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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老板万万想不到的是，他的决心首先遭到了女儿的反对。
顾小梦听罢父亲的介绍，非但不惊不诧，反而笑容满面地挽起父亲的胳膊，安慰父亲： “看你这一筹莫展的样子，我还以为出了什么事，原来是这个，你不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吗？至少可以为我母亲报仇！不瞒你说，我还准备找人加入军统局呢，你不知道吧？”
“胡说！ ”父亲严肃地告诫女儿， “你知道什么，那是个深渊，进去了出不来的。 ”
“问题是很多人想进还进不去呢。 ”女儿的声音里透出藏不住的兴奋，她告诉父亲，军统局曾多次秘密地去她们学校物色人选，条件很高，被带走的都是班上最优秀的人。正因此，顾小梦格外憧憬加入军统局，现在机会就在眼前，她岂肯放过？
“不，这事你必须听爸的。 ”
“不！我就不听，这是我自己的事，你别管……”
就这样，对顾老板来说，下午那种对峙、争执的时光又重现了，不同的是， 下午他面对的是铁面无私的宋处长， 现在面对的是娇惯成性的女儿。但结果都一样，他费尽口舌，只证明他是无能的，无法改变对方坚定的主意。这似乎也是规律：在诸如爱情、前程等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父母和子女一旦意见相左，最后败下阵的往往是父母一方。
这天晚上，身为一代富豪的顾某感到特别的虚弱无力。他像只困兽一样，在静谧的花园里不停地走啊走，银色的月光下不时看见他沧桑的脸上挂出泪花。
又是一个月光如银的夜晚，宋处长如期而至，他带来了表格、党旗、孙先生头像等。干吗？替顾家父女俩履行加入军统局的手续。首先是填表，一人一表，一式三份。父女俩填完表，按上手印，各自拥有一个秘密代号：父亲是 036，女儿是 312。然后是宣誓，父女俩举起右手，握紧拳头，对着党旗和孙先生像，由宋处长领读，庄严地宣誓：
“我宣誓，从今天起，我生是党国的人，死是党国的魂。我将永远忠诚于党国，不论遇到何种威胁和诱惑，我都将誓死捍卫党国的利益，至死不渝地服从党国的意志，坚决完成上级交给的每一项指令，将生死置之度外……”
这一切履行完毕，宋处长俨然如一位首长，对顾老板吩咐道： “马上对外公布，你女儿将赴美国度假，去看望两个哥哥。 ”
顾老板马上预感到，女儿要离开他了： “你们要带她走？”
宋处长对顾小梦说： “你需要接受训练。 ” 不久，顾小梦登上了美国威远公司的海轮，远渡重洋，名义上是度假，实际上是去美国接受秘密训练。当时国民政府在华盛顿郊区设有一个秘密训练基地，基地负责人就是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肖勃武官，他也是军统局驻美国站站长。就在基地受训期间，顾小梦从报纸上看到了她父亲赠飞机给汪精卫的相关消息，随后多年她和父亲一直作为汪精卫的忠实走狗遭国人唾骂。直到抗战结束后，军统方面才出具相关证据和证人，为顾老板及女儿恢复名誉。但五十年代，有人又对顾家父女的身份提出质疑，当时戴笠和宋处长都已不在人世，肖勃武官成了最直接又有力的证人。多年来，顾老人家一直把肖武官的证词当宝贝一样珍藏着，我有幸看到，全文如下：
“ 我可以作证，顾小梦是党国特殊战士，她曾于 1939 年 9 月至 10月，在由我负责的国防部设在华盛顿的秘密训练基地受训，同窗七人，均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军统）选送。其间，顾学习勤勉，作风正派，抗日救国之心溢于言表，不容置疑。学成回国后，我曾多次听到包括戴局长在内的军统内部人士讲起顾家父女忠心报国、建功立业的事例。抗战结束后，组织上对其父女忠勇报国的行为已作定论，如今有人试图改变事实，居心叵测，乃国人之耻辱。
及：以上证词一式两份，一份由国民政府安全委员会存档，一份由顾小梦本人私存。”
证词打印在一页 16 开大的白纸上，是原件，落款有肖勃本人黑色的亲笔签名和红色的私人印章及手印，具有足够的真实性和庄严感。经老人家同意，我对这页证词用数码相机拍下了照片。有意思的是，老人家发现我的相机只有四百万像素，清晰度不是太高，硬要用她九百万像素的相机重拍了一幅，给我输在电脑里。现在我电脑里存储的就是用老人家的高清相机拍下的照片，连每一个标点符号都是清楚无误的。
第一天的采访到此为止，老人家一改以前对我的怠慢，有意要送我上车，在我的婉谢下还执意送我到门口，并与我握手道别。那是我握过的最无力的一只手，几乎没有一丝肉，只有一层皮，我握着它感觉不到体温和重量，轻得像纸糊的，随时都可能飘起来。我不禁想，好在她的记忆不像这只手一样无力。她的记忆没有背叛她，令我有一种盲目的欣慰和感动，不知道该感谢谁。
