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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假设就是一支古印欧居民一直生活在塔里木。毫无疑问，同一时间里，斯基泰、萨尔马特人正穿过西伯利亚抵达叶尼塞河上游，塞人正向喀什和费尔干纳之间的天山南北扩张。喀什噶尔西部的东伊朗语与北方的库车语构成了语言学上的证据，而中国史学家们关于库车西北伊犁的乌孙人碧眼赭发的观点则可以作为人类学方面的证据。
塔里木盆地的这些小王国在经济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因为中国与印度－伊朗和希腊之间的商业要道“丝绸之路”从它们的绿洲上经过。地理学家托勒密帮我们证实了这条商业要道的存在，他引证他的前辈马林·德·梯尔的记载，说在公元1世纪，即我们要讲的时代，有一个马其顿商人，名叫马耶·提梯亚诺思，从他的经纪人那里得知这条大道的路线和途中的重要标记。丝绸之路从罗马帝国叙利亚省的首府安条克出发，从谢拉波利渡过幼发拉底河，进入帕提亚帝国，经过帕提亚的艾克拔塔尼（哈马丹），再经今日德黑兰附近的拉格或雷依，海加顿费洛斯（马鲁），直达巴克特烈（巴尔赫城）。这个时期的巴尔赫城属于印度－塞人，很有可能就是中国人所指的月氏人或是印度人所指的吐火罗人。从那里开始，丝绸之路进入帕米尔高原。据托勒密记载，帕米尔的一个山谷中，科米台山脚下，有一座石塔，石塔附近曾经是地中海东部商队和“丝国”商队进行商品交换的场所。赫尔曼认为这个商品交换地位于帕米尔中的阿莱与外阿莱的纵向山脉之间，发源于阿姆河上游的克兹尔河流经那里，并从那里流向喀什山谷。哈金先生到过这些地区，根据他以前的推测，石塔应当是在瓦罕（小帕米尔）与叶尔羌河发源地之间，敏忒格山口以北，也就是现在的塔什库尔干。
丝绸之路从喀什起分为两条道。北面的一条经过库车（赫尔曼认为，库车就是古希腊地理学者们所说的伊塞顿斯基泰），到喀喇沙尔（达姆那），再经罗布诺尔的楼兰（伊塞顿－色里加），到玉门关（敦煌西，即达哈塔）。至于南面的一条，我们在上文已经指出了它的路线，它自喀什起，经叶尔羌、于阗、尼雅，至罗布诺尔的楼兰国的米兰。两条支路会合于敦煌，即希腊和罗马地理学家们所说的色罗阿那。然后，丝绸之路经过酒泉与张掖（托加拉）进入中国境内，直达长安，即托勒密所指的“丝绸之都”；或达洛阳（河南府），即史书所称的萨拉加或友支那。
草原上的古代史
丝绸之路 （2）
班超征服塔里木盆地
对这些希腊文与汉文的地名的考证无论有什么结果，都不会影响到丝绸之路沿线各城市的重要性，因为这条横贯亚洲大陆并连接罗马、帕提亚和汉帝国的大道是商家必争之地。于是，塔里木盆地周围绿洲上的那些印欧小国便显得尤为重要。其实匈奴人与中国人在不停地争夺对这些国家的控制权，前者从北边的阿尔泰高地监视塔里木，后者从东方的敦煌地区把守着出入大道的关口。
塔里木盆地被后汉征服或再征服是在明帝（公元58～75年）、章帝（公元76～88年）与和帝（公元89～105年）统治时代所进行的一项有计划、有步骤的事业，同时也是几个将领的伟大功绩。公元74年，中国将领耿秉与窦固对北方的匈奴人进行了一次初步的远征，而匈奴在中国军队到达之前就远逃了。这时，窦固派副将司马或称骑都尉班超（中国伟大将领之一）远征到巴里坤的匈奴部落呼衍部，获胜后，“杀胡人极众”。公元73年，中国在伊吾建立了一个中国军屯区，沙畹经考证认为这个地点是在今日的哈密，但赫尔曼却认为它是在罗布诺尔以北的楼兰与今日的营盘之间。公元74年，耿秉与窦固攻打吐鲁番。当时该地分为两个小王国，前车师在吐鲁番附近，后车师在天山以北的古城，但二者同时受一个王朝的统治。耿秉冒险行军，出击较远的古城车师国，国王安得惊惶失措，放弃战斗，“走出门，脱帽，抱马足降”。安得的儿子吐鲁番王，听说之后也投降了。中国远征军在这里留下了两个戍兵营，一个驻扎在后车师（古城），由耿秉堂兄弟耿恭率领，一个在柳中（吐鲁番）。当时班超认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率领一小队兵士到楼兰与罗布诺尔西南的鄯善国出巡，设计探知该国国王和一位匈奴使者正在共同图谋反抗中国。于是他在当晚召集会议。按例，他应征求与他在一起的民政官“从事”的意见，但是，他出于谨慎并没有这样做。他认为：“吉凶决于今日，从事文俗吏，闻此必恐而谋泄，死无所名，非壮士也。”就在那天夜里，班超率领少数部队直奔匈奴使者的营帐，顺风纵火，前后鼓噪，吓得所有胡人惊心丧胆，全都被杀死或烧死。事后，班超去见鄯善国王，把匈奴使者的头颅拿给他看。鄯善国王正要背叛中国，看到如此情景，便在恐惧之下恢复了对中国的臣服。在此之后，班超去处理喀什噶尔本土归降的事宜了。
