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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由于当时美国做出的这种姿态，中国确实弥漫着亲美的气氛，这种气氛一直延续到朝鲜战争。
附录
鸦片战争后的林则徐
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举兵起义这两大历史事件的起始年代，分别为一八四○年和一八五○年①，按阳历来算，恰好是整数，很容易记住。按清朝的年号来说，前者是道光二十年，后者是道光三十年，也是整数。
按日本的年号来说，鸦片战争是发生在天保十一年。渡边华山、高野长英等人被捕的所谓“蛮社之狱”②，是发生在这一年的前一年。而太平天国举兵是在嘉永三年。高野长英因监狱起火，暂时获释，以后没有回狱，在外隐藏了五年之久，而在这一年的十月，被幕府官吏包围，自杀而死。顺便说一句，人们所熟悉的国定忠治③也是在这一年被处以磔刑。
① “太平天国举兵起义”（金田起义），通常公认为是清道光三十年十二月
初十，即公元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一日。———编者注
② 指一八三九年德川幕府镇压渡边华山（一七九三至一八四一年）、高野
长英（一八○四至一八五○年）等当时进步学者的事件。———译者注
③国定忠治（一八一○至一八五○年），幕府末期的大使，后詖处磔刑，日
本古典戏曲中常出现这个人物———泽者注
现在流行所谓“鸽派”、“鹰派”的分类法，但这和所谓的灵活、强硬或现实、非现实的分类法并不完全一致。有可能用蛮干的办法来强制推行灵活路线，强硬路线在不少情况下也是最现实的的。
简单地分类是不行的，所以当代流行的文化人类学也在分类的问题上极其热心。
分了类，确实明了易懂。对简单得象一张白纸一样的人来说，用划为类型的方法似乎特别有效。鸦片战争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把这一时代登上历史舞台的人物加以分类，感到并不是那么困难。极端地说，可以把所有的人物分为维持现状派和变革现状派这两大派，或者，起码可以用其中某种倾向强一些这种分类方法来解决。
可是，在十年后开始的太平天国的时代，要想把这一时代的历史人物分类就不那么容易了，十年之间人变得复杂了。使他们变成那么复杂的人，恐怕还是由于时代的原因。
鸦片战争是近代的“开始”，太平天国已经深深地“泡”在近代之中，这是明显的事实。
入口是容易看清楚的。可是，走进入口，里面还是迷途。鸦片战争之所以容易理解，那是因为它是一个从任何地方都容易看清楚的入口。
写小说的时候，鸦片战争是容易处理的，太平天国就不那么简单了。我的小说《鸦片战争》写完已将近十年了，而下面的《太平天国》*还未能动笔。这似乎是为我自己的工作辩解，但是一八四○年至一八五○年的十年期间，对中国来说确实是面貌大变的岁月。如果不能很好地瞅准和理解这十年，《太平天国》一行也写不了的。
*作者的长篇小说《太平天国》已于1982年在日本出版。——译者注
鸦片战争时的有识之士，内心里都有一种漠然的悲哀感。
这是一种感到走下坡路的悲哀。
是一种社会将越来越糟的“感觉”。
诗人龚自珍说：“无福见乾隆之春。”
乾隆皇帝在位时期（一七三六——一七九五）和他的祖父康熙皇帝在位时期（一六六二——一七二二）被人们认为是清朝的黄金时代。对龚自珍所属的士大夫阶层的人们来说，这当然是“小民沐浴圣泽”的时代。
其实长达六十年的乾隆皇帝的统治，到其后半期，纲纪相当紊乱，已经很难说是“盛世”。即使被人们称为“明君”的皇帝，一旦上了年纪也是不行的。即使在全盛时期，一般也都干了一些相当力不胜任的事情。大规模的外征，也许可以显扬国威，但其后遗症将会遗留后世。
乾隆皇帝退位后的半个世纪，清朝无疑地已走上了下坡路。慧眼之士对这一点是了解的，所以才产生了悲哀感。
为什么会走下坡路呢？
不清楚地了解其原因，就会感到茫然不解。
欧洲产业革命的余波，当时正涌向亚洲，列强正在推行其世界经略。由于鸦片走私而造成白银外流，白银外流又带来重税赋和生活苦。这一切都是“外来的力量”造成的——后世的历史学家是这么解释的。
但是，那个时代的人们并不了解这个图式，他们一定在深思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一个人在没有明确地意识到“外来的力量”的时候，是容易理解的。因为没有掺杂过多分外的东西，所以容易理解。
可是，一旦理解了“外来的力量”，这个人就好象戴上了一副三棱镜，变得复杂起来了。附加上各种各样的东西，这个人就使我们感到不好理解了。
