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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杜睿也只是反驳了一句，便让宝钗没话说了：“正因为他们是我的儿子，所以必须跟着我这个做父亲的去拼命，他们是贵公子，自小便是锦衣玉食，享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荣华富贵，难道就因为如此，他们的xìng命，就要比那些平民子弟金贵，他们在大唐得到的多，自然也要复出的多！”
虎毒不食子！
杜睿对待子女的态度，或许当真是有些苛责了，但是公而忘私，古人都能做到，他如何便做不到。
前世读史，杜睿记得有这么一个故事：chūn秋时，晋国一个叫南阳的地方缺个县令，晋平公就去问当时大夫祁黄羊说：“南阳县缺个县令，你看，应该派谁去当这个官比较合适呢？”
祁黄羊毫不迟疑地回答说：“叫解狐去，他为人公正，做那里的县令最合适了，他一定能够胜任的！”
晋平公惊奇地问他：“解狐不是你的仇人吗？你为什么还要推荐他呢！”
祁黄羊笑着说：“您只问我什么人能够胜任，谁最合适当南阳的县令，您并没有问我解狐是不是我的仇人呀！我和他只是私人的恩怨，并不能掩盖他的才华嘛。”
晋平公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也觉得解狐这个人确实不错，就派解狐到南阳县去上任了。解狐到任后，果然很有治理的才能，为那里的人办了不少好事，大家都称颂他。
过了一段时间，晋平公又问祁黄羊说：“现在朝廷里缺少一个法官，你看，谁能胜任这个职位呢？”
祁黄羊毫不犹豫地说：“祁午能够担任这个职位的。”
晋平公又奇怪起来了，问道：“祁午不是你的儿子吗？你怎么推荐你的儿子，不怕别人讲闲话吗？”
祁黄羊说：“可是您只问我谁可以胜任法官这个职位，所以我推荐了他；您并没问我祁午是不是我的儿子呀！”
晋平公很满意祁黄羊的回答，于是就派了祁午去做法官。祁午当上了法官，果然能公正执法，替人们办了许多好事，很受人们的欢迎与爱戴。
孔子听说这两个故事后，十分称赞祁黄羊。
孔子说：“祁黄羊说得太好了！他推荐人才，完全是拿才能做标准，不因为他是自己的仇人，存心偏见，便不推荐他；也不因为他是自己的儿子，怕人议论，便不推荐他。像祁黄羊这样的人，才够得上说‘公而忘私’啊！”
举荐人才，只见公义，无视仇亲的道德勇气，是国家社会人人所要培养的一种基本jīng神。能“公”才能去“私”，能去私才能互信不疑，这是塞堵乱源的根本道理。
杜睿知道，当一个王朝承平已久之后，这众公而忘私的jīng神，很容易被人渐渐淡忘，紧接着就会发生一些，诸如火箭干部、裙带提拔事件，更会有人打着“举贤不避亲”的旗号搞“小圈子”提拔，你用我的人，我用你的人，互相照顾，皆大欢喜，有些“火箭式干部”一查就与某些领导官员沾亲带故，难免让佳话失sè，美谈蒙尘。
在杜睿看来，“举贤不避亲”能不能成立，关键就在孔子的那个“公”字，公与不公，高下立判。
包拯为人大公无私，不谋私利。他一生俭朴，即使是当了官，有了地位，衣食住行及生活习惯，也和普通老百姓差不多。包拯曾经写过一则家训，刻在家壁上。
家训的全是：“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不从吾志非吾子孙。”
也就是说，包拯严厉要求后代不贪不好，不要欺负百姓，如果有人不如此做，那么，就不是包家子孙，死了之后也不得葬在包家祖坟。
这一著名的家训，体现了包拯不谋一家一族之利的高尚情cāo。这种情cāo，并不是包拯故意做出来，以示自己清高，而是他一生的行动准则。
早在庐州家乡做官时，包拯就以无私而远近闻名．包拯作了父母官，他的亲戚乡里都很高兴，认为从此有了靠山．然而，铁面无私的包拯秉公办事，即使是自己的亲戚犯了法，他也是执法如山．这样，包青天的名声大震，包拯死后，其威名传播四方。
还有一个故事，chūn秋战国时期，有个墨家学派的首领叫腹朜，定居在秦国，他儿子犯了杀人罪，被抓了起来。
国君秦惠王对腹朜谁：“先生年纪大了，又没有其他儿子。我已经下命令赦免了你的儿子，先生可得在这件事上听从寡人啊！”
腹朜回答道：“墨家的法规说：‘杀人者偿命，伤人者判刑。’这样才能禁住杀人伤人。禁止杀人是天下大事，陛下虽然开恩，不杀我儿子，我却不能不遵奉墨家的法规。”
由于腹朜不愿意接受秦惠王的恩赦他的儿子被处死了。后来有人称赞说：“每个人都疼爱自己的儿子，而腹朜能不顾私情按法律办事将儿子杀掉，真可以说是大公无私了。”
