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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至迟在唐代末年已有测深的设备。一种是“下钩”测深，一种是“以绳结铁”测深。深度达到六十多尺，这还是浅水测深。再稍晚一些，有记载说用纲下水测深，“纲长五十余丈，才及水底。”纲是大绳，五十多丈，在已是深水测深了。
南宋末年吴自牧的《梦粱录》上说：如果航海到外国做买卖，从泉州便可出洋。经过七洲洋，“船上测水深约有七十余丈”。当时测水这样深，可见我国宋代已经有比较熟练的深水测深技术了。
宋代已经有针路的设计。航海中主要是用指南针引路，所以叫做“针路”。记载铁路有专书，这是航海中月积月累而成。这些专书后来有叫“针经”，有叫“针谱”，也有叫“针策”的。
凡是针路一般都必写明：某地开船，航向，航程，船到某地。航向的名称有下列各种：单向的，叫单针（也有叫丹针的），或叫正针。双向的，以相邻两向并称，就是上文提到的缝针。两个航向合称时，有四种情况：第一，先单向后双向；第二，先双向后单向；第三，两个都是单向；第四，两个都是双向。还有超过两个航向合称的。航程都用更计算。船到某地，就用四种不同称号：第一，平，并靠的意思；第二，取，经过的意思；第三，见，望见的意思；第四，收，到达的意思。船舶在晚间航行时，要把牵星记录写入针路里。又在航行过程中还要不断测量水深，也要写入针路。
现在把明代《筹海图编》记载由太仓到日本的针路举例摘录如下：“太仓港口开船，用单乙针，一更，船平吴淞江。用单乙针及乙卯针，一更，平宝山，到南汇嘴。用乙辰针出港口，打水①六七丈，沙泥地是正路，三更，见茶山。自此用坤申及丁未针，行三更，船直至大小七山，滩山在东北边。滩山下水深七八托②，用单丁针及丁午针，三更，船至霍山。……”这段文字不算难懂。现在已经发现好几种针路抄本，包括东洋和西洋的，我们要进一步研究。十六世纪初葡萄牙人航行于东南亚时，袭用了我国航海家所用的针路。
至于海图，北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上己有海道图，这是我国航海海图最早的记载，可惜原图已失传。我国现存最早的海道图是明初《海道经》里附刻的“海道指南图”。
明茅元仪辑《武备志》二百四十卷，卷末附有“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这就是著名的“郑和航海图”。图上的航程地理，和明代祝允明（1460—1526）《前闻记》所记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郑和末一次下“西洋”相合，推测这图大概是十五世纪中叶的作品。“郑和航海图”已蜚声中外，研究十五世纪中外交通史和航海技术史，都把这幅海图作为重要的依据。
明末有些古籍记有“各处州府山形水势深浅泥沙礁石之图”，“灵山往爪哇山形水势法图”，“新村爪哇至瞒刺加山形水势之图”，“彭坑山形水势之图”等，这些图都只保留了文字记载，原图都失传了。从这些海图的文字说明看，当时海图上都注明海上危险物（比如“有草屿”、“有芦荻”等），浅滩（比如“湾内浅可防”、“有泥浅”等），暗礁（比如“有沉礁在港口不可近”、“有沉礁打浪”等），沙州（比如“有沙礁”）以及岩石（比如“有老古石”、“有古老石岸”等）。这些和近代海图上的要求大致符合。
清代前期保存下来的海图，有西南洋各番针路方向图一幅，彩绘纸本，时代大约在康熙五十年到五十四年（公元1711年到1715年）间，有东洋南洋海道图一幅，也是彩绘纸本，时代大约在康熙五十一年到六十一年（公元1712年到1722年）间。这两幅海图现在都保存在北京故宫。
传统儒家文化对东亚经济的影响探讨
传统儒家文化对东亚经济的影响与探讨
（这个论文也是对儒家改革的一个借鉴，但不是主要依据，更多的儒家改造应该集中在哲学上的基本立足，我个人其实认为本论文比较牵强，也不是比较有学问的学者和研究员的论文，影响力也很低，只是资料都比较准确而已）
【内容提要】传统儒家文化一直以来在东亚地区就占有重要位置，是该地区文化的主导。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东亚地区经济出现了连续30多年的高速度增长，被世界银行称为“东亚奇迹”。虽然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使“东亚奇迹”遭到一些质疑，但是经历金融危机的东亚地区经济仍然增势较高，东亚地区经济合作蓬勃开展。在东亚经济发展之中，文化因素特别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起到了其特殊作用。经济发展与文化联系紧密，东亚经济发展和传统儒家文化之间有着一个良性的互动关系。传统儒家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并非格格不入，西方的经济学者对传统儒家文化的质疑有不当之处。传统儒家文化潜移默化地促进有利于经济持续发展的制度设计，也在不断的发展之中作为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因素有可能在促进东亚经济合作共同发展、共同面对经济全球化冲击中发挥积极作用。
【关键词】儒家文化；经济合作与发展；非正式制度
引 言
