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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即便是一类压力容器，也是有一整套生产技术规范的，不是随便哪个企业都能够生产出来。阮福根的全福机械厂能够制造一类容器，而且通过了省里检测中心的检测，也算是不错了。
董岩心里也是这样想的，他说道：“福根叔，像你们这样的小厂子，能够搞出一类容器来，也真是挺不错的。不过，这批大化肥设备，大多数都是二类、三类压力容器，恐怕你们厂就接不下来了。”
阮福根道：“三类容器我们现在不敢碰，可二类容器我们还是可以试试的。我们厂没有二类容器的许可证，可我们会安化工机械厂有啊，我可以借他们的证和他们的工人来做。”
董岩被阮福根的脑洞吓了一跳，他说道：“福根叔，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人家有二类容器证，哪能借给你们用啊。万一出了事，谁担得起责任？”
阮福根不以为然地说道：“怎么会出事呢？我们造出产品来，肯定要送检的嘛。你刚才不是说了吗，是给日本人去检测，这日本人都检测通过了，能有什么问题？至于你说他们会不会把证借给我，这就更不成问题了。你福泉叔就是会安化机厂的厂长，他能不给我面子？”
“……”董岩无语了，阮福根说的福泉叔是指他自己的弟弟阮福泉，董岩也是认识的。因为是省里同一个系统的企业，董岩和阮福泉见面的机会还比与阮福根见面的机会更多。他知道，如果阮福根真的要去找阮福泉帮忙，这位生性有些懦弱的福泉叔没准还真的会同意呢。
“福根叔啊，这件事，你自己好好考虑一下吧，我就不给你出主意了。你看，我那边还有领导，要不你就自己一个人慢慢吃吧。我们这几天还会在京城，回头找机会我们再聊。”董岩说着，就准备起身离开，他觉得自己与阮福根实在是没法再聊下去了。
阮福根一把拽住了他，说道：“董岩，你先别忙走，我就耽误你几分钟时间，你给我说说，上级部门招标招的都是哪些设备，以我们的实力，能做点什么。还有，如果我们想接这桩业务，该找哪个单位联系。”
董岩只好苦着脸又坐下了。还好，马伟祥他们那桌上一群厂长们聊得正嗨，也没人在意他这个小小的技术处长在什么地方。他把脑子里那些乱七八糟的念头甩开，结合着会安化工机械厂的技术实力，给阮福根列了一些他们或许能够承接的产品。阮福根摸出个小本子，几乎一字不漏地记录着董岩说的内容。看着阮福根这样一副认真的样子，董岩只能是在心里感叹了。
唉，如果我们马厂长有福根叔一半的积极性，这件事也不会闹成这样了。可惜了，福根叔空有一腔抱负，毕竟也只是一个社队企业的小老板，他想接这些业务，说不定连重装办的门都进不去。
“你刚才说这个重装办，他们是在哪里上班？”阮福根把董岩说的情况都记录完毕之后，开始打听道。
董岩道：“他们的地址是在永新胡同，具体多少号我也不知道。你如果真的想找，到永新胡同打听一下就知道了。不过，你可千万别说是我叫你去的。”
“我知道的，我知道的。”阮福根笑道，“你福根叔是这样蠢的人吗？董岩啊，我可先跟你说好，如果我们能把这桩业务接下来，你可得帮我。你是我们县里出的最有能耐的人。你放心，到时候劳务费少不了你的，我给你包一个这么大的红包。”
阮福根用手比划了一下，起码是两千块钱以上的厚度了。董岩可没这么乐观，他笑了笑，说道：“福根叔，我可事先提醒你，重装办是国家机关，门不一定好进的。”
“我有办法，我有办法的。”阮福根自信满满地说道。
董岩长吁短叹地离开阮福根，返回自己那桌去了。阮福根等他离开，这才收起满脸的笑容，陷入了深思。
阮福根看起来很显老，其实今年才37岁。他从小就是一个不安分的人，总想着有朝一日要出人头地。无奈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作为一个农村孩子，他只读了几年小学就辍学了，跟着父辈在自家的田地里劳作，等合作化以后，又改成在生产队里拿工分，总之便是看不到一点出头的机会。
60年代末，国家提倡搞小农机，阮福根所在的公社也办了一家农机厂。他因为脑子活络，平时就喜欢捣估点机械，被招进了农机厂，成为一名工人。
农机厂里只有一名老师傅，是从浦江退休回来养老的，因为整个公社都找不出懂机床操作的人，他便被聘为农机厂的技师了。阮福根跟着这位老师傅学徒，进步之快，让师傅都觉得吃惊，经常感慨阮福根是投错了胎，如果不是生在农村，现在恐怕早就是工厂里的高级技工了。
由于管理者的无能，农机厂的经营很不景气，到75年前后就已经资不抵债了。就在公社打算关掉这家企业的时候，阮福根站了出来，表示自己愿意承包这家企业，以两年为期，非但不要公社的一分钱补贴，还能够给公社上缴一部分的利润。
