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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到了山上的死亡。巴布因为我们的胡闹而白白丢了性命，我对他的死感到了真真切切的内疚。此外，我还想起了其他一些发生在登山时的死亡事件，以及我对这些死亡的反应。对于登山时的突然殒命，我并不陌生。
之前我已经说过了，哈佛登山俱乐部一直到去年，也就是1924年才正式成立，可当我于1919年—1923年在哈佛求学期间，每逢假期和闲暇时间，在春天和秋天里我们几个人就去附近的昆西采石场登山，到了冬季则会去征服新罕布什尔州的山脉。在登山圈子里，我们几个人称“哈佛登山四人组”。
大学讲师亨利S。霍尔是我们的非正式领队，我们这支特别登山队就在他家里开会，正是此人于1924年组建了哈佛的正式登山俱乐部。我们这个小队的另外两名成员是特里斯卡特（与我同岁）和艾迪贝茨，贝茨比我们小一岁，是个讨人喜欢的混血儿，堪称顽强的登山者。个子不高，他登山时会使用膝盖、手肘和快速移动的脚后跟，登山技术异常娴熟。
霍尔教授和他那些年纪更大、经验更丰富的登山伙伴专门攀登加拿大的落基山脉和阿拉斯加的落基山脉，不过攀登后者的时候并不多。在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初秋学校放假，我们四个人去爬了加拿大亚伯达的神庙山，登上了东部山脊——现今这座山脊的攀登难度评级为IV5。7左右。艾迪失足了，拉断了一根60英尺长、连接着他、特斯里和我的绳子，不幸摔死了。我们并没有做保护，艾迪摔下来得非常突然，而且是垂直落下，如果不是绳子断了，我和特里斯肯定会和他一起掉下那面北壁。
当然了，艾迪的死令我们非常哀痛，我们用年轻人怀念同龄死者的特有方式表达悲伤。艾迪的父母来哈佛收拾他的遗物，我很想和他们说说话，可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掉眼泪。开学之后，我开始翘课，就坐在我的房间里沉思。我肯定我再也不会去登山了。
这时候霍尔教授来看我。他告诉我，要么去上课，要么就退学。他说我现在这副鬼样子只是在浪费我父母的钱而已。至于登山嘛，霍尔对我说，只要下第一场雪，他就会带学生登山者去登华盛顿峰，还说我应该自己做决定，以后是不是要继续登山——他觉得我的登山技能倒算是可圈可点——还是从此与登山一刀两断。“但是，死亡是这种运动的一部分，”霍尔教授告诉我，“这是一个严酷的现实，很不公平，可客观现实就是如此，用绳子和我们连在一起的朋友或伙伴死了。如果你还想继续登山，杰克，你必须学会说句‘他妈的’，然后继续前进。”
我从没听过哪位老师或教授说这三个字，这给了我很大的震撼。他传授给我的经验教训同样令我醍醐灌顶。
可在过去几年的登山经历中，我还是学会了说“他妈的”，然后继续前进。起码是在一定程度上学会了这么做。在我、理查和J。C。攀登阿尔卑斯山脉的那几个月里，我们参加了不少于五次营救，其中三次都有人不幸遇难。诚然，遇难的登山者我一个都不认识，可我逐渐了解，人从山上掉下来，一定会被摔得支离破碎，不成人形：四肢张开，骨断筋折，摔下去的过程中衣服被凹凸不平的岩石扯破，血流各处，头骨被撞碎，或者身首异处。从高处摔死决不是一件有尊严的事情。
巴布里塔并没有从山上掉下来，他只不过是跟着两个傻瓜从一个斜坡上滑降下来。下雪的时候，在美国任何一座市政公园里，人们都可以找到这样一个带雪橇滑道的斜坡。只是那些滑道里往往不会有藏在雪下的砾石。
“他妈的，”我听到自己轻声说，“继续前进。”
*
狂风呼呼吹过槽谷中的冰柱，一登上冰川，我们就要挖出固定绳索，在穿越冰隙之际确保安全，不过那些插着旗子的竹枝给我们指明了方向。
我们赶在天色开始发暗之前来到了三号营地，可雷吉和理查不在那里。三号营地里有六顶帐篷，其中两顶是超大号的米德帐篷，可我们却看到八个夏尔巴人都蜷缩在较小的米德帐篷里睡觉。彭巴呻吟着说他们都感觉很不舒服：全都得了“高山疲劳症”，1925年，我们都这样叫高空病。没有睡袋的人就裹着厚厚的毯子。彭巴说，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和理查大人都在北坳上的四号营地里，特比诺盖和登津伯西亚与他们在一起。据彭巴说，那里的风太大了。
我和让…克洛德退出这个臭烘烘的米德帐篷，商量了一下。天已经晚了，等我们到了四号营地时，天就该黑了。不过我们带了威尔士矿工头灯来，我的防毒面具袋里还有一个手电筒，我们俩都感觉自己浑身充满力气，而且没有耐性等下去。
