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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了几天时间,就要回去销假,不会惹得最高统帅本人发火吗?”
“不会的,丽达。”朱可夫信心十足地对我说:“这件事情我已向斯大林同志报备过了,就算你立即回来销假,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那好吧,我会尽快赶回去的。”我说这话时,心里还在考虑,等明天去陶里亚蒂城见过阿利克以后,再乘晚上的火车赶回莫斯科。
谁知道我正在这样想的时候,朱可夫又补充了一句:“5月5日是马克思的诞辰,当天下午在马克思广场上,我们会举行一个小小的纪念仪式,我希望你能按时出场。”
我抬手看了看表,此刻已是5月4日的凌晨了,也就是说要坐早班车走,才勉强能赶上莫斯科举行的庆祝仪式。不过既然朱可夫的话已出口,想让他收回去是不现实的,所以我只能打消去陶里亚蒂城的念头。
我放下电话想了想,又重新拿起话筒,拨通了值班电话。振铃两声后,对面立即有人拿起了电话,接着耳机传出一个人懒洋洋的声音:“喂,您是哪里?”
我听出是招待所所长的声音,连忙说道:“所长同志,我是奥夏宁娜。”
听到我自报家门,对方的声音顿时变得精神起来:“原来是将军同志啊,您这么晚还没休息,是有什么指示吗?”
“所长同志,我摆脱您两件事。”现在时间紧迫,我也就不和对方兜圈子,而是直截了当地说:“一、我因为要尽快赶回莫斯科,所以麻烦您帮我订最早一趟返回莫斯科的列车;二、您给我的两个部下打个电话,让他们立即赶到我的房间来报道。”
“将军同志,您刚来没多久,怎么又急着要走了呢?”所长是个啰嗦的人。他没有像普通战士那样干脆地接受我的命令,而是絮絮叨叨地说了起来。说了没两句,他可能是听得我这边没声音,意识到自己的失态。连忙换了一种语气说:“将军同志,您请放心,我马上就执行您的命令。”
再次放下电话,我走回到桌边,对着奥夏宁歉意地说:“对不起。亲爱的,看来我们的叙旧要改期了。我刚接到上级的命令,让我尽快赶回莫斯科去接受新的任务。”
奥夏宁点头如捣蒜,连声说:“我知道,我知道,刚刚您和元帅的对话,我几乎都听到了。”说着,他站起身并向我伸出手来,脸上带着真诚的笑容说,“丽达。祝贺你获得了更重要的任命。”
我神出手去和他轻轻一握,便收了回来,岔开话题说:“对了,亲爱的,我们的孩子如今在陶里亚蒂城的儿童院,你抽空去看看他吧。”见奥夏宁点头表示同意时,我忽然想起他已失忆了,连我都记不起是谁,更别说都那么长时间没见过面的孩子,赶紧补充说。“孩子叫阿利克,千万别忘记了。”
“放心吧,我已记在心里了,不会忘的……”他的话还没说完。便传来急促的敲门声,同时外面还传来了尤先科焦急的声音:“将军同志,请开门,请开开门。”
我三步并作两步走到了门口,拉开了房门。门一打开,借助门口透出的灯光。我看到站在外面的除了尤先科,还有多尔尼科夫,连忙把身子一侧,向里面一摆手说:“你们两人来得挺快啊,别站在外面了,都进来吧。”
两人进门后,站在我的面前,把腰板挺得笔直,尤先科问道:“将军同志,不知道您这么晚找我们,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吗?”
没等我说话,奥夏宁便走了过来,客气地对我说:“丽达,你有重要的事情要办,我留在这里不太合适,那我就先回去了。”
“好好好,你先回去吧。”我听了他的话,也没在意,只是随口说道:“时间不早了,你记得早点休息。”
看着奥夏宁的身影从门口消失后,尤先科奇怪地问我:“将军同志,您为什么让您的丈夫离开了呢?”
尤先科这么一说,使我意识到让奥夏宁离开,的确是没有什么必要,刚刚我和朱可夫通话时,都没让他回避,此刻向自己的部下部署返回莫斯科的事宜时,就更加没有回避他的必要,不过既然他已离开,我也不可能去把他追回来,只能将错就错了。
我没有回答尤先科的话,而是直接向两人宣布:“我刚刚接到朱可夫元帅的电话,他命令我尽快地赶回莫斯科。所以我们原定今天白天去陶里亚蒂城的计划取消,你们立即回去把所有的战士叫起来,我们尽快赶到火车站,乘坐最早的一趟列车返回莫斯科。”
“将军同志,”从进门开始就没说话的多尔尼科夫有些不解地问道:“不知道有什么急事,你连儿子都来不及探望,就要迫不及待地返回莫斯科,能告诉我原因吗?”
