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幺儿就是指姚志，“姚”和“幺”谐音，在安新，称呼除小孩外的人为幺儿是一种极为蔑视的称呼。
“老林，你客观地说，安新，特别是金湖区情况到底如何？莫非真是成了洪洞县，没有一个好人？”
省委书记江如衡看了看案卷，想起前两天去医院看望省里的一位老领导的时候，说起了这个顺口溜，这样的顺口溜都传到省里了，说明流传很广，说者是有心，而听者更是有心，江如衡也担心案件的规模越搞越大，此时的闽南，同样的一个副省级城市因为走私正在刮起一场足以震撼全国的大风暴，牵连进去的干部之多，级别之高，实属建国以来罕见。
如果安新那边也搞出这么一个大案子，贝湖省里也很难看了。所以今天听完姚志的案情介绍以后，若有所思地问林紫山。
林紫山放下了手中的汇报材料，道：
“从省纪委掌握的情况看，姚志在金湖确实是搞坏了风气，收受钱物很普遍，甚至已经成为一种风气，大家都收，如你不收，会被认为是异类，很多普通的工作人员甚至是才参加工作的大学生都如此，还有就是姚志在金湖大搞政绩工程，劳命伤财，对金湖发展影响十分巨大，这一点金湖的很多干部群众反映也很强烈。姚志是金湖区的区委书记，这个职位可是与方方面面都有接触，多牵出一些人也很正常，这一次省纪委查得很彻底，姚志先后交代了十多来人，有名有姓，有职有位有十几个，主要是集中在金湖区，市里的包括矿业局和电力局的两个副局长，够得上刑责的有六七个，绝大多数都在灰色地带。”
姚志被省纪委双规之后，案件的审理进展很是顺利，如同杨铁军猜测的那样，姚志很快就在纪委调查组的攻势下节节败退，也供出了不少人。
江如衡听到是这样一个结果，就放下心来，他知道林紫山话里的意思，这件事没有牵连出市里或更高层次的人，这是江如衡最愿意看到的。
于是道：
“对腐败分子我们不能姑息，特别是象姚志这样吹、卖、贪，天良丧尽，人性泯灭的害群之马，如不严加惩处，这种情况如任其蔓延下去，党将不党，国将不国！我重申两点，对腐败分子一是绝不留情，二是绝不手软，一查到底，然后放下包袱，轻装前进。”
江他说得不甚明白，林紫山却听得很明白。他道：
“对于不够量刑的同志，我建议交由安新市委处理，通过此案，看得出安新市委还是经受得住考验的。”
林紫山与江如衡共事也有些年头了，知道处理这样的事情的轻重缓急，知道如何拿捏分寸，对于情节严重的必须严惩，而对于其他一些可惩可不惩的，考虑到期收钱的背景和情节，以及初犯，把问题交代清楚，上缴财物，还是以教育为主。这样不扩大打击面，有利于局面的稳定。
江如衡道：
“我同意你的意见，张泽高同志在沙州工作多年，熟悉情况。我相信他能正确处理此事。”
江如衡沉吟了一下，又道：
“泽高同志作为市委书记，大度谦逊不恋权位，属于谦谦君子，但把控能力稍微差了一些，需要稍稍加强。”
对于安新班子如何搭配，江如衡与省委分管组织副书记于林科有共识，有分歧。安新经济发展不上去，导致各种问题，这一点是最为省委头痛的，而陆政东到安新时间不久，但在经济发展上还是有所作为，这一点省里很满意，需要给陆政东一定的支持。
而钟柏发、陆政东等人的心态，江如衡等人也是洞若观火，钟柏发等人在安新力量过大，陆政东的施政阻力较大，需要削弱，这一点上，江如衡和省长郑东凯、分管人事的副书记于林科有共识，于是吴凤娟被调整了出来。
但三人之间在张泽高的去留上也有分歧，于林科的态度很明确，希望早点把张泽高调走，明确的讲：
“安新经济发展不上去，问题成堆，张泽高作为市委书记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现在新任市长在经济上搞得不错，但人太年轻，安新市委书记需要一个把控全局的人来掌舵，张泽高不适宜在安新担任市委书记，省里可以建议中央另行考虑。”
但但江如衡一直没有表态，郑东凯摸不清中央和江书记的态度，也就没表态。
林紫山清楚，张泽高还有一年多的时间久到点，盯着那个位置的人很多，于林科此举也是想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今天江书记这么一说，林紫山心里也大体有数……
而在安新，所有人关注地焦点自然是姚志的案子，尤其是常委班子。大多数干部都知道姚志案子背后牵连着什么，大家都紧张地关注着案子的发展，看看市里会不会有领导被牵连进去，因为事情虽然是发生在金湖，但主战场却是摆在了安新……
安新市委办公室里，陆政东和张泽高正在进行着一场谈话。
“姚志在金湖区搞得这些，让我恍若回到了五十年代大跃进的年代……”