当匈奴与汉人都不再干涉塔里木盆地的印欧小国的政事的期间，这些小国之间却发生了内讧。叶尔羌国（沙车）国王，汉人称之为“贤”（公元33～61年在位），曾因征服库车、费尔干纳和于阗而称霸于这个地区，但他在一次叛乱中被杀死了。公元61年，在于阗国王于杀死叶尔羌国王贤后，他就成为了叶尔羌的主人。当时，库车处于匈奴的保护之下，塔里木盆地南部的霸权归库车国王（汉人称之为“建”）所有。库车国王建又在公元73年在其保护者匈奴人的支持之下占据了喀什。就在这个时期，班超奉明帝之命来到喀什噶尔地区处理政务。他先来到于阗，当时于阗国王广德正为不久前取得的胜利而洋洋自得，更何况他正在匈奴使者的庇护之下，因而在班超面前显得十分傲慢无礼。班超则趁其不备，诱杀了国王的主要顾问和一个巫师。国王大为恐慌，向中国俯首称臣，为了表示忠诚，把匈奴使者也杀了。于是，班超直奔下一个目标——喀什。我们在上文看到，库车国王建是匈奴的臣仆，他在征服了喀什之后便派了自己的亲信做当地的国王。班超非常大胆，只带了很少的随从，便将这个外籍国王拘留，令其退位，恢复了以前的喀什王朝，并把一位汉人称之为“忠”的人立为国王（公元74年）。
公元前75年，明帝去世前不久，塔里木盆地发生了一次反对中国统治的大叛乱，这次叛乱当然是由匈奴人支持的。喀喇沙尔国王把中国官员都护陈睦杀死。库车与阿克苏的居民将班超围困于喀什城，这位中国英雄面对敌人抵抗了一年多的时间。这时，匈奴人又侵入后车师国（古城），杀死了国王安得，并把中国将军耿恭围困在该地区的一个堡垒中。和班超一样，耿恭也进行了英勇的抵抗。由于缺乏食物，他和几个残存的将士一起将作战装备上的皮革煮来充饥，准备抵抗到底。这时新皇帝章帝已经即位，他的朝廷下令班超与耿恭退出塔里木盆地。这是因为中国朝廷对这些永不停息的叛乱和这些中亚细亚的保护国所付出的牺牲感到十分丧气。但班超深知撤退就等于把这个地区白白送还给匈奴人。在归途中经过于阗时，他又按照自己的意愿，置朝廷命令于不顾，再次回到喀什。就在他离开喀什城的短暂时间内，匈奴集团的库车人果然占据了该城。于是，班超捕杀库车党人的首领并定居在喀什，决定永不再撤退。更有甚者，78年，他率领自己在喀什、于阗以及在索格底安那招募的兵丁攻占了阿克苏与乌什－吐鲁番，“斩首七百级”。当时，甘肃的中国戍兵从匈奴手中将车师王国（吐鲁番）收复，“斩首三千八百级”，俘虏3000余人，驼、驴、马、牛、羊共计37000头，使得北面的野蛮民族四处逃散。遇到像班超与耿恭这样的对手，匈奴人才算真正被降服了。
在上呈皇帝的一份奏折里，班超尽量以自己在西方的所见所闻为依据劝服朝廷出兵讨伐蛮族。他认为文人们菲薄远征是不对的，墨客们认为远征无用也是不客观的，只有出兵保护边疆才是最好的办法，才能使中国领土不再定期地受到匈奴人的侵袭，正所谓“三十六国（中亚细亚），号为断匈奴右臂”。他的这一策略，在奏折内概括成一个著名的成语“以夷制夷”。事实上，他之所以能够成功征服塔里木盆地，是因为他从每一块新征服的土地上及时补充了新兵，以便去征服其他正在叛乱的绿洲。至于从中国来的军队，只不过是由一小群冒险分子或充军之人组成，他们来到边疆过动荡生活只是为了恢复个人的名誉。他们生活在这里，并且尽自己的努力保护这里的安宁，以防匈奴游牧民族卷土重来。班超进一步解释说：“莎车、疏勒，田地肥广，草木饶衍……兵可不费中易进犯。80年、87年，他两次粉碎喀什的叛乱。88年，他平息了叶尔羌人的叛乱，并与伊犁的乌孙人结盟。班超屡次派出探子打探蛮族的情况，逐渐对“胡人”的心理了如指掌，于是他出击不再那么谨慎小心，而是放心大胆地与敌人周旋。喀什的国王忠，原本是接受他保护和支持的，却于84年联合了叶尔羌人、索格底安那人、月氏人发动了叛乱。87年，喀什国王被班超驱走后，装作愿意投降的样子要求拜见班超，而暗地里却带领一队骑兵想趁机突袭。班超看出了他的意图后非但没有降罪于他，反而设宴款待他。等到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将他们一网打尽，并砍下了忠的头。对于叶尔羌的叛乱，班超于88年率领少数的汉兵以及在于阗招募的兵丁前往出击，当时叶尔羌人得到了库车人及邻近城市五万人的帮助。班超寡不敌众，佯作战败，深夜撤退之后又带兵急回，于“鸡鸣时”奔赴叶尔羌营，斩敌5000人，迫使其投降。
库车与喀喇沙尔看到叛乱局面不能持久，就开始四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