第二百四十九章 我是来投标的
1975年的时候，国家的政策还远没有放开，但海东人一向头脑活络，阮福根提出的承包方案，居然便得到了公社领导的批准，他也就走马上任，成了这家农机厂的厂长。
阮福根当上厂长后，一改厂子过去只局限于为本公社修理农机的业务思路，开始广泛撒网，从各个地方招揽生意。阮福根亲自拎着一个手提包，到地区、省里甚至浦江这样的大城市去找业务。他对工业知识有着天然的敏感，跟师傅学了几年，各方面技术都有所涉猎，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业务，他都能听懂个大概，并且迅速地判断出自己的厂子是否能够承接，以及承接下来之后会有多大的利润。
在他的努力下，农机厂只用了一年时间就扭亏为盈，当年给公社上交了5000元的利润，这是厂子建立起来之后破天荒的第一回。
次年，农机厂赚到了5万元的利润，除去上交的部分之外，余下的一小部分被阮福根发给工人当成奖金，绝大部分则归了他这个承包厂长，这也是当初的承包协议所规定的。
改革开放以后，海东省的很多地方都出现了私人买断社队企业的事情，阮福根与公社友好协商之后，以10万元的一次性买断价格，买下了农机厂的产权，并更名为全福机械厂。全福机械厂在名义上仍然是公社的产业，但这只是为了规避国家政策，在事实上，这就是一家彻头彻尾的私营企业，所有的经营活动都是由阮福根一个人说了算的。
有了自己的企业之后，阮福根那颗不安分的心便跳得更厉害了。他聘请自己的师傅当了厂里的副厂长，主抓生产活动，自己则当起了专职业务员，一年有200多天都不着家，天南地北地揽业务。
因为只是一家私营企业，全福机械厂很难有什么稳定的业务方向，阮福根能够做的，就是不管什么东西，拣到篮子里都是菜。轴承、阀门、钢结构甚至压力容器等，他都敢往自己的厂子里揽。也亏了他那位师傅是个全才，凭着几十名水平参差不齐的工人，加上一些简陋的设备，他们居然做下了不少大活，让许多原来对他们将信将疑的客户都不得不竖起大拇指，感慨他们一家社队企业能有这样的本事。
从75年至今，七年时间过去了。阮福根已经有了300多万元的身家，在今天这个万元户都值得登报纸吹嘘一下的年代里，他绝对算一个超级富翁了。如果只是想过上锦衣玉食的日子，他早就可以收手不干，或者至少不用干得这么辛苦。但阮福根却并不满足，他的财产越多，目标就变得越大。他希望自己能够做成一番大事业，至少要让诸如马伟祥、程元定这样的大型国企领导也能够平等地称他一句“老阮”，不会拒绝自己与他们同桌喝酒聊天。
正是因为这样的雄心作祟，在听完董岩介绍的大化肥设备招标情况之后，阮福根就无法摆脱插足此事的念头了。就在刚才这一会，他不止一百次地警告自己：这不是他这种农民企业家能够参与的事情，还是尽早放弃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吧。可是，无论他如何给自己泼冷水，心里那棵幼苗还是在如蔓条一般地疯狂滋长。
这是一个机会！
如果抓住这个机会，我就能够和那些大企业平起平坐了！
阮福根激动地想到。
上级部门在进行设备招标，而能够承接这些设备的企业却在与上级部门较劲。如果在这个时候，自己站出来，自告奋勇地为上级部门分担一部分压力，那么上级部门会如何看待自己呢？再如果在一年之后，自己能够交出合格的产品，赢得日本人的认可，那么日后自己再出去揽业务的时候，这个案例不就可以成为一块金字招牌吗？
你说我是小企业，是社队企业，试问，有哪家小企业能够承接进口大化肥成套设备的分包任务？哪家小企业出的产品能够得到日本人发的证书？
想到自己没准有机会和国家部委的官员谈话，自己还能够与日本人交流，未来办公室里能够挂上几张自己与这些人合影的照片，阮福根只觉得浑身燥热，恨不得马上就跑到那个什么重装办去，信誓旦旦地把业务拿下来。
“同志，你找谁啊？”
次日上午，在位于永新胡同的重装办院子里，刘燕萍拦住了正怯生生左顾右盼的阮福根，向他发问道。
重装办的规模不大，罗翔飞拒绝了刘燕萍要招募一名看门老头的建议，把重装办办成了一个外人可以随便出入的开放场所。其实在当下京城的外来人口很少，基本不用担心有什么小偷小摸会趁虚而入。能够到重装办来办事的，都是有点来头的人，设置一个门卫完全就是多余的。
阮福根找到重装办门口的时候，也是吃了一惊，总觉得门口没有一个把门的人显得不那么正式。他壮着胆子进了院子，正想找人问问，正好遇上刘燕萍从办公室出来，向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