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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第二次朝鲜战争证明，朝鲜的威胁仅限于口头，因为到二零一四年，朝鲜都没有完成核装置的小型化工作，其拥有的三具核装置不具备实战能力，还被美军的战略轰炸机一举摧毁，但是在此之前，朝鲜绝对是日本最大的威胁，而且一直被日本当成最有可能变成现实的潜在威胁。
第二次朝鲜战争，等于帮助日本解决了这个潜在威胁。
这也能够说明日本在第二次朝鲜战争期间的基本政策，即仅开放由美军实际控制的军事基地，没有为联军提供更多的援助。第三次战役后，春川受到威胁，联军被迫撤消半数以上的前沿空军基地，美国要求日本开放更多的军事基地，以便部署更多的作战飞机，日本却没有答应。
只是，在其他方面，日本受到的就是负面影响了。
第二次朝鲜战争结束后，利用战争期间的大规模消耗、以及帮助朝鲜重建，中国不但解决了国内流动性过剩的问题，还为泛滥的民间资本挖掘了一条疏浚渠道，随后中国率先走出金融危机。
几乎同时，美国经济也开始复苏。
随着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先后复苏，金融危机在二零一六年宣告结束。
从经济层面上看，这对日本是好事，因为最大的两个消费体开始复苏后，日本企业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发展前进。
只是，事情有正反两面。
中国的经济复苏，以民营经济全面扩张为基础，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之后，必然对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众多寡头构成威胁。
这种情况，在二零一七年就变成了现实。
标志**件，正是中国当局逐步开放国有垄断行业，为民营企业腾出生存空间。率先开放的就是最近几年发展得最为红火的汽车制造业与成品油炼化与销售市场，众多与中国国营企业合作的外资企业也深受影响。
虽然中国的经济改革不可能立竿见影，民营企业要想发展壮大，需要更加开放的经济政策，更需要充足的时间，但是迟早有一天，中国的民营企业会会收复失地，独霸中国的国内市场。
早在二零一五年，就有日本经济学家做出预测，认为日本企业应该走出中国。
说话容易，可是做起来却不容易。
谁都知道，要不了多久，中国就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消费国，而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一大生产国了。
抛弃中国市场，日本企业等于自断生路。
当然，日本企业也不是没有生路，比如可以扩大在美国的占有率，来弥补在中国损失的利益。
问题是，美国的复苏与中国有很大区别。
虽然在形式上，美国的复苏也是建立在战争、以及战后重建的基础之上，特别是帮助韩国进行战后重建，为美国企业提供了很多机会，但是在第二次朝鲜战争期间，韩国本土遭到的破坏并不严重，重建规模非常有限。
从本质上讲，美国的经济复苏建立在军备竞赛上。
根据民间机构调查，二零一六年，美国的军火集团创造了一百五十万个就业岗位，带动其他产业创造了一千万个就业岗位。第二次朝鲜战争前，美国的失业率为百分之十三，此后失业率降到百分之三，扣除军火集团与相关行业创造的就业岗位，美国其他产业创造的就业岗位还不到三百万个。
可以说，如果不是战争消耗掉了大量剩余物资，烧掉了过剩的流动性，再通过全球性的货币贬值对充掉了增发的货币，美国的经济复苏严重缺乏可持续性，根本无法与中国的经济复苏相提并论。
对日本企业来说，更大的问题是，没有机会进入军火行业。
没法进入最关键的领域，日本企业很难在美国扩大市场占有率，也无法借此带动国内经济复苏。
事实上，这正是日本遇到的问题。
到二零一八年，日本经济才稍微好转，远远谈不上复苏。按照经济学家预测，如果日本企业无法拓展海外市场，在主要的消费国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日本经济将在未来十年之内处于缓慢发展状态。
这还不是最危言耸听的预言。
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中美两国在经济结构调整的时候，都十分重视本国企业，而且以各种方式推行保护政策。比如在采购加油机的时候，美国空军把性价比最优的空客方案排除在外，选择了并不十分理想的波音方案。在B…X项目中，美国空军也把与欧洲多家军火企业合作的诺思罗普公司排除在外，重点支持由波音、罗马与雷锡恩公司组成的团队。中国也不例外，在国内民航市场重点推广国产支线客机，明确规定政府只能采购国产车辆，把民营车企的税率降到百分之十三，为进军成品油炼化与销售市场的民营企业提供贷款担保，这些政策无一例外的都是在保护本国企业。
