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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了。不过，奥德尔似乎也搞糊涂了，他不知是看到“两个黑色点”在东北山脊的第一台阶上方的雪地里移动，还是在第二台阶，甚至可能在更小的第三台阶和“金字塔式的雪地上”移动，此处离山峰已经很近了。
“因此留下的疑问是，”奥德尔在报告中说，“珠峰被征服了吗？我们不得而知，因为并没有直接证据。但考虑到当时的环境……考虑到他们最后被人发现时所在的位置，我相信，马洛里和欧文真的有可能登上了珠峰。不过，我只能推测到这一步了。”
听到这话，那些英国最出色的登山者开始窃窃私语。许多人，甚至包括曾经跟马洛里和欧文一起探险的队友都不相信两人登顶的证据。即便奥德尔看到的情况是真实的，即便马洛里和欧文爬上了凶险的第二台阶，那时天色已晚，他们不大可能成功登上珠峰，可能不得不趁着夜色下山，那个时候，他们的氧气瓶不是空了，估计也用得差不多了。所以，这天晚上，大部分在阿尔伯特音乐厅聚会的世界级登山者都认为，马洛里和欧文爬得太高，又加上天色已晚，便打算趁着夜色下山，应该远没有接近顶峰，后来，两人在月黑风冷，超过27，000英尺高的北壁摔死了，在28，000英尺高的地方，大气中含氧量极低，根本无法呼吸。
但是，我记得奥德尔在报告的最后认为，马洛里和欧文是被冻死的，此话一出，遭到了与会者的一致反对。
对于这两个民族英雄，这两个即将成为英国传奇的人来说，“冻死”可不体面，但那些认识马洛里的外国登山者，以及那些跟马洛里一起登山的人——在这样一个十月中旬的晚上，他们对所谓的爱国热情并不感兴趣——他们也不相信马洛里，甚至桑迪欧文会傻到被活活冻死。会议结束后，我们听到大部分登山者讨论，他们猜测，那天傍晚日落之前，两人开始从顶峰或他们所在的高处下山，天色渐暗，狂风怒吼，他们在北壁避风时，其中一人——几乎可以确定就是欧文——摔倒，牵连另一人失去平衡，两人一同掉入万丈深渊。
就连1924年这次致命探险的正式领队，爱德华“泰迪”诺顿也在大本营写道：“奥德尔在他的报告中说两人是被活活冻死的，这让我深感遗憾。”他又在珠峰委员会强调，“我们剩下这些人都认为失足跌落的可能性很大。”
十月的那个晚上，登山俱乐部聚会结束后，我们步行回到了酒店，让…克洛德问了理查，“你觉得马洛里和欧文到达山顶了吗，理查？”
“我不知道。”理查嘴里叼着烟斗说，我们匆匆赶路，烟叶的芳香弥漫在冰冷、潮湿的空气中。
“你真觉得他们是被冻死的吗？”J。C。仍不甘心，“要么就是摔死的？”
理查拿开嘴中的烟斗，看着我们。在角落路灯的光亮中，他灰色的眸子闪着光芒。“不管是公共报道也好，还是《阿尔卑斯山期刊》根据奥德尔等人提供的情况刊登的报道也好，根据这些去判断他们是怎么遇难的，或是在哪里遇难的，显然不够。我们三个必须去跟诺顿、约翰诺尔、奥德尔、萨默维尔医生，以及去年三月份跟我一同参加那次探险的朋友谈谈。然后我们再去德国，也就是慕尼黑，跟那个登山家布鲁诺西吉尔谈谈，他说尽管他在珠峰海拔较低的地方，但他所处的位置足够高，亲眼目睹了雪崩将布罗姆利勋爵和那个神秘的德国人梅耶卷走了。你们意下如何？”
我和让…克洛德默默地对视。我从J。C。的眼神里看出来了，他绝不会跟我和理查去德国。他的三个兄弟死在德国人手里，他很久以前就发过誓，绝不会踏入德国一步。
“我知道，克洛德。”J。C。还没开口，理查便说，“我理解。下个月，也就是十一月，我和杰克去慕尼黑，到时候再将西吉尔所述的布罗姆利爵士和德国挑夫梅耶遇难一事告诉你，要是他提到了马洛里和欧文失踪的详细情况，我们会一并告诉你。不过，你得在伦敦多待一段时间，跟我们一起去见诺顿等人。”
“要是这个叫西吉尔的家伙什么都不知道呢？”我近乎悲观地说，“要是我们下个月的慕尼黑之行完全是浪费时间，要是我们无法获悉马洛里和欧文失踪事件的最新情况，或者更惨的是，无法了解布罗姆利的情况怎么办？这才是跟我们这次任务休戚相关的。”
“这样，”理查笑着说，眼神似乎充满渴望，“那我们就明年三月去珠峰，亲自找出他们到底出什么事了。如果我们能够找到布罗姆利勋爵的尸体，我们或许也能找到马洛里或者欧文的尸体……或者他们两个的尸体。珠峰干燥的风会让尸体风干、变成木乃伊，可比古埃及的大祭司的本事强多了。”
4
那两匹藏马被爆头了。
那年十月，在马洛里和欧文正式的追悼会结束后，我们拜访了1924年珠峰探险队的成员爱德华F。诺顿上校，医务官R。W。G。辛斯顿，霍华德T。萨默维尔医生，约翰B。诺尔上尉，以及诺尔E。奥德尔，后面三个人是理查的好友。登山队的这些前领导人和成员将参加皇家地理协会在肯辛顿戈尔一号街举行的登山俱乐部会议，我们被安排到星期六下午在地图室跟他们见面。
