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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争夺战在清朝与太平军作战中也算一奇。早在咸丰二年，太平军首次攻下武昌，湖北巡抚常大淳举家自尽。但太平军很快就主动弃城攻向南京。咸丰四年，西征军二下武昌，湖广总督吴文镕战败在黄州自杀。不久，湘军夺回武昌。至此，西征军三下武昌，湖北巡抚陶恩培自杀。直到转年年底，此重镇才复为清朝湖北巡抚胡林翼夺回。三次血战反复争夺，可见武昌城的重要性。
虽经大败，湖南人曾国藩仍旧坚忍，赶忙指挥塔齐布率湘军水师猛攻九江，准备下此坚城以雪前耻。但太平军守将林启容贯彻石达开指示，坚守不出，一次又一次击退湘军进攻。愤懑羞恼之下，塔齐布呕血而亡。
在武昌方面，曾国藩指派罗泽南提军，配合湖广巡抚胡林翼攻城，日久未下。
由于清朝的和春统三四万清军围攻庐州，石达开便于1855年秋率军赶往援救。毕竟清军势众，石达开心忧武昌、九江战局，很快率军回返，庐州在1855年年底为清军夺回。
石达开率胡以晃等人乘船从安庆西上，往赴武昌。途中，湘军罗泽南率军来阻，双方在崇阳、通城一带交战，互有胜负。
审时度势下，青年统帅石达开想出一条妙计：在湘军拼死进军武昌之际，江西的大后方肯定空虚。于是，他下令西征军自湖北通城一带，越过幕阜山，杀入江西境中。这一来不得了，曾国藩立即命令围攻九江的周凤山（接替气死的塔齐布）率军回援，九江围解。
太平军连克新昌（宜丰）、临江（清江）、吉安等城，并攻克湘军水陆大军重要的战略要地樟树镇。如此江西咽喉要地落入太平军手中，又见溃退的湘军奔窜回城，南昌军民人心大骇。曾国藩心中也惊，忙率众回南昌城内，闭门自固。
由此，江西五十余县（占三分之二）的地方全部由太平军占领，曾国藩困守愁城。为求能保南昌，他飞书罗泽南要他回援南昌。
但身在武昌城外的罗泽南出于大局考虑，没有按照曾国藩的指示去做。他认为武昌乃南北枢纽之地，如果湘军骤撤，胡林翼一军不足以当太平军兵锋。而且，据报武昌城内太平军守军粮食已经接近吃尽，再坚持一下，可以克复这一坚城。
在曾国藩书信发出后的第十天，武昌城外又有太平军援军赶到，形势危急。还好罗泽南事先安排有后备队，自洪山驰下，奋击太平军。交战之间，有弹片正中罗泽南左额，血流如注。坚持许久，卫兵最终不得不护送罗泽南回归洪山大营，但他仍旧危坐营外，指挥战斗。
由于弹片嵌得太深，止血不住，罗泽南转天亡于军营之中。这位罗泽南，曾国藩的湘乡老乡，非一般军将，乃清朝后期一代大儒，著有《小学韵语》、《西铭讲义》、《周易附说》、《人极衍义》、《方舆要览》等著作，是诠释程朱理学的大家，时称“罗山先生”，其弟子也多为湘军名将，如李续宾、李续宜、王錱、刘滕鸿、蒋益澧等人，这些人皆在《清史》中有传。
听闻罗泽南死讯，南昌城中的曾国藩悲从中来，绝望至极，只得听天由命，坐以待毙。
这时候，只要石达开等人在南昌加紧攻势，或迟或早，此城肯定不守。
路到绝处开生面。南京方面，洪、杨二人力命石达开东援，以齐力共破清军的“江南大营”。
上命不得不听，石达开只得从南昌撤围。曾国藩咸鱼翻身。
至此，太平军“西征”告一段落。
附：《虏在目中》
（说明：《虏在目中》著者不详，抄本原藏于北京图书馆。此文应该是一个曾经被太平军俘虏的读书人所写。《虏在目中》对于太平军的军营制度、仪节、纪律、习惯、作战技术、文书格式等等，多有详细的第一手描述。对于研究太平军作战方式，很有参考价值。）
贼营出阵，皆以大率小，如：伪丞相当头，次伪检点，左、右伪指挥，次伪将军，次九军伪总制，率各属下伪典官、监军、军帅、师帅、旅帅、卒长、司马等。以三军居中，六军分左、右翼。伪总制，进则视伪指挥之旗，退则视伪丞相之旗。众贼目进退，皆随伪总制之旗。
贼临阵遇官兵时，伪丞相之旗居中，分开门户，滚牌手数十面，隐住大炮。俟伪指挥、将军由左右抄出，则滚牌一散，大炮打出，左右继以抬枪、鸟枪，众贼兵呐喊，遂就势冲出。官兵为贼所惑，每在此时。人声、炮声，其势甚大，不知黔驴止此一技耳。伪检点之旗居后，视贼有不按队伍者，收兵时斩。如前军败，后军零星先走者，即斩。
贼与官兵交战时，约十余合之后，故退二三十步，复一拥而进，谓之“回马枪”。贼每战皆施此计。视官兵稍败，则左右之军追上，两军一合，后军随后一围，如连环之式，用长矛混战。大约贼之阵势，皆不出一分一合之法。倘左右有接应之兵，由中一击，其围自溃。
贼视官兵远走，前军已成围者不动，后军抄出追之。
贼屯兵之所，四方皆筑土城，约高八尺，厚二尺，用木柱埋在土内，相去约四尺远，两两对埋，里外卡以木板，中实以土，如江南筑土墙者然。但筑墙者，墙成即将板木撤去。兹则筑一层，加一层。墙上开两小方洞，一大洞，两两相间。小洞内安置抬枪，大洞置铁炮。外面看之，全不见枪炮形迹。贼每从洞内窥伺官兵。城上亦可登望。