20世纪60至90年代这三十多年以来，东亚地区各个国家和地区都不同程度的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东亚地区的这种经济高速增长在世界范围内是罕见的，因而引起了世界各国对东亚经济发展的广泛关注，大量的各种样的研究开展了起来。一般来说，东亚包括1993年世界银行东亚奇迹报告书（East Asian Miracle）中称为“高速经济增长”的韩国、台湾地区、香港地区、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其他东盟成员国以及在东亚最早实现现代化的日本和1978年以来凭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 从表1可以看出来，从1970年到1980年期间，东亚主要国家和地区实现了GDP年均增长率达到5。12％至9。74％的高速增长。从1980年到1990年期间，东亚主要国家和地区实现了6。489％的年平均增长率。从1990年到2000年，这期间虽然经历了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但是东亚各国和地区仍然保持了5。451％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东亚地区的经济活力仍然存在。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东亚经济发展的各种研究在世界范围内是很多的，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其持续的高速度和持久的活力而使得世界上除发达国家外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显得有点黯然失色。因此世界范围内对东亚经济发展的关注是必然的。1993年世界银行还专门编写了东亚奇迹报告书（East Asian Miracle）。发展主义－新古典主义，依附－世界体系论和“国家主义”理论（以“发展型国家”理论为主）基本上构成了当前东亚发展研究的三大流派。 这三大流派主要是从纯经济学理论（强调市场主导作用）和政治经济学理论（重视政治因素）去研究东亚经济发展。而从文化角度采用新制度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理论及方法进行东亚经济发展研究的也很多。文化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属于非正式制度安排的制度，属于这个层次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支还有演进经济学、经济社会学、新经济史等。 而发展经济学作为专门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理论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也开始打破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统治地位而产生出新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的基本理论意义在于，它认为一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最终源泉可以归结为人力资本和知识的生产与积累。 这些在东亚的经济发展中都和儒家文化有着密切联系。像马克思·韦伯论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关系一样，论证儒家文化与东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也很多。比如Herman Kahn的《The Confucian Ethic and Economic Growth》，森岛通夫的《日本为什么“成功”：西方技术和日本的民族精神》，杜维明的《新加坡的挑战－儒家伦理与企业精神》，黄光国的《儒家思想与东亚现代化》，小R·霍夫亨兹和K·E·柯德尔的《东亚之锋》， 吴建华的《东亚现代化与中国》等都从不同方面论证儒家文化促进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北京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院等国内的学术机构也出版了一些含有从文化角度研究东亚经济发展的著作如《亚洲现代化透视》、《亚太研究论从》、《亚太地区发展报告》等。此外还有许多中外学者和科研机构从事这方面的研究。经济发展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文化是一种无形的制度因素。本文也试探着从传统儒家文化角度来研究探讨传统儒家文化与东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着重从先找出传统儒家文化中与现代东亚经济（市场经济性质）相适应的因素和观念而再探讨传统儒家文化与东亚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理解传统儒家文化和理解经济发展
（一）传统儒家文化的发展
探讨传统儒家文化与东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首先应该明确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和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发展。由这种普遍意义上的文化和普遍意义上的经济发展再来演绎到传统儒家文化和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上面，从东亚地区占有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来理解传统儒家文化和东亚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般意义上的文化的定义和内涵是多种多样的，不同的思考角度有着不同的解释，现在世界上有关文化的定义和内涵的解释大约有一百多种。由于本文探讨的是传统儒家文化，而传统儒家文化是源于东亚地区最大的国家中国的，因此着重来看一下中国学者是怎样给文化下定义的。中国著名的国学大师钱穆认为：“‘文明’，‘文化’两辞，皆自西方移译而来。此二语应有别，而国人每多混用。大体文明文化，皆指人类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