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炙鲜省�
黑豆一般是用来喂牲口的，在平常，即使最穷的人家也不会拿它当正经粮食。刘春雷当兵以前是开豆腐坊的，见到的豆子多了，可说什么也不会想到要吃黑豆。这玩意儿炒着吃，又苦又涩，难以下咽；下锅一煮，出来的是黑红色的稀汤，气味难闻，本来饿得很，可一闻到那味道就猛反胃，简直吞不下去。
去沙区的路上，刘春雷担任收容后卫，远离大部队慢腾腾地走着。这时候，路边岔道上过来两个生意人，边走边开心地说着话。年纪大的那人带着顶礼帽；年轻的那位的头上包着白毛巾，穿着小褂。两人干净整洁，见人就热情地打招呼。这让大刘想起了自己在石家庄饭馆里当伙计时的情景。“如果不打仗，现在自己也在跑买卖了吧，也许成家了吧。……”一时间，他对战争前的安宁岁月充满了温馨的回忆，眼泪差点掉下来。
到沙区去的路越走越荒凉，部队的情绪也越来越低落。以往行军是为了打仗，大家对周围的景致并不在意；而这次是去搞生产，战士们对地理条件就比较关心。走着走着，四边全是荒地了，看不见路人。大风刮起，沙砾打在脸上一阵阵生痛，连眼睛都睁不开，大家于是愈加烦躁起来。
领导们也觉得气氛不对，一个劲地鼓动打气，可效果并不大。
到最后，大家都是阴沉着脸赶路。
经过几天的行军，部队到达了沙区中心的井店集①，发现这里也是冷冷清清毫无生气。以往，八路军到老根据地，路口总有男女老少迎接，热情地张罗着安排住宿。可这次，等了好久才出来一个人，病歪歪的，有气无力。曾团长和况政委一面和他交谈，一面安排干部们分组探访百姓。
进了村，发现四处房屋破败，大门半掩，十室九空，院子里停着尸体没人管。即使有活人的屋里，也只剩下个把老人，灶里的火早熄灭了，人饿得皮包骨头，奄奄一息。有间房子里，床上躺着饿死的母亲，怀里还抱着死去的婴儿……
幸存的百姓看见八路军来了，就像见到了大救星，泪流满面，不停地作揖，好久都哭不出声音来。
打了几年仗，骑兵们早就习惯了生与死的场面，可是，村里的惨状还是让久经沙场的战士们禁不住捂住了眼睛。回到村口，很多人都哭了。
原来，就在去年，日军独立第一混成旅团在汉奸孙步月的配合下对沙区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为制造“无人区”，敌人施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无论男女老幼，只要遇上，无一幸免。仅在南张堡等十五个村子，就有一千八百七十二人被害。杨固村有七口水井，其中六口填满了被害的群众，很多人家因此绝户。
汉奸孙步月是豫北一带的大地主，挂过“千顷牌”。他不仅帮着鬼子杀戮抢劫，还把沙区的枣树都砍了，把木料拉走修据点，其他的就放火烧掉，以此断绝群众的生活来源，逼迫人们搬走。汉奸的手段和鬼子一样的毒辣疯狂，灾区的许多老百姓一听见孙步月的名字就发抖。
自然灾害和敌人的抢劫使得当地粮食断绝，大屠杀又使得许多村落成为了废墟。大批群众被迫外出逃荒，留下的老人和孩子身体虚弱，大多冻饿而死。昔日繁华的乡村，如今到处是残垣断壁，土地荒芜，人烟稀少。如果不及时把春耕春播搞好，沙区也许就真的就要变成了“无人区”了。
日军的罪行是最有力的反面教材，惨不忍睹的现状胜过了千百次思想教育。骑兵团战士们的拳头捏紧了，满腔的激愤化成了无穷的力量，也化成了战天斗地的实际行动。所有的人，原先软弱的想法消失了，埋怨的情绪消失了，动摇的思想消失了。大家都明白，如果不坚强地战斗下去，就会当亡国奴，就会有沙区百姓一样的悲剧再重演。
《铁骑报》连续发出了动员号召，曾玉良团长说的是“洒尽全身血，还有硬骨头，拼死和日寇干到底”，况玉纯政委提出“变沙区为绿色原野”。政治处把标语写在了墙上——打仗勇敢杀日寇，生产勤劳救群众！
部队分散到了各代耕点。“无人区”赤地一片，满目凄凉，战士们先要清除杂草和灰土，还要清理床边屋角无人掩埋的尸骨残骸。尸体大多腐败了，有的尸骸已经风化剥落了，认不出模样来。工作没多久就有人病倒了，一检查才发现是霍乱。上级赶紧设置疫情观察哨，还送来了大批烧酒到处喷洒。
骑兵们打扫卫生、掩埋尸首、分发粮食、修理房屋，帮助老百姓重建家园。把军粮支援给群众以后，战士们自己就挖野菜、吃树皮。由于先前敌人把死尸塞到井里，上面压上磨盘，使得生活用水遭到污染，所以吃水饮马也都要另建设施……这么忙碌了十多天，才开始耕种。
团里规定，每人每天耕种一亩地，但干部和党员都纷纷给自己加任务。政治处也开展了“看谁耕地多，看谁贡献大”的竞赛活动。刘春雷原先在家里时并没有种过地，团里像他这样的战士也不少，可大家都咬紧牙关、勒紧腰带拼命干活。每天，各班留一人挖野菜、准备饭食，其他的人则牵马下地，早出晚归抢种粮食。
