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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景公在牛山上游览的时候望着都城临淄，泪流满面地说：“美丽的国都啊，草木多么茂盛！为什么随着时光的流逝，万物都要死亡呢？假若从古到今没有死亡，那么我将离开这里到哪里去呢？”他的两个大臣史孔和梁丘据也跟着流泪：“我们依靠君主的恩赐，饭菜可以吃饱，车马可以乘骑，看见死亡临近，心情都很悲伤，何况我们的君主呢？”听了他们的这些话，晏婴在旁独自冷笑。
齐景公看晏婴冷笑，便揩眼泪问道：“我和我的大臣触景伤情有什么值得你笑呢？
晏婴说：“假如贤明的君王不生老病死，那么你此时只会在农田里，哪还会有时触景伤情呢？正是因为一个人离开了君位，才有机会让另一个人被立为君，也才有机会轮到您当上了国君，可笑你身在福中不知福。你却为自己即将死亡而悲伤而哭泣，这是很不仁义的啊！我对不仁义的君王及讨好巴结的大臣怎能不讥笑呢？”
齐景公听了十分惭愧，举起酒杯来自己罚自己的酒，又罚史孔和梁丘据两人各一杯酒。
人们常常对自己即将失去的权、势、钱等忧伤不已。殊不知，这些东西是不可能永远占有的，一味沉迷于这些东西之中，最终会把自己毁了。要想开些，把功名利禄看作过眼烟云，得而不喜，失而不忧，以然的胸怀对待它们，你才会摆脱它们的束缚，真正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则可然物外，做一个自由自在的人，快乐幸福的人。
齐景公之时闹饥荒，晏婴请开国家粮仓赈济百姓。齐景公不同意，但他很想盖一个高台，供游览之用。晏婴便令吏员提高打工者的单位工资，让百姓到远的地方去取土，慢慢地施工，从不去催逼。三年以后，高台筑成，百姓也渡过了难关。结局是，国君有地方玩，百姓也有饭吃。
这是不是凯恩斯主义的滥觞呢？
贤相先在于有德。有德，就是能为百姓着想。在君主制的国家里，这种意向势必常与国君生冲突，于是极谏就成为贤相的第一要务。《晏子春秋》开头就是《谏》上下两篇，当非偶然。晏婴在国君面前，从不谄谀逢迎、溜须拍马，而是直言无隐，奋力谏诤，体现了正直有良心的大臣为国为民奋不顾身的卓然风范。
到齐景公时，齐桓公霸业已成为历史陈迹，齐国内政几无一日安定。当时官家垄断大部分山林、土地、渔盐，贵族们“宫室日更，淫乐不违”，“肆夺于市”，“民三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室朽蠹，而三老冻馁”，致使“齐国丈夫，女子织，夜以接日，不足以奉上”。人民稍有不满或反抗，动辄得罪被刑。统治者用严刑酷法来维持旧秩序，他们自己却整日声色狗马，用醉生梦死来度过忧患。弥漫在齐国宫庭的纵酒淫乐之风销蚀着奴隶主统治者的最后锐气，晏子就是在这样一个社会大动荡的时代，给这样一位走下坡路阶级的神昏目眩的齐王充当“社稷之臣”的。
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晏婴充分表现出了治理国家的忠诚与能耐。他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地位，机智地抓住每一个可能的机会，从各种角度不断地提出减免赋税，让百姓休养生息的谏议。
齐景公嗜好歌舞，女乐倡优遍及后宫。一次，乐不思政的齐景公问晏婴，自己有没有可能像先祖桓公那样称霸诸侯？晏婴立即回答：“桓公之时，十分注重选贤任能，以鲍叔牙、管仲为左膀右臂。可当今你呢，却是左倡右优，加之还有进谗言的居前，拍马屁的在后，又怎能向往桓公的霸业！”
这个直言不讳的回答，既批评了骄奢淫逸的齐景公，又揭露了政客围绕在君王身边进谗献媚的丑恶嘴脸。
齐景公当然不会轻易接受晏婴的劝诫。他兴师动众，役使大批民工，破土兴建亭台。
当时正值秋收季节，民工们却不能回家去收割庄稼，一个个敢怒而不敢言。正当人们内心叫苦不迭之际，一贯喜欢奢华的齐景公正在为亭台的开工举办大型饮宴了，晏婴前往陪侍，忧心忡忡。待酒过三巡之后，晏婴即席起舞。他自舞自唱道：
岁已暮矣，而禾不获，忽忽矣若之何？
岁已寒矣，而役不罢，惙惙矣如之何？
随之热泪横流。酒酣耳热的齐景公见此情景，也感到不安了，遂把亭台的工程停了。这是晏婴凭借自己的才艺将一场宫廷的饮宴歌舞，变成了一次有具体政治内容的讽谕舞，并且收到了实际的效果。
