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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铠甲己经制式化，均用金属制成，式样因兵种及职位不同而有所区别。在春秋以前战士的护体设备主要是皮甲，战国时虽然出现了铁甲，但皮甲仍是重要的装备。《荀子…议兵》中就有“楚人鲛革，犀以为甲”的说法，表明战国末期楚军仍以皮甲为主。相比之下，秦军的装备则有进一步的发展，从秦俑坑出土的铠甲和兜鍪，都是用质地均匀致密、颜色青灰的石灰岩石片和扁铜条连缀而成，被称为“铜缕石甲、石胄”，其原形应全部都是金属札叶制成的合甲，品类完备，制作精密。甲衣由前甲（护胸腹）、后甲（护背腰）、披膊（肩甲）、盆领（护颈项）、臂甲（护臂）和手甲（护手）等部分组成，并因兵种、身份、战斗需要的不同而各有不同。步兵的前胸、后背和肩部易受伤害，其甲衣多由前甲、后甲和披膊等三部分合成。骑兵必须便于骑射，其甲衣比较短小，长仅及腹，没有披膊。车御的臂、手、颈易受攻击，其甲衣不仅有前甲、后甲，还有臂甲、手甲甚至盆领。将、佐的甲衣则十分讲究，是革、札结合的花甲，其胸、背、肩部分为皮革；腹及后腰的中心部分是金属小札叶；前甲呈倒三角形，长垂膝间；后甲平直齐腰。还有一领特大型甲，从形体和结构判断，这副甲可能是马的铠甲，即后世所谓的“马铠”或甲骑具装中的“具装铠”。这副“马铠”，有颈甲、身甲、当胸和搭后组成，已经是非常完备的形制了，要比文献记载早四百多年。同时出土的三十六顶甲胄也可分为三种类型，它们的共同特点是由圆形顶片和四周向下连缀的侧片组成。顶片四周钻有十六组或二十六组小园孔，用以连缀侧片。有的顶片中心还钻有一孔，用来装饰缨络。侧片为横向排列，一共五排。由兜鍪的顶端到侧片的下端长度约三十厘米，已能披到肩部，可有效保护领部和肩部，表现出更为完善和进步的时代特征。
秦朝在京城设有太仓，在荥阳建有敖仓，贮备了大批粮食，战时有专官负责补给。
秦朝制订了《厩苑律》等，对马匹的放牧、调教、管理均有规定。
秦时期，军队统一，军权高度集中，军队的指挥和管理体制严密，兵役制度也较为完善，这些表明秦王朝时期的中国封建社会军事制度的已经基本成型。
写作背景（外篇） 关于布帀的三个问题
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出土的秦简，为解决战国时期经济史上的一些疑难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材料。本文只就其中的《金布律》来谈谈有关布币的三个问题。
布币的实体是布匹
根据先秦两汉文献的记载，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诸种货币中，有一种叫做“布”的货币。这种布币的实体是什么，汉魏以后的人就不甚明白了。有些古钱学家把铲形铸币称为“布币”，认为古文献上讲的布币就是这种铸币的名称。这种看法，长期被人相袭沿用。解放后的有关论著，包括几本研究中国货币史的专著，也没有对它有所怀疑。于是，“布”即铲币，似乎已成定论。周谷城同志曾著文指出：“（铲形铸币的）形体仍是铲子，何以要把铲币称作布币？（刀形铸币的）形体仍是刀子，何以要把刀币称作布币？也没有人试图说明过。”这个问：题提得好，怀疑得有理。可是，周谷城同志研究的结论是：“决不能有布币之名”，“‘布币’之名称是不能成立的”＇周谷城：《略谈我国古代货币中的“爱”与“布”》，一九七八年三月十六日《光明日报》＇，根本否定布币及布币问题的存在。这样一来，又增加了一个有无布币的新问题。
关于布币的名称与实体，在先秦两汉的文献上本是有明确记载的。其中，班固在《汉书？食货志》中说得最具体。他在叙述秦统一之前的货币制度时说：“凡货：金、钱、布帛之用”，很清楚地指出那时的货币有金，钱和布帛三种。至子这三种货币的实体，它们的形式与规格，他引用了《九府圜法》的记载：“黄金，方寸而重一斤；钱，圜、函方，轻重以铢，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九府圜法，虽托“太公”为周立法之名，但是，大家都知道，它记载的内容是周初所没有的事，它反映的是战国末年的货币状况。对于《汉书》上的这一记载，一些货币学者为了证明“布”币乃铲形铸币之说能成立，总是说它是不可信的，虽然他们始终没有提出过可靠的根据来证明他们的说法是有道理的。
郭沫若同志根据亲身的体会曾经说过：对于中国古代社会问题的研究，“地下发拥的材料每每是决定问题的关键。”＇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九五四年新版序言＇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出土了一批秦简。简上书“金布”二宇的，就是秦国关于货币的立法《金布律》。其中一简写道：