两人谈完了关于姚志的案情之后，张泽高看完手里由省纪委转过来的一些关于姚志的材料，叹了一口气道，有些感慨，看着陆政东道：
“我这一辈子，经历过大跃进，吃过三年自然灾害的苦，挨过批斗，蹲过牛棚，这些经历让我充分认识到一点，必须要实事求是，否则就要犯错误。”
说着张泽高轻轻叹口气，拿起茶杯。慢慢喝了口茶。
张泽高再抬头地时候。就自嘲地一笑：“老喽。老人家就喜欢怀旧。”
陆政东也是默然，姚志不光在经济上有问题，在经济建设上也是大搞浮夸风和数字政绩。
在大跃进时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而四十年过去了，这样的情况在金湖也出现了，姚志为搞“政绩”，金湖不仅在粮食生产上、生猪和家禽喂养上、工业产值上、就连在财政收入上、渔业上、典型“楷模”的树立上等，也大肆弄虚作假、虚报浮夸，甚至令人啼笑皆非的地步：农村出现了干枯水塘鱼丰收，还有的粮菜产量放卫星，多种经营假翻番、工业收入冒估报等等。某偏远的村一理发店年收入就达三十万，而这个理发店仅仅就是两块钱理一个头，村民们都笑，也就是每年要理十五万个头，每天得理四百多个头，而全村人口不过八百多，也就是说，全村男女老幼齐上阵，必须要两天理一次头，村民们都笑，就算不把剃头匠累死，那剃光头的岂不连扎根毛都长不赢了吗？
陆政东却是笑不出来，这在九十年代并不少见，南巡讲话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路完全明确，统计数字的相互攀比之风愈演愈裂。具体表现：一星相互观望，攀比速度；二是产值增幅之高到了让人难以置信的地步，统计权威部门只得要求各地“认真核实，实事求是＂，各级领导要求“一级一级对口”，但根本刹不住车，统计数字何以被扭曲，浮夸风又何以再度重演呢？一是上级部门不切实际的制订高指标，层层压任务，唯有统计数子上做手脚；二是“政绩”与统计数字划等号，并与干部的升降荣辱挂钩，而又不去认真的调查核实。有了统计数字的高速度，“政绩”就有了，提拨重用自然有份，何乐而不为？于是有少数人不惜弄虚作假，胡编乱造，夸大政绩甚至伪造政绩。
而金湖出现这样的荒唐数字也并不是一天造成的，姚志上任之后，年年虚假，于是逐年虚报加码，最终积重难返。
而姚志更离谱的是既搞浮夸风又大搞政绩工程，其危害尤甚。
搞浮夸风干实事的不如编数字造假的，影响了务实干部艰苦创业的积极性，而有的弄虚作假干部得到提拔，群众议论纷纷；下达高指标，实行量化考核，工资奖金挂钩，这是逼干部造假，对此有怨言；虚报浮夸，影响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统计数字造假，影响上级对下面了解真实情况，影响决策和经济发展。
而搞政绩本来无不可，关键是：一，不该搞的也搞，二、过分地搞。三、前任搞的后任把它拆掉自己再搞。以毁人力和物质为辅。政绩工程则是：以毁物质和人力为主，以口夸并之。这严重地破坏着生产力的发展。
姚志是一边浮夸，一边大搞政绩工程，现在区政府外面是欠着一屁股帐，真正需要建设的，或者用于民生的严重不足，都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想来姚志恐怕也是一直在想着赶紧跳出金湖吧，只是还没来得及，就出事了。
还有一个更让人头痛的就是锰矿问题。
利州矿业就是一个巨大的黑洞，是的，黑洞！陆政东也看到了利州矿业的不少材料，这些材料就连省纪委都不一定有，那是一堆账，是利州矿业融资、投资、收益的明细表，是利州矿业巨额资金的流入与流出。
但这根本不是传统意义上企业财务应该做的那种账，而是一笔“黑”账！
陆政东花了不少时间将这些账目翻完，他看得心惊肉跳，看得毛骨悚然。何三牧的这个财务总监倒是细心，太细心了，所有进出利州矿业的资金，一笔笔记录得都很清楚。
陆政东粗略算了一下，利州矿业偷逃的税款几年来累计上亿，而资金又以各种名目给转了出去，也是一个巨大的数目，但是这些账目又做得很巧妙，转出去的资金只有何三牧一人知道，而何三牧在吴凤娟还没调走，省纪委还没决定对姚志双规之前就已经出逃，这恐怕是京城某些人，得到中央在闽南开始下重手的时候感觉到情况不妙就让何三牧赶紧撤退了。
何三牧的出逃，或许对省里的领导来讲，是如释重负。因为何三牧知道得太多，不但是在省里市里牵连太广，而且还牵涉到京城某些人，真要查起来，到时候连省里都不知道怎么收场，而何三牧跑了，能够牵连的也就是些小鱼小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