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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泉，敌 我斗争的胜负，决定于人民。我们要掌握正确政策，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团结各阶层一切抗日的人民对敌斗争。要建设根据地，斗争中坚持敌进我进， 在进行游击战为同时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要发动群众，减租减息， 发展生产，建立自给自足的经济。 温村会议确定了太行分局所属抗日根据地今后工作的基本方针，是晋冀 鲁豫区进入恢复与再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这次会议的召开，为各根据地和 各抗日民主政权今后的工作指明了方向，为进一步夺取对敌斗争的胜利，在 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作出了必要的准备。 由于思想明确，政策措施正确，在 1943年，全晋冀鲁豫军民在邓小平和 刘伯承的领导下，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新的胜利。 没有邓政委，这水怎能流 1943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日本侵略者除了不断对根据地进行 残酷的 “扫荡”外，还对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加上这一年大行山一带 遭受罕见的旱灾和虫灾，粮菜歉收，抗战军民一夭吃不上半斤粮，只得用糠 皮、树皮、小蓟菜、槐树叶、大麻叶等充饥，有人甚至挖了白土掺进饭里填 肚子。生活处于极端困苦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一边号召部队带头节约度荒，吃饭定量，并带头 坚持每顿只吃一份小米野菜饭，省下粮食送给赤岸村贫穷多病的人家，一边 还带头开荒种地，发展生产，实行自救，渡过灾荒。一天清晨过后，在村边 的沿河沙滩上，出现了七八名衣着整齐的军人，他们扛着铁锹和锄头，担着 箩筐，有说有笑，走在最前面的就是邓小平和刘伯承。这是他俩带领身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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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前来乱石滩上带头包片开荒垦地。正在沙滩上劳动的群众，没想到 师首长在日理万机的百忙中，还来带头垦荒。邓小平和刘伯承脱掉外衣，穿 着粗布衬衣挥锹掘土，汗水浸湿了他们的衣衫。当天下午，邓小平又带着大 批战士来到这里热火朝天地劳动，他还虚心地向老农请教，为干部、战士们 做出了榜样。 参加垦荒垫滩的军民在师首长的影响带动下；垫成了5亩可以水浇的良 田。这片粮田后来成了村里的果园，每当村民们摘下那丰满的果实时，禁不 住要回忆一番邓小平、刘伯承在这里开荒的情景。 在赤岸，邓小平不仅自己带头开荒种地，还动员干部家属们也和大家一 起劳动。一天凌晨，邓小平同志的夫人卓琳和孩子们住的院子的房东张大娘， 猛听见厕所里有响动声，她穿衣起来一看，见卓琳同志正在掏大类准备往地 里送。张大娘劝卓琳天亮后再干，可卓琳只是笑笑不作声，生怕说话吵醒了 别人。随后卓琳担起大粪，朝田地走去。 原来，邓小平和刘伯承带领司令部的一些干部家属，在村西边的揪树林 旁开出一片荒地，打上畦埂，挑水浇灌，种成了一畦畦碧绿如茵的菜园。这 天，干部家属们都约好清晨往地里送粪。 这块菜园长满了各种各样的蔬菜：小葱、韭菜、茄子、辣椒、丝瓜、黄 瓜、菠菜……真是无所不有。邓小平最爱种的是辣椒，为种好辣椒他真下了 功夫。邓小平还让后勤部的同志从外地引来了西红柿 （当地群众称“洋柿 子”），并亲自动手栽种，剪枝打权，试种成功后又帮助村里的群众在太行 山麓种出了一片片 “洋柿子”。 当时，由于天灾人祸，村里的骡马所剩无几。人都没吃的，哪有粮食喂 牲口呀！春播秋收时，没有牲口，就同人没有双腿一样不便。人误地一时， 地误人一年啊。 刘邓首长决定让部队的军马帮助百姓们春播秋收，邓小平还指示司令部 和政治部，军马除担任军务离不开的外，其它的都去支援。在刘邓首长的关 怀下，大批军马及时用来务农，既种上了庄稼，又收回了粮食。 1942年过后，赤岸一带仍然面临旱灾的威胁，春天播不上种，眼看秋天 收成无望，就连村里群众日常生活饮水也成了难题。 邓小平和刘伯承连续熬了几个通宵，制定了修建一条”漳南大渠”，把 清漳河水引上山来的方案。随后，邓小平又协同地方政府，亲自主持召开各 种会议，研究施工方案，紧缩其它开支，最后拨出一笔不小的款子，用”以 工代赈”的方式开山修渠。 为解决技术问题，邓小平派人从河南请来二三十个好石匠帮助修渠，还 派人从敌占区买来一台测量仪器，让政治部的两名同志专门负责搞测量。为 解决修渠民工的吃饭问题，邓小平又想法给每人每天三斤小米，全部经费由 师政治部付给。 邓小平和刘伯承还亲自到工地同民工一起担石头，垒石堰，经常亲临现 场指挥，解决各方面难题。 