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自己的事再大也是小事。
杜睿不是不爱惜自己的子女，更不是当真大公无私的圣人，他让杜学征无兄弟从军出征，身涉险地，难道他的心里就当真愿意。
杜睿只是不想自己嘴上要求别人“大公无私，因公忘私”，自己却做另一套，到时候他还怎么去要求别人，要是人人都以权谋私，这个天下岂不是要乱了。
杜学征等人萌荫入仕，他们既然享受到了权利带给他们的好处，自然要付出义务，这是公理。
安康公主哭的似乎比任何人都伤心，让人觉得肝肠寸断，杜睿知道，她是在为自己担心，也在为杜学征无兄弟担心，汝南公主倒挺坚强，时不时安慰几句自己的妹妹。
对众多妻妾，杜睿的歉意很重，因为忙的事太多，他在出征前都没好好陪过她们。
此刻，杜睿只能一个劲儿地抱歉，说征战回来了，一定会抽出时间，好好陪陪她们，并要求她们在出征当rì不要来为她送行，以免得伤心。但一众娇妻美妾还是来了，还垂泪痛哭，让杜睿心里的歉意更重了。
儿女情长，英雄气短，杜睿知道他无法割断对这些女人的柔情，他只能强忍着不去看她们。
锣鼓的喧哗，李贤下了城楼，步行着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杜睿连忙率领众将领整齐地列队迎接皇帝的到来。
仪式正式开始，李贤率领群臣及将要出征的将领走上祭台。
祭天、祭地、告宗庙，再祭旗，以太牢祭祀，牲血涂军旗、战鼓，再是rì祭，包括行军将要经过的方位和山川神，表示从此跋山涉水，可以一往直前了。
杜睿参加过多次这样的出征仪式了，不过今rì却发觉这一次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显得格外的隆重，杜睿也能理解李贤的心思，大举西征，剿灭大食，这是何等重要的大事，洪武朝开年以来，大唐还不曾显示过赫赫武功，这一次西征，如能得胜，李贤有为之君的形象，便可以树立起来了。
和当初的李承乾一样，李贤同样感觉自己生活在父祖的光芒笼罩之下，特别是那位战功赫赫的皇祖父太宗皇帝，简直就是一位可以让他仰视的存在。
当初大唐王朝草创之时，正是各派军事势力分裂与混战的高峰期。如果说太宗皇帝在大唐王朝建立之前的战功还不十分显著的话，那建立大唐王朝之后，统一全国的军功则无人能与其匹敌。
高祖在称帝之后就不便于亲征了，而当时的隐太子李建成也要在长安辅佐高祖处理政务，这样，平定各方势力统一全国便成了当时还是秦王的太宗皇帝不可推卸的责任。
二十来岁的太宗皇帝勇敢地挑起了这副重担，前后用了十年多的时间完成了这项艰巨的统一战争任务。
太宗皇帝的统一战争包括三部分，一是平定薛举父子，二是击溃刘武周，三是打败王世充和窦建德。
公元617年，金城郡富豪薛举率领十万军队进犯渭水，攻打扶风，和高祖争夺关。高祖命太宗皇帝为帅与薛举战于扶风，斩首万余人，大胜薛举，将唐的势力扩充到了陇右一带，进一步稳定了关的局势。
第二年的六月，高祖又封太宗皇帝为西讨元帅，继续讨伐薛举。七月，和薛举战于泾州，因为当时太宗皇帝正患疟疾，在军养病，而属将急于决战。由于战争准备不足，被薛举偷袭，结果大败而归。
八月，薛举死后，其子薛仁杲领兵进犯。太宗皇帝继续出征，他先固守六十天，不准部下迎战，还下令：“敢言战者斩！”
这主要是为了使自己的军队士气得到恢复，同时也挫敌锐气。等时机成熟时，太宗皇帝便命令属将先诱敌深入，然后全军出动聚歼。浅水原这一战，大破敌军，结果薛仁杲投降，陇右地区宣告平定。
公元619年，刘武周在突厥的支持下大举南下，攻打并州，就是大唐龙行之地太原。并州的总管李元吉支持不住，逃回了长安。致使晋州等地也失守，关地区震动。
高祖想放弃河东的这个地区，遭到太宗皇帝的坚决反对，他认为河东是富庶之地，也是京城的重要依托，还是起兵之地，所以不能放弃，他愿意领兵夺回来。
高祖便命太宗皇帝领兵出征，十一月，太宗皇帝趁黄河结冰的机会顺利渡河，然后用“坚壁挫锐”的战术来和刘武周的大将宋金刚对峙。
太宗皇帝坚守不出，挫敌锐气，待机而动，因为他知道敌军深入，必定会粮草不济。次年的二月，在宋金刚军粮草缺乏时破敌于介休城，刘武周也放弃太原北逃。至此，关的东北部也宣告稳定。
618年，隋炀帝被杀的消息传到洛阳后，守将王世充拥立越王杨侗称帝，改元皇泰。619年四月，王世充夺取了政权，改国号为郑，割据关东地区。第二年七月，太宗皇帝进军洛阳，开始平定王世充。
从这年的八月完成对洛阳的包围，到下一年的二月，虽然经常昼夜攻城，但终因洛阳城坚固而无法取胜。将士思归心情迫切，太宗皇帝却坚定意志，鼓励将士说：“这次我们领重兵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