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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卓别林这个人虽然很搞笑、很爱笑，可酒还没喝完，我们还没有被带到长长的餐厅之前，他就把主人家惹恼了。卓别林似乎对他的政治主张十分坚定，而且一直逼着丘吉尔解释为什么财政大臣和鲍德温政府要坚持恢复金本位制。“你们的经济会因此受创，你知道的，”卓别林一边喝酒一边咄咄逼人，“最糟糕的是，物价会上涨，穷人就倒霉了。”
丘吉尔显然很不爽别人指责他做得不对，更讨厌在他自己的家里面对这样的争论，所以等到我们都在桌边找到位置坐下的时候，他气得一句话都不说了。
不过卓别林做了一件奇怪的事，从而打破了沉默。“我今天晚上就得赶回伦敦，所以给大家放完新电影之后，我们或许就没有时间聊天了，所以我在餐桌边给大家来一次预演。”他说。他拿出了新电影《淘金记》的拷贝，这部片子六月份的时候在美国首映，此时尚未在英国上映。
卓别林拿起两把叉子，插进两个小圆面包里。“我的小流浪汉，”这位演员说，“去了阿拉斯加淘金，还要努力博取一位他邂逅的年轻姑娘的欢心。至少在他的想象中，他和她在一起，并且尽全力给她留下深刻印象。因为他不能说话，所以他这样和她交流。”
说完了这句话，那个对政治感兴趣又严肃的查理卓别林消失了，那个笑嘻嘻又可爱的小流浪汉角色出现了。他用肩膀抵在那两把叉子和小圆面包上，仿佛那两个小圆面包是他的脚，插进小圆面包的叉子是他的腿，他用小圆面包和叉子跳了一小段舞，一边跳一边哼唱着，甚至还用叉子和小圆面包做了高踢腿和灵敏的劈叉动作。最后，他用小圆面包和叉子行了屈膝礼，并且露出了一个小流浪汉式的傻笑。
所有人又鼓起了掌。不快的气氛完全消失了。丘吉尔是我们中间笑得最尽情的一个，他又变得好交际且好客，刚才的火气都不见了。
晚餐妙趣横生，大家都很开心，其间还出现了另一个有些奇怪的插曲。T。E。劳伦斯前倾身体，俯向坐在桌子另一边的卓别林，他那条头巾的丝绸流苏差点儿粘到了果汁冰水里，他对那位电影明星说：“卓别林，卓别林。犹太人？你是犹太人吗，先生？”
卓别林脸上一直挂着笑容。他把装有白葡萄酒的玻璃杯——当时我们都在吃野鸡肉——对着劳伦斯的方向举起，说：“啊，不是，我出生时就注定我没能享受这一殊荣，劳伦斯先生。”
稍后，椅子和放映机都已经摆放在长客厅里，孩子们和宾客都涌向那里，我则找借口告辞了，我说我很累，事实上我的确很累。我和卓别林握了手，告诉他我希望我们有一天能够再见面。他热切地握着我的手，说他也盼望着那一刻。
然后我回到楼上的房间睡觉，接下来的九十多分钟里，一楼不断传来阵阵笑声。
*
仆人梅森把我叫醒了，他叫我的声音轻是轻，可没完没了的，一直到我醒了才住口。我感觉这时候也就是半夜。我父亲的那块表显示此时快到凌晨4点了。
“如果您不介意太早的话，先生，”梅森举着一根蜡烛轻声说，“丘吉尔先生正在他的书房里，刚刚完成工作，现在很想和您谈谈。”
我当然介意。我介意的不仅仅是他们深更半夜无礼打扰我，那位大人物一心血来潮，三言两语就传唤我去见他，而且我对所有的一切都介意得不得了。昨天的晚餐和谈话内容十分有趣，能够见到查理卓别林对我而言更是跟做梦一样，然而，在珠峰之上发生了那么多事儿，我的朋友们被派去了那里的原因至今依旧是个谜，所以即使再好的应酬也不能弥补依然在我心中翻涌的愤怒和失望。我难过极了，根本没有心情继续那种诙谐幽默的聊天和社交狂欢。我打定主意，一定要直截了当地问问这位财政大臣，为什么他有权力浪费别人的生命，葬送了珀西瓦尔布罗姆利、让…克洛德克莱罗克斯、理查迪肯和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这些人的性命，或者浪费那些已经死掉的优秀的夏尔巴人的性命，以及那个年轻的奥地利人科特梅耶的性命，我真想找到那个T。E。劳伦斯，对着他的脸，大声告诉他梅耶正是一位犹太人。还要告诉他，梅耶比我遇到过的那些穿丝绸衣服、打扮成阿拉伯人的英国纨绔子弟都要有胆识。
我到丘吉尔的书房里去找他时，他肯定还紧皱着眉头。虽然心情不大好，可我还是承认，这间位于顶楼的房间真是太令人难忘了。梅森带着我穿过都铎式建筑式样的门口，后来我才知道那种装饰叫作模制门窗框，然后他静悄悄地走了出去，同样静悄悄地关上了门，我看了看四周和上方。我的视线无法从房间的上方收回。天花板显然被移走了，成穹状弯曲的梁和椽都露在外面，看上去就和英国这个国家一样古老与坚固。这间巨大的房间铺着宽大且褪色的地毯，不过中央部分并没有铺地毯。书架嵌在高高的墙壁内，满满当当装的都是书。（我已经见过楼下的那间藏书室了，那里的藏书足以满足任何一座美国中西部中型城市的阅读需要）房间四周摆放了很多椅子和几张低矮的书桌，其中一张豪华的红木雕刻的书桌后面有一张非常舒适的布面椅，可是丘吉尔却站在一张高桌子后面，那张桌子的桌面有些倾斜，用很有年头的木头制成，未加任何修饰。