师首长的实干精神，影响和鼓舞了修渠民工，经过一年零两个月的艰苦 奋战，终于在1944年4月胜利建成通水。这一工程正如当时的晋冀鲁豫边区 政府主席杨秀峰同志所说： “现在看来不算什么，但从历史的角度去分析， 在当时却是一项了不起的大工程，是值得纪念的事。” 这条渠首起下温村，尾至茨村，途经8个村庄，全长27华里，使沿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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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0多亩旱地变成了旱涝保收的水浇田，为涉县人民和驻军抗灾度荒，改善 生活，支援前线发挥了巨大作用。 “水流南山头，吃饭不发愁，没有邓政委，这水怎能流”。这首当时群 众自发创作的歌几乎家喻户晓地被人们传唱着。百姓们亲切的称这条渠为” 救命源”。 当年在赤岸，邓小平和师首长们亲手在住处栽种了一棵丁香，每当开花 时节，丁香花繁叶茂，沁人心脾的芳香传出院落，在整个赤岸村弥漫着。尽 管后来邓小平离开这里了，但人们只要闻到丁香花味，就修看到了邓小平一 样亲切。 一二九师开展大生产运动 1940年以后，国民党政府对八路军分文粒米只弹未发，继续陷我军于困 境。日军在我发起百团大战前后，对晋冀鲁豫根据地频繁扫荡，并竭力推行 “三光政策”和，‘经济封锁政策”，而且还制定了在华北，”征粮”2000 万石的计划，疯狂掠夺根据地的粮食。 1942年下半年和 1943年，晋冀鲁豫根据地又连续遭受了旱灾、水灾、 雹灾和虫灾等严重自然灾害，大片土地荒芜，群众饿死和外逃的现象十分严 重。 一二九师部队面临着经济上的极大困难，服装、给养来源日益枯竭，有 时连野菜都吃不上。战士们衣不挡寒，食不果腹，经常饿着肚子同敌人战斗。 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依然节衣缩食，支援子弟兵，其负 担是十分沉重的。在这种局面下，能否渡过难关，促使根据地的经济状况迅 速好转，就成为我党我军能不能坚持抗战到最后胜利的关键问题之一。 1942年春，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发出训令，要求所属 部队除助民春耕外，自身也要完成如下指标：旅以上每人每年生产100元， 团以下60元。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让我们比较一下部队的供给情况就清 楚了。当时从战士到师级干部，每人每月只有1。5—5元的津贴费（而且并不 能保证）。每人每天的菜金只有0。12元。按当时的物价，1。5元只够买一把 牙刷和一袋牙粉而已。再如，一个连队每月的办公费、杂支费和学习经费加 在一起，还不到100元，尚不够买擦枪油和灯油之用。 部队广大指战员为改变这一困难局面，积极响应师首长的号召，努力开 荒种地，兴修水利，饲养家禽，给太行山区带来一派生机，并取得了初步成 果。不料，这些本来是正当的做法，却招来了一部分有极左思想的同志的攻 击。他们严厉斥责生产成绩好的单位和个人是在 “搞资本主义”，给他们扣 上了 “本位主义”、“经济主义”、“金钱观点”、“富农思想”、“发财 观念”等大帽子。一时，挫伤了许多同志的生产积极性，使太行山刚刚有了 起色的大生产运动，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一二九师开展大生产运动，和陕甘宁边区略有不同的是。它是在敌后根 据地边同日、伪军作战边进行生产的。在战争环境中，在部队许多同志中本 来就存在着”当兵就有饭吃”、”有枪就有饭吃”、 “上级总会给米吃”的 依赖思想，或者认为 “生产了也吃不上”，不如”赶快打胜了好下山”。再 加上那些错误的批评，他们就更不愿意从事生产了。因此，能不能纠正错误 思想，制定正确的政策，最大限度地调动部队的生产积极性。就成了关系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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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运动成败的中心问题。 1943年1月17日邓小平签署了《一二九师关于1943年生产工作计划的 训令》。他亲自领导一二九师的大生产运动，在历次生产会议上，都强调了 部队开展大生产运动的重要意义，并根据具体情况，制定了关于部队从事生 产、运输、经商的办法和分配、奖励原则。他们早在1942年年底由黄镇同志 主持起草的“关于1943年生产工作计划”的训令中，就已明确规定了“生产 节约总数为旅以上每人120元，团以下每人70元（县独立营、区千队与连队 同）”。同时也提出了初步的奖励办法。 1943年9月21日，邓小平在晋冀鲁豫边区和一二九师联合召开的生产 动员大会上，作了题为 《努力生产，渡过困难，迎接胜利》的报告，进一步 阐明了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意义。邓小平说：“希特勒垮台就在明年春夏之间， 日本在后年也要完蛋。胜利已经接近，虽然时间不久，大约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