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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兴语又称“虚糜语”或“虚糜藏语”，分布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瓦厂区水洛乡部分村寨，使用者约2ooo人。史兴语是面临消失的语言，尚未得到众多学者的重视，目前只有孙宏开（1983年）和黄布凡、仁增旺姆（1991年）做过初步介绍。
羌语字母表＇编辑本段＇
越来越少人使用的羌语
羌族有自己的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羌语支。操这种语言的羌族居民自称“日麦（四川话音mei，入声）”、“麦”、“尔咩”、“尔玛”、“玛”，这些都是同一名称在不同地区的语音变化，使用羌语的人口约有12万。羌语分布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茂县、汶川、理县、松潘、黑水，此外还有极少部分分布在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西北部和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丹巴县。
经过调查研究证实，羌语可分为南北两大方言。两大方言分歧的主要特点是，南部方言大都有声调，声调有区别词义和形态的作用，北部方言没有声调，但有较为丰富的复辅音韵尾。两种方言的基本词汇是相同的，虽然这些词在读音上有些差异，但有严格的语音对应规律。北部方言的语法表现形式比较复杂，用形态手段来表达语法规律的情况比南部方言多。北部方言内部差别较小，南部方言内部差别较大。北部方言区靠近藏区，使用藏语借词和反映牧区生活的词较多，南部方言区靠近汉区，使用汉语借词和反映农区生活的词较多，并且还可以有和汉语相同的语序出现在口语中。北部方言有镇平、曲谷、回龙、黑虎、渭门、维古、茨木林、麻窝、芦花等9种土语；南部方言有雁门、龙溪、绵篪、蒲溪、木卡、桃坪等6种土语。
北部方言主要分布在茂县北部的赤不苏区、较场区、中部的沙坝区、黑虎乡、永和乡，黑水县的大部分地区，松潘县的镇江区、热务区，以及北川羌族自治县的部分地区。2o世纪8o年代，操北部方言的人口约有9万。其特点是，大多数地区有颤音，复辅音比较丰富，单元音都分长短、卷舌与不卷舌，有丰富的辅音韵尾、带辅音韵尾的韵母也比较多，有重音，没有声调，轻重音在构词、构形等方面都有区别意义的作用，在构词或构形中有许多语音变化现象，如辅音的弱化、换位、交替，元音的和谐、脱落、增加等。北部方言代词没有“格”的语法范畴，指示代词只能单独做句子成分，动词有人称、数、时间、态、体、式的语法范畴。
南部方言主要分布在理县通化区、薛城区、汶川的威州区、绵篪区。2o世纪8o年代，操南部方言的人口约有33ooo人。南部方言的特点是，没有颤音＇r＇，大多数读作＇dz＇或＇1＇，复辅音较少，北部方言的复辅音在南部方言中大都读成单辅音，有声调，起区别词义和形态的作用，没有重音。南部方言内部各地词汇差异较大，与北部方言相比，同源词所占比例少。
现在，南部方言地区通用羌汉两种语言，在公路沿线，除了老年人、壮年人还能说羌语外，青少年中会讲羌语的越来越少。北部方言地区和偏僻山区，羌语还广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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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羌族拼音文字方案》创制背景
岷江、湔江上游地区羌族因与汉族人民的长期交往，他们很早就用汉文记事，通用汉古羌人在寻找不受时空限制的交际手段中，在西夏王朝元昊的大力主张下还创造、使用过西夏文字。遗憾的是，现在鲜有学者能释读西夏文字。西夏文字是根据西夏语的本质特点而创制的，自称“蕃文”或“蕃书”，属表意文字类型，总共有六千余字，分篆书、楷书、行书、草书几种字体，分单纯字和合成字两类，其中又以会意合成和音意合成字最多，占西夏文字总量的8o％？左右。省形和省声现象比较普遍，极少象形字和指事字。西夏文字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被制定出来，既是党项羌民族富于智慧的表现，同时也为大夏政治、经济、文化的展开辟了新纪元。
此后，西夏文书告示一律用新文字书写。《西夏书事》卷十二载：“元昊既制蕃书，尊为国字，凡国中艺文浩牒尽易蕃书。”“并特设‘蕃学院’，以培养西夏文人才。”保存至今的西夏文文献不仅种类繁多，且内容十分丰富，有各种官私应用有学术价值很高的法律、历史、文学、医学等方面的著作，有多种类型的字典、辞书，有一大批译自汉文的儒学经典和兵书要籍，有众多佛经等等。