土城外，有濠沟，即筑城取土之处，城完而沟亦成矣。内插竹钉，以防官兵冲突。
贼印以松木为之，约长三寸，宽寸半，旁刻二龙，中刻贼伪衔，皆是真字，无篆书。
贼谓枪头为“札嘴”。用竹竿长一丈二尺，逐节用火炙过，将札嘴安于竿首。自伪总制以上用大刀，余皆用此。
贼营竹帽，谓之“胜盔”，用竹编三层，可以搪刀斧，唯广西起首之贼有之。贼便帽，用绸缝一长筒，将线缩成花纹，下用飘带，扎于额上。
贼营逆书
有名《天条书》者，上云：“第一天条，崇拜皇上帝；二，不好拜邪神（逆书中应用“可”字处皆用“好”字）；三，不好妄呼皇上帝之名（注：名爷火华）；四，七日礼拜，颂皇上帝之恩德；五，孝顺父母；六，不好杀人害人；七，不好奸邪淫乱；八，不好偷窃劫抢；九，不好讲诳话；十，不好起贪心。”
每食念经，首四句云：“赞美上帝，为天神父，赞美耶稣，为救世圣主。”
贼奏章头尾，通用套云“小子某，同众小子某，一齐跪在地下，敬告天父皇上帝老亲爷爷”，（题头）“托救世主天兄耶稣赎罪功劳，转求天父皇上帝，在天圣旨行成（成行）”，（题尾）“在地如在天焉，俯准所求，心诚所愿”。
有名《三字经》，首数句云：“皇上帝，造天地，造山海。六日间，尽造成。人共物，得光明。”
有名《幼学诗》者，其词如小说中之劝世文。
有名《太平诏书》者，内载伪檄文三篇。
有名《天父下凡诏书》者，其词皆是惑人之说。
有名《太平新历》者，无干支，有二十八宿营，单月三十日，双月三十一日，至节令亦与宪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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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榻之侧难容鼾睡
——清军江北大营、江南大营的首次崩溃
早在1853年3月27日，即太平军占领南京的第八天，时任湖北提督的“钦差大臣”向荣已经在朝阳门（现中山门）门外的孝陵卫建营筑垒，此即“江南大营”。4月16日，钦差大臣琦善在扬州外围建立“江北大营”。
1854年下半年，由于琦善病死，江宁将军托明阿继任江北大营统帅。病死的琦善，不是别人，正是1840年接替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广州与英国人议和的偷割香港的那位爷。他曾被道光帝逮治，不久释放，后任四川总督。1853年，他奉命镇压太平军，仅一年多，老哥们就“出师未捷身先死”了。
太平军在1853年3月19日占南京，3月31日攻克镇江，4月21日攻占扬州，所以，这三处地方，构成了“大天京”的概念。扬州在1853年底即被清军夺回，太平军在江北只能以瓜洲为军事据点坚守。
江南、江北两个大营，尤以向荣的江南大营为重要。向荣老将，扎立大营后，即派军东攻镇江，南守东坝，这就堵死了太平军攻取苏州、常州的去路。同时，他又派兵西守宁国，北击芜湖，由此也守住了皖南入浙江的宣城（时称宁国府）门户，保证了自浙江运送的饷粮能及时运至。
向荣这个人是太平军的死对头。1952年中国史学会主编的厚厚八大卷《太平天国史料》中，仅《向荣奏稿》就占了整整一大卷。向荣，四川大宁人，字欣然（真是“欣欣向荣”呵）。此人非士人非贵族，最早在甘肃固原当兵，为当时的提督杨遇春识拔，常年征战于青海、新疆等地，积功至甘肃镇羌营游击。道光十三年，时任直隶总督的琦善很赏识向荣，调他回京城训练京营，累迁开州协副将。道光二十七年，擢为四川提督。道光三十年，向荣又参与平湖南李沅发之乱。拜上帝会初起，时任巡抚的郑祖琛无能，咸丰帝亲自下旨，调当时在军中颇有威望的向荣为广西提督，专门主剿广西刚刚崛起的太平军。早期的大黄江、牛排岭等战，向荣力战，屡屡成功，得清廷“霍钦巴图鲁”赐号。不久，由于新任巡抚周天爵与向荣不睦，致使上下不能协同，被包围的太平军乘机窜去象州，向荣本人因此遭降三级的处分。大学士赛尚阿来广西督师，向荣与乌兰泰二人合剿太平军，开始还算顺利，但未几就大败于官村。太平军陷永安州，向荣遭削职处分。隔了数月，永安得复，向荣复官。但是，他与同为大将的乌兰泰又不和，清军屡屡贻误战机。太平军攻桂林不成，由兴安、全州窜入湖南。朝廷盛怒之下，准备把向荣削职发配新疆。好在赛尚阿保他，让他率兵追击太平军。在湖南，向荣于浏阳门、岳麓山等处屡次得胜，解长沙之围大有功。太平军北走，陷岳州，入湖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