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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级报告对方的阵地，而不要企图赶走对方。这个决议可以说是朝着贯彻前进政策的方向作了某种试探，但还远远不是明确的和需要立即采取行动的训令。
这样的训令第一次出现在一九六O年五月二十九日由外事秘书苏·杜德（S。Dutt）签署的一份文件中。文件指出：并没有限制印度方面派出巡逻队（尼赫鲁在同周恩来的会谈中，当然是避免了承担这样的义务）；所承担的唯一义务是避免边境冲突。因此，文件建议在西段应采取更加积极的巡逻政策；部队应避开中国的哨所，如果在那些地区，根据已知的情况，中国人尚未立足，就应毫不犹豫地跨越中国主张线进入那些地区巡逻并建立哨所，但无论如何，仍应命令部队不得对中国的哨所和巡逻队使用武力。
这份文件送交给国防部，国防部又转给了陆军总部，但在以后的三个月内下达给部队的命令中并没有传达这个精神。在杜德签署了文件后的第四天，陆军总部发给西部军区的一份电报中事实上又重申了过去下达的命令。电报说，政府的政策是保持边界的现状，“坚守现由我方控制的，在国际边界我们一方的阵地。至于说到有争议的地区，则应维持过去一个时期来存在着的现状”。根据这项政策，陆军还必须“对于无争议和（或）未被占领的地区施行有效的控制，＇并且＇阻止对我国领土的进一步入侵”，电报接着写道，“这在某些情况下就要求向前进行巡逻，并且在我们目前的防御阵地的前方建立新的……哨所”。电文在关于实际行动部分的结尾，命令部队必须避免同中国军队发生任何冲突，只有在自卫的情况下才能开火。陆军总部的电报，一方面反映了杜德的文件中要求在西段进行更积极的巡逻的措词，同时又审慎地删掉了它的核心，即要求印度部队进入中国所主张的领土。陆军总部的指令只提到“无争议和（或）未被占领”的地区——这就是说，是指那些在中国主张线以外的印度方面还没有建立哨所或派遣巡逻队进入的地区。
第二章 前进政策（4）
从一九六O年八、九月间陆军总部下达的一些新指示中，可以推断出印度政府曾催促军方，要他们在西段的巡逻向前推进。训令通知西部军区，可以派遣巡逻队进入中国所主张但尚未占领的地区，“以便弄清楚中国入侵的范围，＇并且＇保证不使中国部队向至今尚未建立固定哨所的地区继续推进”。这份电报规定要实施前进政策；但它是说可以做，而不是说必须做。是否派遣巡逻队进入中国主张的领土，将由西部军区根据战术上和后勤上的考虑，斟酌决定。印度政府在发出指示时没有充分考虑到军事因素，因此，陆军总部在执行政府指示方面显然是采取了拖延的态度。
陆军总部在向西部军区下达上述新指示的同时，也向文官们提出了警告，指出政府所催促执行的向前推进巡逻的做法，在军事上将招致严重的风险。在参谋局递交给国防部的一份文件中指出：政府所要求的向前推进巡逻的做法，将招致中国方面的强烈反应，“可能使目前处于平静状态的国际边界，变得沸腾起来”。它接着讲到：运输和给养方面的巨大困难，妨碍了增派新部队，陆军以其现有的有限兵力，将不可能有效地对抗中国的大规模入侵。（当时，蒂迈雅仍担任陆军参谋长，这份文件是由当时的参谋局长莱·普·森（L。P。Sen）中将执笔的。）
国防部把这个警告转达给外事秘书，他就评论说：“令人感到惊奇的是，五月份做出的决议到现在还没有付诸实行。”陆军总部受到了质问，要他们解释为什么对政府的一项重要和紧急的指示，在执行上表现拖拉。
无论在当时或在以后的时候，文职人员——包括官员和政界人士在内——都没有能够理解后勤决定着陆军的能力，而且没有充分考虑对方做出反应的可能便制定政策。对于外交部、内阁秘书处和国防部的官员们来说，他们所认为是被中国非法占领的西段领土问题，基本上是个政治问题，运用政治手腕就可以把中国人赶走。他们不象军人们那样，把前进政策看做是对一个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国家所进行的军事挑战，而是把它看作一种微妙的外交手法的必要的和有形的延续。他们认为，采用和平的，甚至是非暴力的方法，派出巡逻队巡逻有争议的地区，并在这个地区插满印度的旗杆，就可以不放一枪地——除了偶然发生的小冲突外——把阿克赛钦搞回来。文职人员们对军人们的因循拖拉表示不满，而且当陆军总部及其下属提出由于运输和给养上的困难，文官们要求部队执行的任务根本无法完成时，他们感到不快和不能理解。这一切不只反映了他们确信中国方面不会做出有力反应，而且也反映了他们对一切军事问题的完全无知。一位曾任国防秘书的有声望的印度文官说过：“印度文官们对军事问题是完完全全无知的……这是一个不言自明也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印度政府，包括文官和政界人士在内，对于军事和技术问题都没有经验（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军事和技术问题已成了英、美文官训练内容的一部分）。印度文官对军事和技术问题缺乏经验，再加上国大党政客们从印度独立前承袭下来的那种对军人的疏远和不信任，很可以说明他们为什么不能把政治上的决定同军事上的因素结合起来，终于导致了边境战争和印度的溃败。