说来也真够奇怪的，攀登最难的一部分竟然是从三号营地踩坑开路，向着那道雪坡脚下进发，然后在斜坡上徒步跋涉200英尺，来到第一根固定绳索开始拴系的地方。暴风雪和昏暗的天色遮掩住了害死巴布的那块砾石，可我还是不禁想象着，新落的雪下有一层冰冻的鲜血，就像是白面包下方涂抹的薄薄一层草莓酱。我们来到了斜坡比较陡峭的部分，固定绳索就在那里，我们只能用冰镐挖开新堆积的雪，找到固定绳索，并把它们从雪里拽出来。接下来，我们从帆布袋里找出了头灯装备，又拿出了那个小登山装备，让…克洛德按照他小时候养的一只狗的名字给这小装置取名为“祝玛”。他好像就是这么说的。
J。C。仔细做了检查，确保我已经把祝玛牢牢钳在理查的奇迹绳上，我说：“真是你发明了这个小装置？”
我的朋友笑了。“的确是我，不过是与我父亲合作的成果，那时候他帮一个名叫亨利布鲁诺的法国年轻人打造一种装置，这个人希望能借助这个装置攀登山洞里自由悬挂的绳索。因为这东西是给一个人做的，所以我父亲没想着去申请专利，布鲁诺也没这个打算，他把他那种较大的洞穴探险绳索上升设备称为‘猴子’。我决定改良一下，把这东西做得更小、更坚固，从而增加安全性，并且采用较轻的金属打造，又增加了一个弯曲把手和把手防护装置，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戴着连指手套的手伸进去了。另外我还设计了一个比较坚固的凸轮扣在绳索上，这样就不用害怕失足或绳子断裂了，瞧，就是这样！”
“不过‘祝玛’真的是你的狗的名字吗？”
让…克洛德笑只是回报给我一个更加灿烂的笑容，随后开始使用这个机械装置登山，我琢磨着应该把使用祝玛登山的方式称为祝玛式登山了。
*
一年前，不管是马洛里、欧文、诺顿，还是其他人，都用了四五个小时才能登上这面连接北坳的冰壁，尤其是遇到了我和J。C。碰到的这种打着旋儿的暴风雪的时候。在攀爬这面冰壁时，大部分时间马洛里差不多都是弯着腰，尽心尽力地用冰镐在冰雪之上开凿出新的踏脚处，因而累得筋疲力尽。我和J。C。把新冰爪的前尖刺进冰雪之中，同时借助祝玛向上攀登，只用了不到四十五分钟就登了上去，在这个时间里，我们还在半途休息了一下，悬在绳子上吃了几块巧克力。我们确实用到了长冰镐，可只是在向上攀登的途中用它来插进冰雪之中，以便在左手占用的情况下保持平衡，抑或用它来敲掉我们上方几码固定绳索上的冰雪。
暴风雪太大了，从冰架穿越北坳，前往位于北坳西北角高大冰塔之下的四号营地，这一段路程令人胆战心惊。可理查和其他人已经为我们打好了非常棒的基础，即便狂风肆虐，暴风雪侵袭，他们还是布置了稳固的竹枝和红色三角旗。如此一来，穿越这条路线简单得就像走在一条8英尺宽的高速公路上一样，虽然遍布着很多数百英尺深的冰隙，可这些缝隙都已经被标记分明了。
现在四号营地建起了一顶中型温伯尔帐篷，这顶帐篷是拆分开背运上来的，还建了RBT，也就是雷吉的大帐篷，以及两顶较小的米德帐篷，理查计划把运往更高营地的装备放在这两顶帐篷里。等这些东西被运上五号和六号营地之后，夏尔巴人在上下来往于理论上的补给线时就可以住在这些米德帐篷和温伯尔帐篷里。
我们走进温伯尔帐篷门，理查和特比诺盖吃惊地抬头看着我们。我俩先是在小前区抖去外衣上的雪，然后到里面找他们。我想我俩现在的模样肯定非常可笑，羽绒兜帽高高系紧，皮飞行头盔罩住了整张脸，头灯亮晃晃的，护目镜上结了一层冰，沙克尔顿夹克的肩部积了很多雪。这两个人显然没想到会有人来，他俩正靠在一个乌纳炉边，梅塔燃料燃烧着，一个大锅里正煮着什么东西，在23，500英尺海拔之上，气温特别低，我们用乌纳炉和梅塔燃料来煮东西吃。在这样的海拔高度沸点为77摄氏度左右，而在海平面上则需要达到100摄氏度。77摄氏度听起来似乎很烫了，可等到冷空气一吹，我们“煮沸”的热饮就会降到人体体温的温度。
我们露出了脸，这时理查说：“晚饭立刻就好，先生们。我们做了很多炖牛肉。”
我和J。C。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很显然，在经历了好几个小时的徒步跋涉和登山之后，早晨的阴霾已经自动消失了。
我原以为理查会因为巴布里塔的死指责我，结果他并没有这样做，甚至连个尖锐的问题都没问。我知道理查戴维斯迪肯也非常喜欢巴布里塔。
“你有什么登山计划，理查？”我们吃完了最后一点儿炖肉和重新加热的饼干，抿着不冷不热的咖啡，这时候J。C。问道。
“到了早晨，除非天气变得更糟，否则我们就去尝试登上北部山脊，前往五号营地。”他说，“几天之前我们在那里建了两顶米德帐篷……我们只能寄希望于它们没有被风刮走，也没有被雪崩卷到下面的冰川上。”他指着我和J。C。放在帐篷一角的吸氧装备，“你们上来的路上用了吗？”
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