“钱十一当一布。其出入钱以当金、布，以律。金布”
这一法律条文说明，秦国的法定货币有金，布、钱三种。这与《汉书》的记载是一致的。至于这三种货币中的“布”币之实体是什么？其形式与规格是怎样的？我们从另一简文中得到了回答：
“布，袤八尺，福（幅）广二尺五寸。布恶，其广袤不如式者，不行。金布”
这明确地说明了秦国法定货币“布”的实体就是布匹之布，与《汉书》中的记载又是一致的。总之，云梦秦简之出土，无可辩驳地证明了：第一，在战国时期，布币之名是存在的，第二，布币的实体不是通常所说的某种金属铸币，而是布匹。这就解决了中国货币史上一个被人们长期搞错了的问题。原来，把“布”币之名戴到铲形或刀形铸币上，是名实不相符的，是张冠李戴了。
布币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主币
春秋战国时期，有多种货币同时流通，其中哪一种是主要的？过去，货币史学家普遍地认为，在不同地区使用的各种金属铸币，如铲形铸币，刀形铸币和纺轮形铸币等，是当时的主要货币。他们由于根本不承认布币之存在，当然也都忽视了布币的地位。周谷城同志认为：“布被用作最早交换的媒介，也是可能的。但决不能拿这样的媒介来与货币制度已确立时的金属货币相提并论”。高振铎同志则断定；“由于金属铸币的出现，排斥了实物的布帛在社会．上的流通”＇高振铎：《与周谷城同志商榷“布”的内容与意义》，一九七八年五月四日《光明日报》＇。历史文献与出土文物证明，这些观点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春秋战国时期的主币不是别的，恰恰是长期以来被货币史学家们遗忘了的布币。下述两方面可以证明这一点。
第十，云梦出土的秦律说明，直到战国末年，布是主币，钱是辅币。
我们先从秦律中一个引人感兴趣的现象说起。大家知道，当时习惯的是个、十、百、千、万的十进位制。但在秦律中作为量刑标准的钱币数额，却都是十一的倍数。细检云梦出土的秦简，包括秦的法律条文，法律答问和治狱案例，凡是肯定作为量刑标准的，莫不如此。现举二例，以见一般：
例一，秦律规定，对盗窃者判刑，其量刑标准有二：参加的人数与赃物的价值。《法律答问》中说：
“害盗则徼而盗，驾（加）睾（罪）之。可（何）谓驾睾？五人盗，减（赃）一钱以上，斩左止（趾），有黥以为城旦，不盈五人，盗过六百六十钱，黥剿（劓）以为城旦，不盈六百六十到二百廿钱，黥为城旦；不盈二百廿以下到一钱，之。求盗比，此气
例二，秦律规定，管理财经的官吏工作失职，要按照标志失职程度的钱币数额依法惩处。《效》律中写道：
“计脱实及出实多于律程，及不当出而出之，直（值）其贾（价），不盈廿二钱，除，廿二钱以到六百六十钱，赀官啬夫一盾，过六百六十钱以上，赀官啬夫一甲，而复贲其出殴（也）”。
“数而赢不备，直（值）百一十钱以到二百廿钱，谇官啬夫；过二百廿钱以到千一百钱，赀啬夫一盾；过千一百钱以到二千二百钱，黄官啬夫一甲，过二千二百钱以上，赏官啬夫二甲”。
上述二例中提到的作为量刑标准的钱币数额；二十二钱、一百一十钱、二百二十钱、六百六十钱、一千一百钱、二千二百钱等，无一不是十一的倍数。从整个秦律中还可以看出，一首一十钱和六百六十钱，是两个最重要的界限。例如，《法律答问》中有如下二条：“告人盗百一十，问盗百，告者可（何）论？当黄二甲。”
“告人盗千钱，问盗六百七十，告者可（何）论？毋论。”
前一条中的告者，只多告了十钱，要罚二甲（这是很重的处罚，相当于“耐为隶臣”或其赎金）。后一条中的告者，虽多告了三百三十钱，却不予处罚。这是为什么？原因在于，前一种情况虽只多告十钱，却达到了一百一十钱这个界限，说明告者是有意陷盗者以重刑，故应予重罚。后一种情况虽多告了三百三十钱，但因为无论盗千钱还是盗六百七十钱，都在六百六十钱到一千一百钱这个界限之内，不影响判刑的轻重，故可以毋论。这两条律令问答还证明，凡在秦律中出现的不是十一倍数的钱币数额，如上述二条中的百钱，千钱等，都只是作为案情举例，并不是量刑的标准；作为量刑标准的金额都是十一钱的倍数。
案律为什么不以十进位的十钱、百钱、千钱等作为量刑标准，而是以十一倍数的十一钱，二十二钱，一百一十钱等为量刑标准？细读《金布律》就能知其缘故。《金布律》规定：“钱十一当一布。其出入钱以当金、布，以律”。这一条法律规定了布币与钱币的相互关系，强调“其出入钱以当金，布，以律”。这“以当”、“以律”四字很重要，说的是：在法律上，布币是主币。钱币是辅币，一布等于十一钱。所以，在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