在此以前，所谓外来的力量，中国只认为是从长城外边闯进来的野蛮的武力。谁做梦也没有想到过会有另一种文明，而且这种文明会压迫中国。知道和不知道这一点，那是有天壤之别的。
鸦片战争的英雄林则徐，在战争的过程中知道了这一点。所以可以这么说，鸦片战争以前的林则徐容易理解，鸦片战争以后的林则徐就不好理解了。
当然，变得不好理解以后的林则徐，由于没有登上历史的舞台，所以他的不好理解的一面没有暴露出来。
鸦片战争以前的林则徐是希望改革现状的阵营里的人。
前面提到的“感到走下坡路的悲哀”，也可以更简单一点说是“衰世感”。这样下去就会渐渐地向下滑，如不立即刹车，马上就会掉进无底深渊。这样忧虑的人们，是希望对这个不妙的现状一定要加以改革的。
另一方面，也有的人极其害怕改变现状。
这些人目前都生活得很不错，他们希望目前的状态永
远持续下去。不消说，在统治阶级的满族人中，有许多这样的维持现状派。他们虽是少数派，但统治着全中国，任何微小的变革，他们都会认为对自己不利。走钢索的人连一点点微风都会感到害怕，他们正处在会不会从空中的钢索上掉下来的危急关头，当然不会有什么衰世感之类的多余的担心。
对待世道在走下坡路这一现象，有负责任和不负责任的差别。
林则徐是一个责任感很强的高级官僚，他充分具有充当改革派首领的资质。
在他当江苏省巡抚（省长）时，东印度公司的阿美士德号商船曾违反禁令，开进上海港。这是林则徐同外国打交道的开始。当时，阿美士德号很快就离开了上海，没有引起麻烦。
接着是作为钦差大臣，被派往广州去查禁鸦片。他作为一个责任感很强的领导人，这时当然努力研究了外国的情况。他收集了许多文献。在当地跟英国人接触的过程中，切身感觉到并逐渐理解了“外来的力量”。
林则徐对外国的理解当然是有限的。他作为一个生活在封建礼教制度下的人，既有他根本无法理解的部分，也有他理解错误的地方。但仅就“当时”这个限度来说，应该说他的理解程度还是相当深的。
对外国的，情况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反而采取强硬政策，这决不是矛盾的。胜败姑且不论，最重要的是要向外国人
表明中国有着强烈的抵抗精神。
跟外国打仗，必然会极大地改变现状。所以维持现状派拼命地策划停战，是完全可以想象的。
北京的宫廷、尤其是职位最高的大臣——满族军机大臣穆彰阿，是狂热的维持现状派，他对林则徐的对英强硬政策感到胆颤心惊。
在鸦片战争正在进行的期间，林则徐被解除了职务，理由是：“因同英国交涉不当，招致了严重的事态……”
林则徐被贬职，不，是流放。
流放地是新疆的伊犁。
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二月决定流放伊犁，三月到洛阳，四月到西安，在这里得病。病愈之后，七月从西安出发，十一月才到达了目的地。这一年林则徐五十八岁。
整整三年之后，才获赦，被任命为陕甘总督。
在新疆滞留期间，林则徐的注意力仍在对外问题上。
到达伊犁的第二年，他写了《俄罗斯国纪要》一书。
据《国朝先正事略》说，担心西洋侵略的后辈，向林则徐乞教对策，他回答说：“西洋（指英国）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对中国来说，最终之患，毋宁说是俄罗斯。我已年老，但你们会亲眼看到的。”
这是否是先见之明，姑且不说，但这些话证明了林则徐仍然没有失去在对外问题上的热情和关心。
夹在两次战争当中的十年，林则徐前五年是在贬谪与流放的生活中度过的，后五年是在复职当地方长官中度过的。
这样看来，似乎是明确地分为两个阶段，其实这整个十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从广义上说，他都在从事对外关系的工作。
他流放的地点是新疆，现在称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可以想象其大部分居民是维吾尔族。维吾尔族信奉伊斯兰教，是使用阿拉伯文字的土耳其族人种。这里是中国的领域，但应当按照对外关系来考虑这里的从政治到生活的一切问题。
林则徐复职担任陕甘总督后的第一件工作（这件工作一完，立即调任，所以也可以说是唯一的一件工作），是“办理番案”。
番同蕃，案是案件的意思。就是说，给予他的任务是解决有关蕃人的案件。这个地区的所谓蕃人，是拥有骑兵的蒙古族，也包括少数土耳其族的游牧民。他们杀死当地的官吏，大肆掠夺。
林则徐在这里铸造了大炮，平定了蕃人的叛乱。他使用近代武器，把这些以弓箭作为主要武器的家伙镇压了下去。在广东挨了英国人的打，在这里他运用英国人的打法，反过来去对付这些沙漠里的“豺狼”。
这是一次小小的内战，但对象是蒙古族和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