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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和老人似乎很搭调。佩里的房间很大,屋子里有张双人床,整理得十分利索,往窗外望去,掠过屋顶和小镇低矮的商场,北边便是群山和格兰德台地。高至天花板的书架上满满当当地放着硬皮书,我注意到许多书都是介绍世界各地的山脉的,书架上还有不少纪念品:卷在一起的老式登山绳、北极探险者经常佩戴的克罗克斯玻璃护目镜、一个破损的皮质摩托车头盔、一个老式的柯达相机,还有一把旧冰镐,木柄要比现代的冰镐长得多。
至于杰克佩里,我真的不敢相信他有八十九岁的高龄了。
当然,岁月在他身上有了明显的痕迹,过去近九十年的岁月压得他的脊椎有点儿弯曲、变形,让他矮了一两英寸'3',但他的身高仍然超过6英尺'4'。他穿着一件短袖斜纹粗棉布衬衣,我发现他的二头肌也因为年龄的关系萎缩了,但它们仍然十分健硕强壮。尽管岁月不饶人,但他的上半身依旧充满力量,呈倒三角形,看起来孔武有力,看来当年没少锻炼过。
几分钟后,我注意到他左手的小指和食指不见了。看起来像是旧伤了,指关节骨头残根上的肉已经变成棕色,跟他手上其他部分和前臂上的皮肤一样饱经沧桑。尽管如此,这一点也不影响他手的灵活性。后来,我们聊天的时候,佩里先生还玩起了两根细细的皮鞋带,每根都有18英寸长,我惊讶地发现他能系很复杂的结,一只手拿着一根绳子,两只手同时打结。那样的结应该是航海结或是专业攀岩结,而我用两只手都没办法打出这样的结来,再借我支童子军也不行。佩里先生无所事事地打着手中的结,均是单手完成,接着他又心不在焉地用左手剩下的两根手指和大拇指把结解开。看起来像是老习惯了,可能是为了让自己平静下来,他既没有注意完成的结,也没有注意打结的过程。
我们握手时,我感觉我的手指消失在了他那双有劲的大手里。不过,他可没像地头蛇那样,想故意给我个下马威,用力捏我的手。他握手的力度恰到好处。他的脸在高纬度和空气稀薄的日光下晒过多年,紫外线已经进入他的表皮细胞——让伤疤留下了永久的褐斑,而在这些褐色的伤疤中,还有一些可能是做黑素瘤小手术时留下的。
老人仍然有头发,只是剪得特别短。我能透过他那稀松的白发看到褐色的头皮。他笑起来的时候,露出了两排牙齿,只是下面和后面掉了两三颗而已。
佩里那双湛蓝的眼睛给我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在我看来,那双眼睛似乎没有留下岁月的痕迹,全然没有快九十岁的人那种浑浊、无神的感觉。佩里的蓝眼睛充满好奇,眼神专注、勇敢无畏,像是有几分……孩子气。我跟初出茅庐的作者一起合作时,无论他们多大,都会提醒他们,描述笔下角色时,不要跟电影明星或者名人比较。这样的方法是偷懒,也会耗费时间,实在老套。不过,我当时没办法向妻子卡伦描绘佩里先生的那双湛蓝的眼睛。五年后,我们一起观看电影《皇家赌场》,那是新的007系列电影的第一部,丹尼尔克雷格饰演詹姆斯邦德,我当时兴奋地小声说:“看,佩里先生那双湛蓝的眼睛就有那么蓝。事实上,丹尼尔克雷格活脱脱就是一个年轻版的佩里。”
卡伦在漆黑的电影院里瞥了我一眼,说:“嘘。”
再回到1991年,我在德尔塔的特护养老院时,不知为何,我非常羡慕佩里架上和桌上的那些老古董,一时半会儿没有回过神来,才发现角落里放置了一个长木柄冰镐和一些石头样品。他后来告诉我,这些是从各种不同的山峰下收集来的。架子上还有被岁月侵蚀后失去光泽的黑白照片,以及一台小型照相机——那是一款柯达相机,拍照之前需要展开,十分古老,但并未生锈,看起来保管得极好。
“里面还有胶卷……有些年头了,”佩里先生说,“但从没冲洗过。”
我摸着那个小相机,转身看着老人。“难道你不想看看里面的照片吗?”
佩里先生摇摇头。“照片不是我拍的。事实上,这个照相机不是我的。但德尔塔那个药房老板说里面的胶卷也许仍然能够冲洗出来。也许有一天我想看看里面的照片。”他向我指了指内置式桌子旁边的一把椅子。我看到桌子上散落着一些颇为用心的画作,画的是植物、岩石和树。
“我很久没接受过采访了。”佩里先生说,脸上像是露出自嘲的笑,“即便是在几十年前,我在媒体面前几乎也没话说。”
我以为他在谈论1934年伯德的那次探险。我搞错了,真是蠢得可以,而且,我当时甚至没有去求证。如果我有记者最基本的刨根究底的本能,那无论是我的生活还是这本书都会大为不同。
我居然又把话题扯到自己身上,谦虚地说(对我这么一个自我主义者来说,确实如此):“我很少采访别人。我自己写书通常都会求助图书馆,包括那些学术图书馆。你介意我记笔记吗?”
