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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平遇难后，这些战地特写曾由胡风作为短篇小说编入《东平短篇小说集》（后改称《第七连》）中，因而常被人误作小说看待）和通讯，有力地抨击敌人的罪恶，赞颂军民同仇敌忾的抗日热情。《我认识了这样的敌人》借一个女难民之口，揭露了日本侵略军屠杀上海市民的令人发指的罪行，也表现了上海市民不甘屈服，在敌人屠刀下奋起自卫反抗的壮烈图景。《第七连》和《我们在那里打了败仗》两篇则在硝烟弥漫、战火纷飞的背景上表现了国民党抗日军队下层军官和士兵的爱国精神和顽强的战斗意志，同时也暴露了国民党当局在对日作战中仓促应战、武器装备恶劣、士兵缺乏军事训练等导致战争失败的不良现象，揭示了国民党长期对日妥协退让政策的恶果。由于国民党军队的本质所致，这些作品中弥漫着战争失败的浓重的悲剧气氛。《叶挺印象记》（注：载《七月》第3期，1937年11月16日出版）一篇，则记叙了刚从国外归来、即将担任新四军军长的叶挺将军的刚毅、朴实、平易可亲的性格。一九三八年春丘东平参加新四军以后，积累了许多新的生活素材，写了一些迅速反映人民军队抗击日寇、开展人民战争的报告作品。这些作品扫除了过去那些战地报告中过于沉重阴暗的气氛，充满着战斗的乐观主义和胜利的信念。《王凌冈的小战斗》显示出新四军迥然不同于国民党军队的战斗本色：与农民群众结成的鱼水关系，使他们在对敌作战中不是被动挨打，而是机动灵活，充分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友军宫长》和《溧武路上的故事》，通过新四军与国民党军队不同本质的对比，歌颂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军民新的斗争生活。《逃出了顽固分子的毒手》一篇，则以我方特务营营长及其全家被汉奸、反共分子杀害的真实事件，揭发和控诉了国民党在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前夕破坏抗日、分裂倒退的罪行。
在抗战初期许多报告文学作品只拘泥于事件的单纯记录而忽略人物刻划的情况下，丘东平的战地报告由于注意写人，揭示人物的思想性格和精神风貌而引人注目。他表现国民党前方将士时，能从实际生活出发，着笔较有分寸，不是一味歌颂。这些作品大多运用第一人称手法，但不是由作者直接出面，而是借助作品主人公（如军官、难民等）的自述，在紧张剧烈的战斗中凸现人物，写出事件的进展。笔锋刚健，描绘真切而又倾注着作者的感情，有浓烈的战争气氛。
带来上海战争的战火硝烟的，还有写作报告文学很活跃的作家骆宾基。他不仅写了收有《救护车里的血》、《在夜的交通线上》、《难民船》、《一星期零一天》等七篇报道上海军民英勇抗日、列为《烽火丛书》第五种的《大上海的一日》，并且发表过著名中篇战地报告作品《东战场别动队》。这篇报告写作者亲自参加过的上海郊区一支由工人与学生自愿组成的别动队的故事。队伍刚刚组成就仓促地投入了战斗。激烈的征战，严峻的考验，战争的炉火把钢与渣区分得清清楚楚。平时军纪不严的一些工人队员在生死关头表现得坚定果敢，而平时夸夸其谈的个别知识分子，关键时刻有的胆小怕死，有的临阵叛逃。作品通过对比的手法来表现战争对人的锻炼，显示出多数人在战火中愈战愈有经验，终于取得了一场战斗的胜利。作品写得很有战争气氛。但游击队活动的特定环境没有清晰的表现，人物也缺乏性格刻划。
不同于丘东平、骆宾基笔下上海市区与近郊阵地战的惨烈战况，作家碧野的战地报告则描绘了北方农村广袤原野上游击健儿在八路军影响下开展游击战和运动战的壮丽图景，展示了以农民为主的群众自发抗日斗争风起云涌的画幅。在抗战爆发后，碧野有六个月跟随部队转战于滹沱河畔、太行山麓。战争的实际感受促使他写下了两部报告文学集：《太行山边》与《北方的原野》。它们各包括一组彼此可以独立，又互相连贯的短篇。这些作品显示了自己的风格特色：笔力雄健，气势奔放，人物的紧张的战斗行动与雄浑壮观的自然景物交融在一起，渲染出浓郁的战场气氛。《太行山边》主要写部队的作战场面，其中《滹沱河夜战》一篇，记述并描写了激烈多变的战场景况，艺术感梁力较强，在刊物单独发表时得到了好评。《北方的原野》是把部队的战斗生活与农民自发的抗日武装斗争（如自卫组织红枪会等）交织起来写的；主要不是直接写战斗场面，而是着重写行军见闻。作者善于利用紧张战斗的空隙，从容地揭示人物的精神境界。在众多的人物中，青年农民黑虎、农家孩子桂儿和河北河南两省红枪会的总头领朱司令写得颇有声色。整个作品的笔触明快、奔放，其间穿插着诗情画意的片断，更增加感人的力量。如描写远望着原野上的城池：那“闪耀着武安城的雉堞，一条银白色的小河在城旁飘泻过，象一个钢盔旁边摆着一支剑。……”形象贴切，从生活中得来，与整个作品的战争气氛非常协调。