台北的四月春意盎然，大街上随处可见穿裙衫和吃冰激凌的人。午间，太阳下，马路是发烫的，戴太阳镜的人比比皆是。而此时我的家人可能还穿着防寒服。我想，我从家乡来到台北，其实是从冬天来到了夏天。 顾老的女儿告诉我，她母亲不能吹空调，每到夏天都要离开台北到乡下别墅去生活。一般是四月下旬动身，今年由于我的原因提前了一周。别墅常年有两个男花工和一名女清洁工看管，此外有一个马来西亚华人长年服侍老人的日常起居。此人姓陈，五十来岁，中等个子，微胖，我叫她陈嫂。陈嫂会说国语、英语和粤语，祖籍是广东佛山，二十年前开始服侍老人，现在拿的月薪兑换成人民币将近一万元，在大陆属于高薪员工。
第二天我来访时，老人还没有下楼，客厅里只有陈嫂一人，她正在把老人家的一副老花镜小心翼翼地放在茶几上，旁边是我的拙作《新暗算》的复印件，由一长条形红木镇纸镇着，显得有点贵重的意味。 陈嫂和我简单寒暄后即上楼去把老人家搀扶下来，同时带下来的还有一只用竹篾编织的小盒子，漆成褐色，透出油亮，显得古色古香。老人家甫一坐定，便吩咐嫂打开盒子，让我上前去看。我看到一张泛黄的老照片和一把断齿的破梳子、一支钢笔（白色笔帽） 、一支唇膏、两只药丸、三块银元等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甚至还有一绺头发。照片上的人扎着两根辫子，三十多岁，面目清秀，嘴巴抿紧，目光冷冷的，有点怨妇的样子。 老人问我： “你知道她是谁吗？”
我当然知道。我一看照片就认出是李宁玉，那些东西想必就是李宁玉的遗物了。令我不解的是，有两样东西：白色笔帽的钢笔和断齿的破梳子，我在潘老家里也看到过，莫非这两样东西有双份？
老人家听了我的疑虑后，又大骂潘老一通，然后言之凿凿地申明：
“只有我这个才是真的，他不可能有！他有就是假的，骗人的！他都可以把情报说成是李宁玉传出去的，还有什么不能骗人的！一个政治骗子，整天就想欺世盗名！ ”
我看她情绪又冲动起来，连忙安慰她： “是啊，要找这两样东西太容易了，每一个城市的旧货市场都可以买到，我相信现在摆在我眼前的才是真的。 ” 为了支开话题， 我及时问她， “老人家， 您是哪一年认识李宁玉的？是从美国一回来就认识她的吗？”
“没这么早。 ”老人往沙发上一仰，有点不情愿地回答我。
“我听说您从美国回来后，开始好像在上海警察局工作了一段时间？”我追着问。
“是……”
老人告诉我，她从美国回来时，她父亲已经是汪精卫的大红人，社会上的大汉奸，担任着上海特别维持会副会长一职，汪每到上海都要会见他。这时候她想去哪里工作都可以，但考虑到她是警校毕业生，一下去军队工作容易引起人怀疑，谨慎起见暂时落脚在维持会下属的警察局。其间通过父亲的关系，她被送去南京学习无线电和解码技术。其实，她在美国学的就是这些东西，学习不过是走个过场，学完后可以名正言顺地进入军方核心部门工作。当时汪伪政权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建中，各敌占区都在纷纷组建伪军部队，其中总部设在杭州的华东剿匪总队是汪贼下大力气组建的一支嫡系部队，下设四个独立大队，分别驻扎在镇江、杭州、常州、上饶，是辅助汪伪政权得以顺利组建和将来要稳定局面的一顶保护伞。
“敌人的香饽饽，也是我们的香饽饽， ”老人家淡淡一笑，举重若轻地说， “我们当然要安插人进去。谁进去最合适个上面的人开始打算盘了最后打到了我和父亲头上。
“因为你们家就在杭州？”
“这是一个幌子吧。 ”老人说，主要原因是因为没有比她更合适的人，她当时刚学完无线电解码技术，有条件打入敌人的机要部门， “反正不是电讯科就是译电科，这两个部门都是掌握核心机密的部门，有以一当十的功效。 ”
“最后你进的是译电科？”
“嗯。 ”
“你就这样认识了李宁玉？” “何止是认识哦。 ”
老人感叹一声，拿起梳子翻来覆去地抚摩着，好像要用这把破梳子梳理已经日渐远去和模糊的记忆。看得出，老人家的手指已不再灵巧，不饶人的年龄带来的笨拙，使我担心梳子随时都会掉落在地上。良久，老人才开口： “我们就从这把梳子说起吧。我第一天认识李宁玉，它是见证物；我最后一次看到李宁玉，也是它见证了的……”
岁月回到 1939 年12 月的一个下午，时任剿匪总队司令的钱虎翼领着顾小梦来到译电科科长李宁玉的办公室。当时李宁玉像是刚刚洗过头，正一边埋头看着报纸，一边在梳着湿漉漉的头发。顾小梦惊讶于她的头发是那么秀丽，又黑又直，犹如青丝一般散开，垂挂在她脸前，红色的梳子从上而下耙动着，有一种诗情画意，又有一种藏而不露的神秘。从某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