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秃氏与拓跋同源。397年，后凉的秃乌孤叛变独立，建立南凉。414年南凉灭于乞伏的西秦，秃部人投奔北魏，被赐姓“源”。
2。今天的鲜卑族
大多数的古鲜卑人后裔都融入了汉族，还有少部分融入了契丹，更少的一部分演变为了锡伯族。
锡伯族是古代鲜卑人的后裔。锡伯族最初游牧于大兴安岭东麓，世代以狩猎、捕鱼为生。16世纪编入蒙古“八旗”后，其社会组织生了急剧变化，生产上转入稳定的农业经济。18世纪中叶，清政府为巩固西北边防，将部分锡伯族迁往新疆，尔后这些锡伯族在伊犁河谷屯田定居，开拓了自己的第二故乡。
“锡伯”是本民族的自称。口语称sie，书面语称sibe。历史上有“须卜”、“室韦”、“失韦”、“失比”、“西伯”、“席伯”、“席北”、“史伯”、“锡窝”等不同译音，都是sie的同音异写。锡伯族的祖先是东胡系的拓跋鲜卑。早在东汉以前就活动在大兴安岭北段以“嘎善洞”为中心的地带，以“畜牧迁徙，射猎为业”。公元48年以后从大兴安岭迁移到呼伦贝尔地区。此后又往南迁徙。386年，拓跋鲜卑的大部分进入中原，建立北魏政权，而另一部分以“室韦”为号，在嫩江左岸的绰尔河、洮儿河等河流域活动，其中的一部分室韦成为锡伯族的祖先。
在唐代，绰尔河流域的锡伯族先祖归属于唐。辽代，受契丹统治，多数人开始从事农业。辽亡金兴，锡伯族先祖又处在女真统治之下。元代，开始被蒙古族统治。元、明至清初，锡伯族处在蒙古兀良哈三卫中的福余卫的统辖之下。1593年，锡伯族出兵随科尔沁、叶赫、哈达等组成九部联军（3万人马），与努尔哈赤交战兵败，从此，锡伯族开始部分地归属满洲。1636－1648年间，锡伯族军民同科尔沁蒙古一起被清政府编入旗兵，成为蒙古八旗的一部分。1692年科尔沁蒙古统治者将所属锡伯族军民进献给清政府，从此锡伯族摆脱了蒙古统治阶级的统治，开始被满族统治阶级控制，并被编入满洲八旗，移防黑龙江、吉林各地。1764年，清政府为了加强伊犁地区的驻防力量，抽调3ooo多名锡伯族军民迁徙到伊犁。从此，锡伯族形成了东西分居、小聚居大分散的局面。
锡伯族军民迁到察布查尔地区后，一直担负着屯垦戍边的繁重任务。从1765年组成锡伯营到伊犁辛亥革命，锡伯族一直是战时从征，平时生产，过着准军事化的生活。2oo多年来，为保卫边疆、平定内乱、抵御外侮、建设边陲做出了很大贡献。察布查尔锡伯族长期以来保持着自己的传统文化与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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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卑族的宗教
北朝兴自北魏，后来北魏又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东魏被北齐所代，西魏则为北周所代。北朝诸帝对佛教的基本政策以扶持为主，但也出现两次大规模的灭佛，足以使佛教吸取其教训。
北魏共历十七帝，一百七十一年，是鲜卑族拓跋部建立起来的少数民族政权。北魏诸帝，除太武帝拓跋焘灭佛外，其余多奉佛，他们兴佛的情形，试举道武帝、文成帝、孝文帝以说明之。
道武帝是北魏的开国皇帝，鲜卑族本来对佛教不大了解，“与西域殊绝，莫能往来，故浮图之教，未之得闻，或闻而未信也”（《魏书·释老志》）。道武帝在征战过程中，接触到诸地的佛寺和僧侣，他本人好黄老，但也读过一些佛典，对于佛教，他还没有来得及兴建寺庙，延请僧侣，只听说过泰山僧朗的名声，他派人给僧朗送去一封信，以及一些礼品，称僧朗“德同海岳，神算遐长”，希望他“助威谋”，使他能够平定天下（见《北代魏天子拓跋书》，《广弘明集》卷二十八）。天兴元年（398）他下诏在京城建寺，使信众有所居止，于是，“始作五级浮图、耆崛山及须弥殿，加以缋饰，别构讲堂、禅堂及沙门座，莫不严具焉”（《魏书·释老志》）。皇始（396－397）年中，他诏沙门道果进京，令其担任僧官沙门统，绾摄僧徒。
文成帝所面对的，是太武帝毁佛的残局，他在太武帝的废佛之后大力兴佛，下诏说：
释迦如来功济大千，惠流尘境，等生死者叹其达观，览文义者贵其妙用，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斥群邪，开演正觉。（同上）
云冈石窟文成帝下令，各州、郡、县都建造佛寺一所，凡是想出家的人，不论其年龄大小，一律听任出家。他想用佛教来化恶就善，于是，以往所毁的佛寺，又都恢复起来了，佛像经论，又得以流传，著名的云冈石窟，也在文成帝时开凿。