为了保护战马，人和马一起拉犁；那些有战伤的干部战士，自动结成小组互相鼓励。每个人手上都打起了大血泡，每天都有同志因饥饿劳累晕倒在地里，但谁都没有怨言，依然你追我赶地进行生产。三连指导员赵有金（1943年牺牲）每天能耕两亩地，被评为模范；团长曾玉良天黑了还在地里忙活，被称为“铁汉”，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
经过八路军的大生产运动，沙区的耕地补种上了粮食。外出逃荒的群众也陆续回来了。看见黄沙一片的荒地又蒙上了绿色，老百姓抱着八路军战士激动得直哭。地方政权组织也重新恢复起来，沙区的村庄又重新呈现出了生机。
在沙区，刘春雷第一次听到了《黄河大合唱》。
当时，边区行署的干部也到灾区参加生产劳动。傍晚收工的时候，宣传队的十多个男女排队站在村口，没带锣鼓乐器也没穿戏服，大家都不知道他们准备要干什么。反正周围已经聚集着许多围观的战士和群众，大刘也就挤在人群里看热闹。
队列里，一个戴眼镜的青年走出来，用浑厚响亮的嗓音向大家发问：朋友！你到过黄河吗？你渡过黄河吗？你还记得河上的船夫拼着性命和惊涛骇浪搏战的情景吗？……
听见这深情的吟诵，喧闹的人群立刻安静下来，刘春雷只觉得自己的心一下子被揪紧了。
咳哟！
咳哟！咳哟……冲上前！
咳哟，冲上前！
咳哟，冲上前！
乌云哪，遮满天！波涛哪，高如山！
冷风哪，扑上脸！浪花哪，打进船！
咳哟！咳哟……
伙伴哪，睁开眼！舵手哪，把住腕！
当心哪，别偷懒！拼命哪，莫胆寒！
不怕那千丈波涛高如山，
行船好比上火线，团结一心冲上前！
咳哟！咳哟……
紧张激情的混声交错响起，在场所有人的面孔都涨得通红，无论是干部战士还是老百姓，全都被高亢的战斗呐喊震撼得泪流满面。
整整四五天，骑兵们的耳边都萦绕着这激昂的曲调，从此，刘春雷就坚定地认为：《黄河大合唱》是全世界写得最好的歌曲。（霸气 书库 ｜。。）
八路军的大生产活动是在敌人的层层包围中进行的。1943年，日伪在华北地区建立了密集的封锁线，仅在冀鲁豫边区就有据点一千零九十八个、封锁沟七百公里，把广大的乡村分割成无数的小块。
与八路军相对峙的，除了日伪军，还有国民党顽固派、地方封建势力以及见谁打谁的土匪。敌我势力犬牙交错，一些地方名义上有共产党的政府，实际我们只掌握了方圆几公里的地盘，被戏称为“一枪打穿根据地”。这些地方没有防御纵深，主力部队待不住，地方干部办事要化装，运送物资要武装护卫，骑兵团就经常充当保镖队、救援队，在敌后来回穿插。
1943年，骑兵多次担任护送任务，从没有出过事。
年底的一天，二连奉命护送一位干部过平汉路。以往，这种任务骑兵们干得多了，最多也就是出动一个排，这次却显得格外慎重，不仅全连出动，而且还由作战参谋李华珍带队。到了集合地点一看，整个护送队有穿便衣的，有穿军装的，加起来起码有一个营，把刘春雷他们吓了一跳，心说这一定是个不得了的大干部。跑去问李华珍，他还保密不肯说，直到任务完成回来才悄悄告诉二连长张起旺：那是新四军的陈毅军长，要到延安去开会。
当时，根据地实施精兵简政，机关规模缩小，有些部队的团部都被撤销了。干部们也进行了分流，有的转移去后方大根据地，学习政权建设、军队建设的知识，为将来的反攻做准备，所以被称为“反攻干部”；有的就留在敌后游击区坚持斗争，就叫“咬牙干部”。
骑兵团既要护送“反攻干部”安全过路，也要协助“咬牙干部”坚持斗争。
9月里的一天，五分区朱程司令员在山东曹县遭到日军合围，正在执行任务的骑兵二连得知情况，紧急前去救援。
刘春雷他们赶到曹县附近，五分区的部队已经被打散了，一路上不时能遇到蓬头垢面、满身血迹的伤员。骑兵们设置撤退拦阻线，收容了不少民军第一团的失散人员。据他们说，当天上午，民一团团长桑玉山、副政委何楚雄牺牲了，朱程司令员和鲁西南专署专员袁复荣、五分区政治部主任（兼民一团政委）魏明伦等人都被鬼子的快速部队包围，情况不明。
所谓“快速部队”就是日军骑兵第四旅团，他们专门在大“扫荡”中追击八路军的指挥机关。这时候天色已晚，骑兵二连转了好长时间也没有打听到五分区机关的下落。第二天，遇到五分区骑兵连的指导员，他亲眼看到朱程和警卫员被打死在王厂村，袁复荣专员和魏明伦政委也同时牺牲了。
朱程是华北民军的抗日领袖，他先前是四分区的副司令员，刚调到五分区不久。朱程的日语水平很好，作战时常听见他向日本人喊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