“迪斯雷利＇13＇式书桌，”丘吉尔大声说，“我们维多利亚时期的前辈就喜欢站着工作。”他小心翼翼地抚摸着墨迹斑斑的倾斜桌面，仿佛是在爱抚它。“这当然不是迪斯雷利用过的桌子。是我让本地的一位木匠做的。”
我站在那儿，还穿着睡袍和拖鞋，感觉自己傻兮兮的。不过我立刻就注意到丘吉尔先生也穿着睡袍和拖鞋。他穿的是一件绿色、金色和大红色相间的丝绸睡袍。他的拖鞋不合脚，所以只要他一走动，拖鞋就嗒嗒直响，就像现在，他用相当大的玻璃杯给我们俩都倒了一杯威士忌，鞋的响声一直不绝于耳。我接过杯子，但没有喝酒。
丘吉尔注意到我又抬头看高高的椽子和墙上古老的画作。
“这正好是查特韦尔最古老的部分，”丘吉尔用低沉的声音说道，“可以追溯到1086年，也就是黑斯廷斯战役后的二十年。我在这里写作。你知道吗，我是个作家，并以此为生？我写的大都是历史书。通常我都是口述给一位秘书，她的速记水平必须相当高，以便能够跟上我的速度。今天夜里因为我同时写两本书，所以我向两位女士口述了我的内容。我还有两位男性研究员在这里帮我。刚刚在楼梯上你肯定没有碰到他们。”
我点点头，却始终没有吭声。我们就这样面对面站着。丘吉尔抿着他的威士忌。我则一口没喝。
“你生气了，佩里先生。”他说，威士忌酒杯就抵在他的唇边。他那双明亮的小眼睛把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却又来回闪烁，仿佛时刻保持警惕，以防有人偷偷接近他。
我冲他耸耸肩，这是在模仿J。C。那种法式耸肩动作，堪称惟妙惟肖。
丘吉尔笑了。“你生气了，这也不能怪你。不过最让你生气的事儿是什么呢，年轻人？是因为昨天你交给我的那些照片是那么肮脏污秽，还是因为你的朋友们和其他人为了拿到那些龌龊的东西而貌似白白献出了生命？”
我们走向大红木书桌旁边的两张椅子，却没有坐下来。书桌非常整洁，一看就知道这位作家不常用，因为书和手稿都堆在那张又高又长的迪斯雷利式书桌上。
“我很想知道，丘吉尔先生，”我说，“一个变节的政客，一个连该加入哪个政党都决定不了的人，从一个政党到另一个政党，紧紧抓住权力不放。到底为什么他可以决定人们应该为他而死？”
丘吉尔猛地转过头，看他那副样子仿佛是第一次见到我。有那么一刻，整栋房子里都静悄悄的，只有三层楼下某个地方的钟表鸣奏了四下。我想我和丘吉尔连眼睛都没眨一下，就更谈不上说话了。
这位穿着扎眼丝绸睡袍的财政大臣终于开口说道：“你知道吗，佩里先生，我的母亲是美国人？”
“不知道。”我说，我这话说的不带一丝语气，借此表示我对实际情况一点儿兴趣都没有。
“这或许就是我一直对美国政治和英国政治都相当感兴趣的原因，就更不要说欧洲大陆上的政治了。你想知道你国家的政治和英国的政治之间主要差别吗，佩里先生？”
不太想知道，我心想，不过我还是一语不发。
“我不愿意假装对柯立芝总统几位内阁顾问的身份了若指掌。”丘吉尔说，仿佛我很有兴趣一样，“你们的上一位总统哈丁在加利福尼亚猝死后，或许一开始柯立芝留用了一些哈丁的人。不过我敢保证，佩里先生，在去年击败了毫无竞争力的民主党人戴维斯和那个非常有趣的进步党人拉福莱特，凭借一己之力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卡尔文柯立芝不仅仅可以做主，现在他身边必定也围绕着自己的亲信。你能理解这个吗，年轻人？”
“不能。”我说。我满脑子想的都是J。C。抓着党卫队突击大队长西吉尔摔下雪檐，坠下了10，000英尺，氧气从打穿的氧气罐中奔涌而出的画面。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我最后看到的雷吉和理查，然后他们就转身向西方，开始攀登东北山脊的最后一段距离，踏着雪地向顶峰三角岩进发。
“我想说的是，杰克……我可以叫你杰克吗？”
我依旧一声不吭，只是冷冷地注视着这个长了张婴儿脸的大块头。
“我想说的是，佩里先生，美国政党选举他们的总统，不过改选的时候那些总统的顾问和内阁成员也会随之更换。在哈丁死后，柯立芝总统就更换了哈丁总统选定的一些能力较差的人……他这样做的时候甚至还没有当家做主。”
“你到底想说什么？”我问。
“我说的是，在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