云冈石窟孝文帝刚上台的第二年，就下诏整肃僧尼，严格限制无籍游僧的活动，至于有教籍的僧人的活动，必须持有各级维那的公文，他也禁止那些不顾财力，大兴豪华大寺的做法，把佛教的展纳入法制和秩序的规范之下。这样做，可以纯化佛教，防止那些“无知之徒”败坏佛教的声誉，对佛教来说是有益的。实际上孝文帝本人是不反对佛教的，他常在寺庙设供，承明元年（476）八月，他在永宁寺设供度僧百余人，太和元年（477）二月，他又在永宁寺设斋赦死刑囚犯，同年三月在该寺设会听讲，命中书省、秘书省和僧人讨论佛教事宜。他经常诏立寺院，承明元年八月，他下诏建造建明寺，太和元年，建思远寺，太和四年（48o），诏立报德寺，太和二十年（496），诏立少林寺，供西域沙门所居。他还下令，高僧大德可以一月三次入殿，以便使他能够“进可餐禀道味，退可饰光朝廷”（《褒扬僧德诏》，《广弘明集》卷二十四）。
在佛教义学方面，孝文帝比较重视《成实论》，当时北方成实学派的重镇是徐州的白塔寺，他特意到该寺去了一趟。他对罗什非常推崇，称其“神出五才，志入四行”（《魏书·释老志》）。他在罗什生前的住处建造三级佛塔。
北齐是代东魏而立的又一个北方政权，历六帝二十八年。北齐佛教的鼎盛期是文宣帝高洋时代，高洋本人的佞佛，和梁武帝相似，他也有一份废道归佛的诏书，《废李老道法诏》，这份诏书的真实性是令人怀疑的，但其中显示出来的奉佛资料则是可以参考的，他“大起佛寺，僧尼溢满诸州，冬夏供施，行道不绝”（《广弘明集》卷四）。当时京师邺城的寺僧，“大寺略计四千，见住僧尼仅将八万”（《靖嵩传》，《续高僧传》卷十）。至于供施，高洋把国家财产分成三份，供养僧尼就占三分之一。受禅僧僧稠的影响，高洋还喜好坐禅，坐禅时整日不出。他又行素食，禁止捕杀鱼虾虫鸟。他从昭玄大统法上受过戒，又从僧稠受菩萨戒。由于他要一心事佛，把国家政事都托付给仆射杨遵彦了。
武成帝时代，北齐佛教界的风气转向颓废了，这和皇后胡氏有很大的关系，武成帝本人也奉佛，他下诏禁杀，也舍宫为寺，曾舍三台宫为大兴圣寺，为此还专门下诏，诏存《广弘明集》卷二十八。他对《大品般若》和《华严经》很感兴趣，每月要转读《大品般若》数遍，又邀请沙门慧藏入殿讲《华严经》。胡皇后在武帝死后，和僧人的交通十分密切，特别是和昙献的众所周知的暧昧关系，败坏了僧界的风气。
北周是代西魏而立的政权，历五帝二十五年，北周对于佛教，经历了奉佛、毁佛、兴佛的过程。明帝宇文毓在位三年，大造佛像，曾为先皇帝造卢舍那织成像一躯和菩萨像二躯，他也下诏建寺，此诏存于《广弘明集》卷二十八中。继位的武帝宇文邕毁佛，到宣、静二帝，又重新兴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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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卑族的婚姻家庭和文化习俗
鲜卑的婚姻制度大体上与乌桓相似，保留了掠女，以牛羊为聘礼，为妻家服役；父兄死，妻后母执嫂；女子婚嫁前有一定性生活自由。史载：“以季春月大会于饶乐水上，饮讌毕，然后配合”。或说“常以季春月作乐水上，嫁女娶妇，髡头饮宴”。髡头是鲜卑式的一个特点，男子娶妇，女子出嫁都要髡。可能是剃去周围，留顶之大部分，垂辫于后。拓跋鲜卑的索头，可能就是辫。从现象上看，包含了群婚，对偶婚、个体婚的各种形式，但原始群婚只是习俗上的残留和礼仪上的象征。已从对偶婚走向一夫一妻制，随着父系家长制的确立，也出现了一夫多妻制，并保留了一些氏族制的痕迹。因而家庭已脱离了氏族制家庭的同居关系，而进入人口较多的个体家庭生活。在个体婚制中，男性属于统治地位，由于财产的继承关系，要求女方严守贞操，鲜卑也是如此。例如，檀石槐的父亲投鹿侯，从匈奴军三年，其妻在家生一子。投鹿侯回来后，大加责怪欲杀之。其妻不得不编造谎言说：“尝昼行闻雷震，仰天视而电入其口，因吞之，遂妊身。十月而产，此子必有奇异，且长之。”投鹿侯仍不相信，其妻不得不把儿子送至娘家收养，号檀石槐。宗教信仰，鲜卑与乌桓同，初期信崇巫术，祭祀天地日月星辰山川。进入中原及西迁关陇河西后，逐渐信仰佛教，有的兼奉道教。寺字林立、石窟遍布，著名的有大同云岗、洛阳龙门石窟、敦煌千佛洞、天水麦积崖、巩县石窟寺、响堂山石窟、永靖炳灵寺石窟等等。在雕塑绘画艺术上，既创造了佛、菩萨金刚、梵天王、飞天之类栩栩如生的形象，又展示了鲜卑文化与中原及西域文化交融之璀璨画卷，并对了解当时社会生活各方面提供了珍贵资料。丧葬习俗方面，也与乌桓类似，敛尸以棺，殉以狗、乘马、衣物等。一般为土葬，如《宋书》记载拓跋鲜卑的葬俗说：“死则潜埋，无坟垄处所，至于葬送，皆虚设棺枢，立冢椁，生时车马、器用皆烧之，以送亡者。”
北魏是鲜卑族拓跋部建立起来的少数民族政权，共历17帝，17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