＇ 注：印度人接受了这个教训。在一九六五年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短期战争中，政治和军事领导之间就结合得很好。 ＇
由于文职人员对军事问题的无知而产生的更直接的后果，就是他们不理睬军人们所提出的警告和异议，认为它们是别有用心的和毫不相干的，甚至指责军人办事拖拉、缺乏坚韧不拔的精神。一九六一年初，尼赫鲁为了对付议员们的批评，在议会中声称：西段的军事形势已变得有利于印度。当时负责西段的军长维尔马将军从报上看到了这段消息后，立即上书给他的上司塔帕尔将军，指出总理的讲话不符合当前的事实。维尔马在后来写给塔帕尔将军的报告中又多次重申了这一点，并要求把他的信件转呈陆军总部备案，借以表示他与总理所提出的关于军事形势的那种令人误会的乐观看法毫无瓜葛。塔帕尔要他撤回他的信件，告诉他说：政府充分了解西段的真实情况，尼赫鲁的讲话只不过是说给公众听听而已。但维尔马依然坚持。
此后不久，莱·普·森中将出任东部军区司令，道拉特·辛格（Daulat
Singh）中将任西部军区司令，这样，维尔马就被超越了。象他那样资历的军官被超越，按照传统习惯是要提出辞职的。于是，维尔马立即递交了辞呈。接着，就出现了一些不利于他的流言蜚语，导致了前面讲过的正式调查。文职情报人员把维尔马的档案从头到尾细细地翻阅了一遍，找不到任何足以定罪的内容。但维尔马的退休金却被扣押了一年未予发放，直到他亲自向尼赫鲁申诉后才付清。这个事件的教训是十分清楚的：敢讲话的军官受到打击；不吭气的或看上级眼色说话的人受到赏识；而那些耿直和爱提意见的人则不受欢迎。到了一九六一年中期，一批军官接管了陆军总部，他们对文职人员的要求百依百顺，并下定决心置军职的基本规程和据而提出的一切意见于不顾。从此以后，印度政府就听不到来自军队中下层的日益急迫的警告和抗议，而迅速地奔向灾难了。
不管文官们和政客们在一九六O年到一九六一年期间的要求和态度怎样，这些要求还是在严酷的事实面前碰了壁——或者说在拉达克东北部难以通过的高山峻岭面前碰了壁。西部军区要求在一九六一年底以前必须调来五个步兵营到西段，结果只有一个营按期调来。这个营（第八廓尔喀联队第一营）于一九六一年夏调来后，印度在西段的兵力只有三个营（其中两个营是民兵），没有支援火力，统一受驻防列城的一个旅部指挥。这几个营所建立的哨所和工事仍然是沿着陆军总部一九六O年二月下达的命令中所规定的一线——除碟穆绰克一地外，都没有跨越中国主张线。政府要求向前推进的压力，遭到有关军区的抵制，他们不愿把部队派往他们无法得到接济和支援的地段去。在维尔马将军指挥负责该地区防务的第十五军期间，只是碟穆绰克周围的某些哨所有所推进。一九六一年春维尔马辞职后，在喀喇昆仑山口下一个叫斗拉特别奥里地（Daulat
Beg Oldi）的地方建立了一个原来他反对建立的哨所；而这个地方也还是在中国所主张的领土之外。直到这时前进政策仍不过是个行动意图而已。
到了一九六一年中期，印度在西段的兵力经过极大的困难才稍有加强，但与中国对比，它的地位则发生了急剧的、不利的变化。当时，印度的公路还没有修到列城（一九六一年十月运输队第一次试验性地通车到这个地方，在此以前部队给养全靠空运或骡驮），而中国人修筑的公路支线已到达他们最西部的哨所。中国人施工处的地形相对平坦，并拥有充分的劳力和筑路装备。新德里把中国人在阿克赛钦的加紧活动看做是一种带有挑衅性质，甚至是威胁性质的发展。除了某些军人之外，没有任何人曾经想到中国人会对印度的外交姿态和军事集结——虽然是小规模的、缓慢的——做出反应。看到了这种可能性的一个军人后来曾提醒政府：阿克赛钦公路是中国的一条重要战略公路，如果印度的行动威胁到它，即便是遥远地威胁到它，中国将会做出强烈的反应。
＇ 注：见本章下文 ＇
到了一九六O年底，印度军事情报部门对中国在西段的兵力重新作了估计，认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