但是根据“文字是语言的符号，是用来表述语言”的观点，汉文和西夏文都不能算作现代羌族的文字，因为它们皆不能表述现代羌民族所使用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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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羌族拼音文字方案》创制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从五十年代起，党和政府对羌族语言的调查研究就十分重视。1956年，中国科学院派出过民族语言第七工作队川北组，阿坝州成立了民族语言文字研究室，对羌语进行过比较深入的调查研究。阿坝州民族语言研究室还作过以羌语北部方言麻窝土语为基础和标准为羌语创制拼音文字的尝试。后来由于诸多原因停止了这一工作。
1978年以后，随着我国经济建设及改革开放的深入展，许多羌族群众及干部再次提出创制羌文的要求。从羌族人民的实际愿望出，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根据省政府的指示，于1984年派出语言研究室的科研人员，就羌语的分布、使用情况和羌族是否需要文字的问题进行了实地调查。1989年7月，省民委组建了“四川省羌族拼音文字方案创制领导小组”，下设创制办公室具体负责这一工作。创制办公室从茂县、汶川、理县、松潘、北川抽调12名羌族专业干部组成了《羌族拼音文字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创制骨干队伍。小组成立后立即召开次工作会议，对创制工作进行了规划和安排，并于1989年11月1日举办了为期5个月的届“羌语言研究班”，完成了对12名骨干人员的专业研究培训。领导小组还聘请了孙宏开（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黄布凡（时任中央民族学院民语三系副教授）、瞿蔼堂（时任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三位民族语言学家为顾问，指导帮助调查工作的开展。
创制办公室要的工作是确定标准音点。由于五十年代阿坝州民族语言研究室确定的羌语标准音北部方言麻窝土语使用者在划分民族成分时被划为藏族，因此，重新进行羌文创制工作必须先确定新的标准音地区。199o年1月，创制办公室一行11人深入茂县曲古、洼地、三龙等乡进行了更细致的调查，写出了《羌语标准音选点调查报告》，并在领导小组会议上进行了汇报，会议讨论后决定羌文的设计以茂县曲谷话（曲谷土语使用人数多，人口集中，通行面光广，羌语语音保存较完整，语音辐射面宽，能兼顾南北两大方言区）为标准音。199o年3月至6月，创制办公室8名同志分别在孙宏开、黄布凡两位教授的指导下，深入羌语标准音点进行更为详细的调查，弄清了羌语标准音点的语音、语法、构词等情况，为《方案》设计提供了可靠科学基础，并在中国人民大学语音实验室进行了语音实验。
199o年7月，创制办公室人员和三位顾问集中在北京进行设计工作。羌文设计使用26个拉丁字母，充分注意吸收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创制拼音文字案的成功经验，形成了《方案》的初步草案。在全国第五界民族语言学术研讨会（西昌）期间，创制办公室用书面或当面请教的方式向全国的民族语言学专家征求意见。国内外享有盛誉的文字学家周有光、中国民族语言学会会长马学良教授、时任国家语委副主任王均教授等4o多位专家教授充分肯定了方案的科学性、系统性、规律性，均认为“方案可行”，并以口头或书面的形式提出了修改意见。根据专家学者们的意见和建议，创制办公室分别在西昌、成都等地召开会议，认真研究、反复推敲、精心修改，最终在199o年9月形成了《方案》（草案）。
随后，创制办公室在标准音点地区曲谷乡进行了小范围试点。参加学习的羌族农民考试平均成绩为81分（百分制）。试点的成功进一步证明了方案是可行的。199o年1o月底，领导小组召开了会议，听取了创制办公室试点情况的汇报，并根据在试点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修订工作。11月上旬，领导小组审定通过了《方案》（草案），紧接着又进行了更大范围的试点。1991年4月6日，领导小组召开第六次会议，最后审定通过了《羌族拼音文字方案》，并决定上报省政府批准后在羌区推行，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1991年8月，四川省人民政府经过反复研究，批准了《羌族拼音文字方案》，并按国务院（1991）32号文件规定的有关程序上报国家民委，同时指示省民委有关部门抓紧做好实验推广试点工作。1993年3月，国家民委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召集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中央民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四川省民族语言委员会等6个单位的17名语言文字专家召开了《羌族拼音文字方案》审查鉴定会，一致认为：“《羌族拼音文字方案》采用26个拉丁字母表示，汉语相同的音采用相同的字母表示，羌语特有的音采用双字母表示，设计合理，能够科学、系统地反映羌语特点，是一个好方案，在试点中得到了羌族各界的肯定，证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