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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发花白，赤脚穿着一双解放鞋，拿着电话的手粗糙的布满了裂口，指甲缝里黑黑的。
此刻的张金芬在她的身上已经没有了半点儿城里人的影子，岁月和长期的艰苦劳动已经在她的身上烙下了十分明显的印记。
她的老公谭根发坐在一边的椅子上，一边吸着烟，一边看着自己的老婆打电话。
这个谭根发比张金芬大十四岁，稍微有点背驼。
“你一个上午都没有歇过。来，喝点水。……跟着我，你吃苦了。”谭根发将老婆张金芬拉到自己的身边坐下，心疼地说道。
“老头子，莫说这些，这时我自愿的。”张金芬说着，又起身道厨房里去做午饭了。
这张金芬是一个大城市里的人，她至今依旧十分清楚地记得老家的门牌号码——红光路光荣院三十八号。记得老房子是用木板隔开的。
那一年十月。刚刚在某市高级中学读完初三的张金芬就插队落户来到了朝阳公社红旗大队。
用张金芬的话说，她们从成立坐船到了县城，再转船到了区里，在坐车到了镇里，然后又坐车来到大队里。将近走了二十里的山路，这才来到了村里。
出发时，她们想到要到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去施展抱负了，一个个都很激动。可是，晚上到了村里后，灯光没有了，看到岸边人家那一盏盏微弱的煤油灯，她就哭了。
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她就像回城里去了。从那时起，张金芬每天做梦都在想着离开这个地方。偏远贫穷，但社员们很热情。这是当时那里给张金芬的第一印象。
社员们热情地教这个穿着白衬衣的城里姑娘干农活，还安排她晒谷子这样轻松的农活。
第一天出去干活，张金芬就踩在了牛粪上面，她顿时就委屈的哭了。看到那些双脚上都粘满了泥土的社员们，她老是在心里暗暗地想道，他们怎么急不把脚洗干净一些呢？
从小在城里长大的张金芬，不习惯农村的生活，因此，她就得到了特殊照顾。尽管如此，但她仍然盼望着快点离开这里。
在七零年时，大队里安排她跟其他的知识青年们一起住进了新建起来的知青点里。在农闲时节，她和另一个女知识青年经常去附近的谭根发家里串门子。
这个谈个发在几年前就死了老婆，带着三个孩子，还要赡养老母亲，是村里有名的困难户。但他虽然没有文化，但人很老实，长让女儿去请两个女知识青年阿姨来家里吃饭。
一天， 张金芬对谭根发说起农村的艰苦，要想回城去。
谭根发想了好久这才说出一句话来：“农村的人很好。”
看到谭根发的眼里流露出来的温情，张金芬赶紧逃回了自己的屋里。
从此，谭根发总是帮助张金芬干活，挣工分。张金芬虽然有意回避，但谭根发仍旧常常出现在她的视线里。
“肖记，后来他俩的关系怎么样了？”胡安娜忍不住的问道。
“别说话，听我往下说。”肖朝阳喝了口水，又继续往下讲了。
转机出现在那一天。张金芬上山砍柴时摔断了手臂，是谭根发一步一步的将她从陡峭的山上背回家里，又给她找来医生，让无依无靠的张金芬感觉到一丝暖流涌进了他的心里。
张金芬说，在一九七零年的冬天，因为母亲去世，她请假会到家里去。谭根发把她送到了车站上，在送她上车时，他哭了，说怕她一去不复返。
看到他的眼泪，张金芬突然说道：“我答应和你确定恋爱关系。肯定会回来的。”
她都不知道当时怎么突然决定跟比自己大十四岁的农民的。
一个月后，张金芬从上海回来了。在她刚走到村口的时候，就有很多社员惊奇的喊道：“张金芬回来啦！”
正在对面山上干活的谭根发快步冲下山来迎接她。她突然发现，在这个偏僻的山沟里，他是那么亲近，她已经离不开他了。
三十多年后，已经在上海的一家工厂上班的纺织工人，当时张金芬同屋住居的女知识青年回忆着说道：“当时我们都劝她，说谭根发配不上她，还拖着三个孩子，是包袱。可是她就是不听。她怎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让我至今都想不通。只知道他们看起来很幸福。”
在一九七二年初的时候，已经有部分知识青年开始返城了。这时，张金芬忽然接到了她的父亲的来信，信中说：“听说你在农村耍朋友了。我不许你留在那里。否则就别人我这个父亲。”
随信寄来的还有一张供电局的招工表。她只需将表填好寄回去就行了。
张金芬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怎么知道这件事情的。看到这封信，谭根发沉默了，张金芬知道爱人担心的是什么，她就当即划了一根火柴，将招工表付之一炬。
“第一眼看到你，我就喜欢上了你。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看到爱人的举动，一想不善言辞的谭根发着说出了这么一句话。