这些政策，必然导致两个最大的经济体走向封闭。
虽然从全球化的角度出发，封闭的经济体很难获得强大的竞争力，但是从国家竞争的角度出发，经济上的自我保护政策能够最大限度的确保核心竞争力，并且给竞争对手最少的发展机会。
只是，受害的不仅仅有竞争对手。
在这轮经济大潮中，最大的受害者，正是像日本这类依靠进出口贸易的国家。
当然，遇到麻烦的不仅仅有日本，还有欧洲的德国。
与日本一样，德国也是一个高度依赖进出口贸易的国家。在金融危机期间，德国能够成为欧洲地区唯一的资产净负债为正的国家，靠的就是其强大的高端竞争力。在此期间，德国甚至一度夺回全球最大出口国的桂冠。
只是，与日本相比，德国的处境好得多。
在不济，德国也能依靠欧盟一体化、并且与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强国共同推进一体化来占领欧洲市场，并且从欧洲市场获得足够的利润，支持其本国企业发展壮大，再拓展其他地区的市场。
日本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因为日本没有一个可以依托的大型市场。
从战略格局上看，日本处在中国与美国之间，成为了中美对抗的夹心层。
日本只有两个选择，一是继续依附于美国，二是倒向中国。
不管日本的政客、学者、民众怎么看待这个局面，在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之前，日本都不可能与中国合作。可是反过来看，就算中国超越了美国，日本就能与中国合作吗？
作为美国的盟国，而且是一个没有多少发言权的盟国，日本没有别的选择。
对日本的政治家来说，只能继续依附美国，只是在依附方式上，日本必须做出正确明智的决策。
充当美国的马前卒，只能使日本的处境继续恶化。
这不仅仅是小林光一的认识，也是所有还算理智的日本内阁大臣的认识。
这次内阁会议，只得出了一个结论：日本应该尽可能的避免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如果实在无法避免，必须争取从美国获得尽可能多的援助，并且竭力控制冲突规模，降低日本遭受的损失，以免酿成地区战争。
会议结束后，小林光一给正在东南亚巡回访问的外务省大臣长谷川静弘打了电话，让他立即结束在吉隆坡的访问，赶紧飞往北京，与首相特使的身份与中国国家领导人会晤，商讨解决东海事端。
此时，东海局面已经快要失控了。
双方的军事对峙愈演愈烈，摩擦行为越来越多，只要有一名战斗机飞行员承受不住巨大的压力、或者是哪艘战舰上的武器军官精神崩溃，都有可能演变成军事冲突，让谈判磋商化为泡影。
只是，需要小林光一应付的，还有留在东京等待消息的钱德勒。
因为长谷川静弘要八个小时后才能到达北京，所以小林光一没有急着找钱德勒，而是在会议结束八个小时之后，才让喜田多一郎出面，把钱德勒请到首相府，表明了日本在处置这件事情上的基本立场。
这个时候，长谷川静弘已经到达北京，见到了前来迎接他的黎平寇。
第三十章 战争制造者
第三十章 战争制造者
黎平寇与长谷川静弘的初次会晤算不上成功，也算不上失败。
在表明立场之后，双方均认同了谈判解决争端的重要性，更认识到了和平的宝贵，只是在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双方均未做出让步。比如黎平寇提出，在钓鱼岛设立由双方共同管理的无线电导航站，并且由双方的海事巡逻舰共同管理周边海域，允许中国渔船在附近自由作业，而长谷川静弘则认为，双方应该搁置争议，维持现状，在正式的领土与领海主权谈判中讨论这些问题。
显然，双方的立场有很大的差距。
黎平寇想要得到的是实际好处，即日本必须做出让步，而且是全面让步，为中国逐步恢复钓鱼岛的行政管辖权铺平道路。长谷川静弘则想拖延时间，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仅解决当前的问题。
不可否认的是，在双方高层接触后，事态出现了缓和迹象。
黎平寇已经答应，在二十日上午，与长谷川静弘进行第一次正式会晤，并且重新提出中国争议地区的主权与管辖权要求。长谷川静弘也答应向首相请示，以提出更能符合双边利益的谈判条件。
以当时的情况，即便双方无法在争议问题上取得一致，事态也有可能平息下去。
不管是中国、还是日本，都不希望在这个时候发生军事冲突。
只是，另外一场双边会晤，为这种可能划上了句号。
在小林光一面前，钱德勒显得很平静，没有表现出任何不满，反而对日本当局做出的决策表示了肯定。
离开首相府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