由此可见，低智商的人做不了相，即使出于种种原因做了，也遭万人唾弃和轻蔑。不说别的，单是谏诤一事，就决非单凭勇气所能办。《红楼梦》里嘲笑过“文死谏”，晏婴就不是死谏的人物。他实在是个绝代奇才，能用玩笑、讽喻、反语等人们不易想到的方式去谏诤，而这些方法往往也能取得正语所不及的效果。因为一个国君，如果万事都遵从圣人规矩，那么他不闷死也会精神失常。正事不必皆用正语，而且不能皆用正语，晏婴深深明了这个道理。有一次，齐景公问晏婴：“你家靠近集市，可知物价的贵贱？”晏婴答道：“既然买东西方便，怎能不知道呢？”齐景公接着又问：“哪种物品贵？哪种贱？”当时，因齐景公实施残酷的刑罚，受刖刑而被砍脚的人很多，市场上假足畅销，鞋子反而卖不出去。由此，晏婴答道：“踊贵屦贱。”意思假足贵，鞋子贱。踊屦贵贱的行情变化，是极非正常现象，它含蓄而又尖锐地谴责了齐景公的残忍行径。齐景公还是明悟晏婴的讽谏，下令减轻了刑罚。
齐景公好色贪杯。一次，齐景公抱着美女饮酒七天七夜还不停杯。弦章进谏：“您饮酒七天七夜了，我请求您停止。不然，请您把我杀了。”这时，晏婴入见。齐景公说：“弦章这个小子竟然这样阻止我饮酒作乐。如果我听从他的，不是臣子反过来管我了吗？如果把他杀死了，我又舍不得。”晏婴回答：“弦章幸遇明君！如果他碰到殷纣那样的昏君，早就死了。”齐景公闻言便停止饮酒。
平心而论，弦章的“死谏”一下就把一国之君推入了两难的境地：听弦章的话，显得君为臣所制；如果不听，又将正直的弦章推向死神。晏婴一句话便将齐景公从两难处拉了回来，既保全了齐景公的面子，又救了弦章的性命，促使齐景公不再沉湎于酒。在严酷的传统政治面前也惟有如此才有圆满的结局。
有一天，齐景公田猎回来，晏婴在遄台陪侍，梁丘据处处想讨齐景公的喜欢，也急忙赶来陪同。齐景公高兴地说：“看来只有梁丘据与我相和啊！”晏婴说：“梁丘据与您只能说是同，怎么能说是和呢？”齐景公说：“和与同还不一样吗？”晏婴答道：“当然不一样了。和就像制好的肉羹，用醋酱盐梅烹调鱼肉，以薪炎炖煮，厨师再加好各种调料，口味佳美，君子食之，平其心火，这才叫和。君臣的关系也是这样。君认为对但实际上不对的事情，臣就应该指出其不对；君认为不对但实际上对的，臣也应该坚持正确的方面。这样政治就会平稳而无偏差，人民也无争心。先王治民也用济五味，和五声之法，以平稳百姓之心，使政治成功。演奏音乐也像调味一样，有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言、八风、九歌，这九者相和，然后才能成为一优美的乐章。君子听了，可平其心，可和其德。现在梁丘据却不是这样，您只要一说行，他就说行；您要说不行，他就说不行。这就像做饭时水里再加上水，谁能吃呢？弹琴时只是一个声音，谁能听呢？他的这种行为就是同，这样做行吗？”
史载，梁丘据是齐景公时的一个佞臣，专会对君主阿谀奉迎，而齐景公对这样的人却很赏识，倍加宠爱，说只有他才与自己相和。晏婴的这段话专为此而，他很深刻地辨析了“和”与“同”的差别，“同”就是不同人事的相同一致，而“和”则是不同人事之间的协调与配合。“同”表面看起来是一种理想状态，但是也就没有了矛盾没有了展，其实也就没有了事物差别、个性的存在。而只有“和”才是事物健康展的完美形式，不同的食物经过调和才能成为美味，不同的声调节奏经过调和才能成为一完美的乐章。晏婴这样做的表面看起来似乎是进行一种抽象的名词分析，其实他是借此向齐景公讲述治国为政的道理，同时也是为人处世的道“君子应该和而不同”，并巧妙而含蓄地批评了梁丘据的一味逢迎和齐景公的不辨忠奸，起到了劝谏齐景公远离佞人而亲近谏臣的目的。从这段话里，我们很能见出晏子思想的深刻和劝谏方式的高明，在他身上真正体现了先秦贵族“主文而谲谏”的君子风度。
《晏子春秋》里记载了近百条晏婴劝谏齐景公的故事，通过这些故事我们看到，他的思想里充满了智慧，他的语言也极有特色，或锋芒毕露，或非常含蓄；或严肃庄重，或滑稽幽默。他能够根据不同的环境场合采取不同的劝谏方式，取得最佳的效果。
一次，齐景公一匹心爱的马突然死了，齐景公大怒，就下令把养马的人抓来肢解。这时晏子在场，左右武士正想动手，晏婴上来制止，对齐景公说：“杀人总得有个方法，请问尧舜肢解人的时候，从身体的什么部分开始？”尧舜是传说中的仁君，不会因为一匹马而杀人，自然也没有杀人肢解之法，齐景公知道晏婴的意思，就说：“那就不肢解罢，把他交给狱官处死算了。”晏婴又对齐景公说：“这个人的确该死，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