但对张金芬来说，有这句话就足够了。
不久，张金芬又收到了两个弟弟的来信，他们在信中说道：“你要是在农村跟这样的人结婚的话，我们就打断你的腿。”
收到弟弟的来信，张金芬不敢回信。
这时，各地的知识青年们都已经陆陆续续的开始回城了。当年梦寐以求的返城政策终于下……
第167章 甜甜的梦乡
这时，各地的知识青年们都已经陆陆续续的开始回城了。当年梦寐以求的返城政策终于下来了，可张金芬却留了下来。成为了全公社唯一一个没有返城的知识青年。
为了打消谭根发的顾虑，张金芬主动提出了结婚。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张金芬瞒着家人，跟谭根发道公社去办理结婚手续。经办人把他们俩看了又看，就是不敢盖章。
那人一边看着他们，一边问道：“知识青年跟农民结婚，犯法不？”
张金芬说道：“我是自愿的。”
解释了老半天，终于才领到了结婚证书。在张金芬结婚后，经常有人说她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中，”“这谭根发都老的像她爸爸了，”“真是一个不开花的猪脑袋。”
尽管村子里各种各样的风言风语很多，但张金芬依然我行我素，把这些都当做没听见一样。
婚后，张金芬不敢喝家里人联系，家人也不给她写信。
直到一九八九年底，时隔十八年，张金芬这才鼓起勇气，给弟弟写信说：“我今年想回来过年，不知你们欢迎不？”
弟弟很快来信表示欢迎，并随信寄来了路费。随后，张金芬就只身坐车回到了上海老家。
因为弟弟在心里没有提到谭根发，她也就不敢贸然将他带回去。
这天，天蒙蒙亮，张金芬在火车站下车，凭着记忆，她终于找到了老家的门口。
那里的情况一切如旧，并没有多大的变化。
“她父亲对她怎么样？”正在这时，胡安娜终于忍不住的开口问道。
“你别说话，听我讲吧。”说着话，肖朝阳又要去拿茶杯喝茶了。胡安娜一见立即抢过茶杯，给他去倒来了茶水。
喝了一口茶水，肖朝阳就继续往下讲了：
重逢让大家有些激动，但都不扣不谈谭根发。好几天以后，她的父亲这才小心的问了一句：“他对你好吗？”
“好，你们放心。”张金芬也小声的说道。
“农村的空气还是很好啊。”她的父亲很是无奈的说道。
当张金芬就要返回农村的时候，她的父亲对张金芬说道：“下次把他带来吧。”
几年后，张金芬带着谭根发终于再次来到了上海，让他第一次与娘家的亲人见面。但张金芬的父亲已经在两年前去世了。谭根发只见到了妻子的两个弟弟。
张金芬自从嫁给了深山农民谭根发后，次年就生下了儿子谭东富，三年后，又生下了一个儿子，再加上丈夫的三个孩子，一家七口人生活过得非常拮据。
张金芬中烤烟，豆子，糯米，养猪，养牛卖钱，谭根发给人家杀猪，每杀一头猪可挣五角钱。他们夫妻二人靠着勤劳和省吃俭用，硬是将五个孩子拉扯成人。还两次重新翻修了房子。
最困难的是他们刚结婚的时候，那时，在谭根发的三个儿子中，最大的才十六岁，最小的才九岁。
每次在 煮熟后，张金芬总会先盛上一碗给公婆，然后在加上菜叶和着煮，煮好后盛一部分给孩子们，然后再加上菜叶和着煮，这才是她和丈夫吃的。
后来的日子虽然好了一些，但家里还是很穷。前些年小儿子上大学，每年上万元的费用，就靠全家人没日没夜的种庄稼，养猪，养牛负担的。
“我们不是同一个妈妈生的，但感情好得痛亲兄弟。因为妈妈对我们比对亲生儿子还好。妈妈很能干。有时，我都觉得她跟着我爸有些委屈。”谭根发的儿子是这样说的。
近些年来，上了年纪的谭根发已经不能干重活了，家里的一切就全靠张金芬了。每次看到老婆从地里回来那种疲惫的样子，谭根发都觉得自己拖累了老婆。
他只能在家里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给老婆分忧担愁。
张金芬用她自己的话说：“现在我已经成了一个地道的农村妇女。生活习惯和思想作风都已经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即使一脚踩在牛粪上再也不会哭鼻子了。回上海时看到那些高楼大厦，我反而觉得不习惯了。我曾经当选过村里的主人。从一九八二年起，就一直是镇人大代表。还当过县人大代表。但在我的骨子里还是一个传统的女人，既然答应跟着他，就得一辈子巴心巴肠的对他。我喜欢农村的生活。”
“她能干，对人忠诚，有文化。这些年，我觉得真有些委屈了她。只能尽量对她好一些。不然，她跑了怎么办？”谭根发打趣的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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