式，具有自由奔放的特点。所以她写的词要比诗好，在清代的词当中恐怕应列入前五位。词又称“诗余”，没有诗那样严格的规则，这种形式轻松自在，适宜于表现个人的情感和情绪。她的性格一定也很热情，讨厌陈腐规则的束缚。
龚自珍也是一个热情洋溢的人。这两位具有绝世文才的多情男女都住在京师，很有可能由于某种机缘而结合在一起。
诗人匆忙离京回乡的原因，虽然还弄不清是否是由于同顾太清的恋爱问题，但离京的情况很不正常是肯定无疑的。
他的神经极其敏感，稍微轻轻一触，那紧绷着的心弦，立即发出微妙的音响。他的这种敏感的神经，连他自己也感到害怕。当他实在无法抑制时，就破了诗戒。
所谓诗戒，就是发誓不写诗。看来他是把写诗和喝酒、抽烟同样看成是一种恶习。他深知自己感情过于炽烈，担心写诗会给这种炽烈的感情火上浇油。
他已经三次给自己加上了这种诗戒的约束，但三次都破了戒。大概是感情的洪流一旦泛滥，如果不写诗来加以疏通清理，泛滥的感情就会不可收拾。
所以在这次回乡的途中，他写了三百一十五首杂诗。一八三九年是己亥年，因此把当时写的诗称作《己亥杂诗》。
在日常的生活中，他已经切身痛感到“衰世”的来临，这种衰世感已渗透到他的心灵深处，使他感到深深的忧患。
当时的有识之士，恐怕都或多或少地为这走下坡路的时代而感到担忧，因为中国人是极其尊重历史的民族。印度人所关心的是宗教的思索，他们的文献上所记载的大多是关于宗教的事情，据说印度史在史料上往往是不足为信的。相比之下，中国的史料太丰富了，他们留下的文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历史的记述。他们是这样一个尊重历史的民族，所以时世的衰落就反映得更为深刻。而且龚自珍是以诗人的敏感来感受这种时世的衰落，所以他的忧患必然是异常深刻的。
他写过一首五言律诗《赋忧患》：
故物人襄少，
犹蒙忧患俱。
春深恒作伴，
宵梦亦先驱。
不逐年华改，
难同逝水徂。
多情谁似汝？
未忍托禳巫。
这首诗的大意是这样：在这个人世上，故物（不变的事物）是很少的，唯有“忧患”却紧紧地缠着我。在春深的季节，它形影不离地伴随我；在黄昏的梦中，也是它最先进入我的梦境。尽管岁月流逝，情况依然如旧，并没有象流水那样一去不返。恐怕没有人象我这样重感情的了。尽管忧患紧紧地缠住我，但它跟我的交情是这么深，我还不忍请巫婆来把它赶走。
当时的读书人一般都怀有这种“忧患”之情，而龚自珍的忧患特别深。
人们往往把旅行当作更好地了解世俗人情的一种方式。
他在回乡途中经过镇江的时候，恰好赶上了庙会。当时，人们崇拜道教的神——玉皇、风神、雷神等，按照道教的教规，对神有什么祈求，要写在青色的纸上，供在神像前，称之为青词。参加这次庙会的有好几万人，十分热闹。有一位道上请求龚白珍为他写一篇“青词”。
“要祈求神吗？究竟向神祈求什么好呢？”
一提起向神祈求。龚自珍的忧患更大了，他的眼里溢出了眼泪。
九州生气恃风雷，
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
不拘一格降人材。
第5节：逃出首都的诗人（2）
以上就是他当时写的诗，收在《己亥杂诗》中。
九州即中国。中国的芸芸众生都在祈求风神和雷神，由于一味地依赖，万马都无声息了。这是多么可悲的景象啊！我希望上苍重新振奋起来，降下破格的人材吧！
这是一种期待英雄出世的愿望。
大家都知道，这是毛泽东爱读的一首诗。
希望有“破格”的人材，这是近代中国人恳切的愿望。
诚然，与其依赖于风神、雷神，还不如寄希望于英雄。不过，盼待英雄，还不如自己成为英雄。
龚自珍大概是由于爱情的纠葛而离开丫皇都北京，他对这次逃离首都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