上一时期发表过短篇小说和散文通讯的萧乾，抗战爆发后作为《大公报》的记者，曾在国内外进行广泛采访，写了大量通讯报告，最初结集的是一九三九年出版、列为《烽火丛书》第十种的《见闻》，以后又将这些报告收入《人生采访》。对于国内的抗战现实，他“褒善贬恶，为受蹂躏者呼喊，向黑暗进攻”（注：《人生采访·题记》），一方面赞颂了国民党军队下层军官士兵在极端艰苦条件下支撑抗战局面的爱国热情；另一方面则揭露了“这个古国在种种现代花样下，蕴藏着怎样根深蒂固的腐朽卑污”（注：《人生采访·题记》）。《血肉筑成的滇缅路》一篇，以动人心魄的笔墨，描绘了二千五百万民工“铺士、铺石，也铺血肉”的事迹，对修路民工唱出了热情的赞歌，表现了人民群众无比的创造力；同时作品还揭露了国民党当局不顾筑路民工的生计和死活，使他们在过着几乎乞讨的艰苦生活和不安全的施工条件下成千上万地死亡的罪行。萧乾也有赞颂人民军队和人民战争的作品。一九三八年秋天写的《一个爆破大队长的独白》，用八路军爆破队长自述的口吻，写出了敌后游击战的威力。作者本时期曾到过英、美、印度、印度支那等地。在英国写的《矛盾交响曲》、《血红的九月》、《银风筝下的伦敦》等篇较有特色。这些报告文学作品以绚丽多彩的笔墨，展示了战时英国伦敦“善与恶”“好或是坏”相交织的五花八门的景象。作品还多次表现了英国和世界许多国家的人民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关注和支持，如在伦郭上演的一个名叫《雷岩》的戏剧中，两个美国青年对话时说：“生命？在中国才有生命，因为善恶在交搏哪！”这里表达了世界人民对中国抗战的热烈的向往。萧乾的通讯报告新闻性强，材料丰富，善用典型事例，文字活泼洒脱，手法富于变化，因而既有较强的说服力，又能给人以艺术感染。
在报告文学中较早、较深刻地暴露了国统区抗战中的阴暗面的是曹白。曹白的报告、散文集《呼吸》写于一九三七至四一年，分上下两集。上集“呼吸之什”主要写作者在上海“八·一三”战争爆发后参加难民收容所管理工作时的见闻和感受。这些作品对于那些“任意宰割”中国人民的吃人生番——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揭露，对于收容、管理难民工作上的种种黑暗现象进行了剔发，从而为沐浴着血和泪的难民的悲惨遭遇提出了强烈的控诉。下集“转战之什”则记叙和抒写了作者在上海失陷后参加部队在江南游击区转战的经历和感受，展示了当时游击区错综复杂的政治、军事的斗争面貌。贯穿整部《呼吸》的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深刻表现和热情赞扬了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的革命青年和在新四军影响下游击队的艰苦、英勇的抗日斗争。
曹白的报告、散文的特点是对人物和事件的记述、描写，于平淡中见功力，从平凡的琐事中着力发掘与时代精神息息相通的思想意义；并且常常辅以抒情和议论，感情沉郁、浓烈。《这里，生命也在呼吸》一篇将开口猪猡、闭口猪猡的电影院业主对难民的苛刻无情与难民们不愿“光是吃吃睡睡”、要求上前线的行动作了对照。《在死神底黑影下面》记叙了敌机的轰炸、困苦的环境如何使难民们终日处于朝不保夕的惊惶生活中。《在明天……》抒写了难民收容所里纪念“九·一八”六周年的富有特色的场面。《“活灵魂”的夺取》揭露和抨击了一些人争夺难民收容所管理权、把难民当作获利的手段来对待的可耻行径。这些作品情节很简单，有时只有几个片断的生活场景，似乎信手写来，却饱和着作者强烈的爱憎，感人至深。《杨可中》与《纪念王嘉音》是两篇出色的人物纪念性质的报告文学作品。杨可中与王嘉音都是曹白在难民收容所共同工作过的战友，又都经历过社会底层艰苦生活的磨炼。在作者笔下，他们各自有着独特的生活遭遇和性格特征。年轻的杨可中，在他那“阴冷”“傲岸”的表情下包藏着一颗热烈的心。他背叛官僚地主家庭，因为带头叫乡下人起来抗捐而流亡出走，又在北平经历过“一面读书一面斗争”的生涯，这种革命经历使他在抗战爆发后参加别动队时受到国民党的报复。别动队队长说他和他的伙伴是共产党，让他们在侵略者飞机、大炮轰炸下“去挡头阵，做日本的炮灰”。这个狠毒的阴谋使他的心灵受到创伤。当他愤怒地退出别动队在难民收容所工作时，又遭人忌恨，收到恶毒辱骂的匿名信，最后因为冻饿，由患肺炎转为“脓胸”而病死，死时“身上还穿着难民的衣服”。王嘉音原是印刷所的“跑街”，他本来不叫王嘉音，是顶了这个预先报上去的名字而参加难民收容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