“请便,”佩里先生说,“你只对我在1933年到1934年间跟伯德的那次南极探险感兴趣吗?”
“是的,”我说,“我很想写一本以南极为背景的悬疑惊悚小说。你若能跟我说说南极的探险故事,肯定会对我有帮助。特别是那种恐怖的事情。”
“恐怖的事情?”佩里又笑了,“惊悚小说?除了寒冷、黑暗和孤独外,你的小说中会有邪灵之类的元素吗?”
我微微一笑,但不由得有些尴尬。如果没有冗长的文字为背景,书中的情节往往会很荒谬。说实话,有些情节即便将背景交代清楚了,也会显得很愚蠢。没错,我想过在书里安排一些恐惧的大家伙,让它们去追赶、杀戮,然后吃掉书中的角色。只不过我还没将这种恐怖的家伙设定好。
“差不多吧,”我承认道,“就是那种大家伙,会让主人公的生命受到威胁的玩意儿,比如从又黑又冷的地方突然冒出来的东西。那玩意儿会将爪子伸向主人公的南极小屋,或者被冻住的船等等。反正就是那种饥肠辘辘的怪物。”
“比如杀人企鹅。”佩里建议道。
我俩不约而同地笑了。虽然我的妻子、经纪人、编辑也曾问过这样的问题,每次,我说会写一本南极惊悚小说时,他们都会问:“写什么呀,丹?你书中的怪物是那种身形巨大、变异的杀人企鹅吗?”这点子够烂的,大家都想一块儿去了。(直到现在我才承认,我真想过把它设计成大反派。)
“其实,”佩里说,可能注意到我脸都红了,“企鹅群栖地恶臭的粪便还真是要人命。”
“这么说来你真去过企鹅群栖地了?”我问,将笔放在研究笔记上。我感觉自己像吉米奥尔森'5'。
佩里先生点点头,再次笑了,但这次他那双湛蓝色的眼睛似乎是在搜寻内心深处的某段记忆。“我的第三次探险,也是最后一次探险的冬天和春天是在罗伊德小屋度过的……本想在那里研究附近企鹅的群栖地以及动物行为。”
“罗伊德角的小屋……”我惊讶地说,“岂不是沙克尔顿的小屋?”
“没错。”
“我以为欧内斯特沙克尔顿的小屋是个博物馆——游客皆不得入内。”我试探性地说。当时,我实在太惊讶,甚至都忘记记录了。
“现在的确是博物馆了。”佩里说。
我感觉自己真是个十足的白痴,赶紧埋头记录,以掩饰自己的失态。
雅各布佩里语速很快,好像是特意为了缓解我的难堪。“对于英国人来说,沙克尔顿堪称他们的民族英雄,等到1935年冬天,海军上将伯德将军派我前往南极观察企鹅的群栖地时,那里已经跟博物馆差不多了。英国人有时也会使用那个小屋,他们偶尔也会派鸟类学家前往那里观察企鹅的群栖地,那里一直储藏着食物,所以,倘若附近基地的美国人或者其他人遇到麻烦,都会用那个小屋避难。但是,我奉命去的时候,很久没人在那里过冬了。”
“我真没想到英国人竟然允许美国人在沙克尔顿的小屋里待上几个月。”我说。
佩里先生咧嘴一笑。“不是这样的。他们才没有这么做呢。伯德上将从来没有征得过英国人的同意。他只是派我和另外两人去了那儿,我们用两个雪橇带去了七个月的供给——第二天,那两个人再乘雪橇,带着他们的狗回到了伯德的基地。对了,我是用撬棍将关着的门和百叶窗撬开的。我本可以把狗留下来陪我过冬。但实际情况是,伯德上将不愿见我,所以他才将我打发得远远的。只要我能熬过冬天就好了。伯德上将喜欢做科学试验不假,但事实上,他压根儿就没打算观察或者研究企鹅。”
我把这些统统写了下来,尽管不大明白,但总觉得他说的这些很重要。我也不知道如何将沙克尔顿的小屋用在我那本连名字都没有、且尚未构思成形的悬疑小说里。
“沙克尔顿和他的手下在1906年建造了那个小屋。”佩里先生说。他柔和的声音中带着些许沙哑,有些刺耳。我从后来的谈话中得知,那是因为他在去年冬天的手术中摘除掉了部分左肺。但是,尽管声音有些沙哑,他的男高音听起来仍然很悦耳。我想,在做手术之前,佩里先生肯定有副讲故事的好嗓子。
“沙克尔顿手下的人在1908年离开了小屋……我到那里的时候,里面还留下一辆大汽车,”他说,“可能是因为那里的东西不容易生锈、老化得比较慢吧。我不知道沙克尔顿遇上厚厚的雪时,那玩意儿能不能开10英尺远,但英国人对那些机械装置情有独钟。伯德上将也喜欢那玩意儿。总之,那年南极的早秋,我被他们留在了那个小屋里。当时是1935年3月。同年十月初,也就是南极的早春时分,我终于被人接走。我的工作是前往罗伊德角一个很大的企鹅群栖地观察阿德利企鹅。”
“但那可是南极的冬天。”我顿了顿说,总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