“我希望他们能在入口处留下口讯。”我说，这不，我们从肯辛顿花园对面的出租车下来，黄昏的影子拉得长长的，艾尔伯特音乐厅的大圆顶赫然耸立在皇家地理协会的砖砌建筑上。日落时分，林荫大道对面树木林林总总，圆顶反射的光让十月的树叶像是着火一般。”
“我是会员。”理查说，“去地图室应该没什么问题。”
我和J。C。互相看了一眼。
除了院子外墙壁龛上放有探险家大卫利文斯顿的半身像外，根本无从得知这栋爬满藤蔓的建筑是地理学者和探险家的大本营。
进入里面，有人接过我们的帽子和外套，一个穿着燕尾服，打着白色领带，满头银发的老人说：“迪肯先生，欢迎回来。好久没在这里见到尊驾了。”
“谢谢，詹姆斯。”理查说，“要是我没弄错的话，诺顿上校等人已经在地图室等我们了。”
“是的，先生。会议刚刚结束几分钟，五个人正在地图室里面的娱乐室等你。要我陪你去吗，先生？”
“我们自己去就可以了，谢谢你，詹姆斯。”宽宽的走廊地板上刷着亮漆，还摆放着玻璃橱，我真想像在教堂里那样小声说话，但理查说话的声调就跟在外面一样。
地图室很漂亮，夹楼里堆了不少皮封书，长桌子上的地图摆放在木制的楔形展柜上，还有一个很大的地球仪，估摸着一名杂技演员能踩在地球仪上一路滚到肯辛顿大道，但我并没有被那个大地球仪吸引。主室的一侧是一栋1875年的建筑，玄关上装有许多窗户，一个点着的壁炉镶嵌在墙里。我们走近时，辛斯顿、诺尔、诺顿、萨默维尔和奥德尔朝我们走了过来，理查介绍了我和J。C。，我们三个坐在面对壁炉成拱形排列的最后几张皮椅上。夕阳透过我们背后的窗户射了进来，发出柔和的金光。
理查介绍以及我们握手的时候，我发现虽然我从未见过他们本人，但能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子，他们的各种探险的照片都有出版。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留着户外运动员特有的大胡子——或者至少也是留着奔放的络腮胡，而现在，他们都将胡子刮得干干净净（除了萨默维尔先生和辛斯顿医生等人，他们的胡须也修剪得十分整齐），要是我跟他们在街上擦身而过，我估计没办法认出他们。
爱德华菲利克斯“泰迪”诺顿上校个子奇高，我身高为6英尺2英寸，他至少比我高一两英寸，我发现他身上的一切，比如沉静自如的做派、冷峻的眼神，将他军人习惯发号施令的气质体现得淋漓尽致。理查德辛斯顿医生三十七岁，身材颀长，他并非登山者（在1924年的探险中，他既是医生，也是一名博物学家），但我知道他也曾去过北坳的四号营地，照顾患上雪盲的诺顿和其他身体有恙的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作为医生曾在法国控制的美索不达米亚和东非服役，在枪林弹雨中表现得十分英勇，获得过军功十字勋章。辛斯顿也许不是登山者，但我十分敬重他。
理查向我介绍了西奥多霍华德萨默维尔，这位叫霍华德的也是位医生，还曾是位传教士，但他的体格健壮得像搬运工。理查告诉我们，自从1922年珠峰探险以来，萨默维尔从来没真正返回过英国，自那时候起，他就一直在印度南部的尼约尔担任传教医生。萨默维尔现在待在伦敦只是为了参加马洛里和欧文的悼念活动，以及这次登山俱乐部和皇家地理协会举行的会议和宴会。
萨默维尔长相英俊，即使没有他在西藏拍的照片上蓄的浓黑胡须，他卷曲的头发、晒得黝黑的脸，富有表现力的黑色眉毛，以及他脸上突然出现的灿烂笑容，都让他看起来有些放荡不羁，但其实他并不是这种人。理查几乎从来没提及他的战争经历，但去年我们在阿尔卑斯一座山峰露营时，他跟我们说过萨默维尔是他一个非常特别的朋友，在手术帐篷里救助伤兵时，变成了虔诚的和平主义者。那是索姆河战役的第一天早上，当时只有他和另外四名医生，却有数千名伤兵等着救援，有许多人都是致命伤，而且他们自己也知道。理查说萨默维尔曾跟他说，帐篷外面鲜血淋漓的担架和雨披上还躺着好几百个人，每个人都知道哪怕耽搁一分一秒的治疗都有可能让他们送命，但没有一个伤兵要求优先治疗。一个人也没有。
我握着萨默维尔的手，他的手长满老茧，对一名外科医生来说略显粗糙，看着他清澈的双眸，我总觉得这样的经历会让任何躁动的灵魂瞬间变得安宁。理查还告诉我们，萨默维尔虽然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但他并不教条。“基督教唯一的问题就是从来不会真正受到审判。”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