如果多尔尼科夫是我的老部下,我肯定会把脸一板,打着官腔说:“你不知道上级的命令是不允许讨论,只能执行的吗?”可他却偏偏只是上级安排来保护我安全的人,所以我只能耐心地对他解释说:“元帅同志在电话中说,我已被任命为重建的第六集团军司令员,必须立即赶回莫斯科就职。而且更重要的是五号下午,在马克思广场,有一个重要的庆祝活动,是我必须去参加的。”
我的话一说完,多尔尼科夫便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他自告奋勇地说:“那我先去把战士们都叫起来,让他们做好出发的准备。”
我知道我们这二十几个人,不是说走就能走,肯定还要做一些准备,所以听他这么说,也点了点头,笑着说:“去吧,上尉同志,把大家都叫起来,让他们做好出发准备。等招待所所长为我们买到了返回的车票后,我们就立即出发。”
多尔尼科夫急匆匆地离开后不久,屋里的电话便响了起来,我拿起来一听,原来是所长打来的。他听到我的声音,立即向我报告说:“将军同志,凌晨三点半有前往莫斯科的列车,我已把票买好了。我现在给您送上去,您看合适吗?”
“不用了,所长同志。”我抬手看了看表,已经快两点了,以所长那么啰嗦的性格,到我的房间里又不知道要耽误多少的时间,所以我命令他:“您就在大厅里等着我们,待会儿我下去的时候顺便取票。”
五分钟后,我们所有的人都聚集在大厅里,虽然有二十来个人,但谁也没说话,厅里依旧显得很安静,没有惊扰到别的住宿客人。所长走到我的面前,举起握在手里的一把车票,讨好地说:“将军同志,车票都在这里,请您收好。”
我接过车票,随手递给了身旁的尤先科,笑着问所长:“所长同志,这么多车票一共多少钱,我好给您。”
我的话一出口,不光所长愣住了,就连身边的多尔尼科夫也奇怪地“咦”了一声。见到他们这种反应,我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还是尤先科小声地提醒我说:“将军同志,现在是战争期间,我们买车票是不要钱的。”
听到尤先科这么说,所长也连声附和:“对对对,军人买车票是不需要钱的,只需要在买票时,提供所在部队番号和自己的名字、军衔、职务就可以了。”
离开招待所,朝车站出发时,我考虑到晚上是戒严时间,而我们又没有通行证,如果听任巡逻队不断地盘查下去,有可能会误车。于是我把多尔尼科夫叫到面前吩咐说:“上尉,带着您的部下在前面开路。一旦遇到盘查的巡逻队,就用你们内务部的名义把他们打发走,免得耽误我们的时间,明白吗?”
多尔尼科夫这趟跟我出差,一直不能凭借他内务部的身份行事,估计心里特别憋屈,此刻听到我这个命令,立即兴奋地答应一声,带着他的三名部下就走在了整支队伍的最前面。
走在我身边的尤先科看着前面耀武扬威的四个人,有点不高兴地对我小声说:“将军同志,您怎么能如此地放任他们呢?要知道内务部的人就算没理都要找别人的碴,而您现在给了他们这样的权利,他们不惹事才怪了。”
我很理解尤先科的心理,便小声地对他解释说:“尤先科大尉,我们的时间有限,如果听任街上的巡逻队一再盘查,会误车的。非常时期,就要用点非常手段。”
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证明了我的安排是非常合适的。至少有五支巡逻队,刚走过来想拦住我们进行盘查,就被多尔尼科夫利用内务部的身份打发走了。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进来火车站以后,多尔尼科夫找来了车站的军代表,强行包下了一节卧铺车厢,让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待在一起,而不用像来的时候,我们和警卫班的战士分散在不同的车厢里。
列车启动时,坐在我包厢里的尤先科情绪激动地说:“将军同志,再过三十来个小时,我们就能到达莫斯科,到时您就是正式的集团军司令员,那么一来,我又可以像以前那样,用司令员的头衔来称呼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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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〇七五章 重回莫斯科
而坐在一旁的多尔尼科夫则淡淡地说:“将军同志,我对您的晋升表示祝贺,请接受我的敬意。”说完,从座位上站起来,身体微微前倾,向我伸出了双手。
我伸手和他握了握,便招呼他坐下。
在接下来的三十多个小时里,我们的活动空间,就在这个小小的火车包厢,如果一直呆坐的话,肯定会无聊到极点。所以在沉默片刻后,我主动挑起了话头,和两人聊了起来。
我若有所思地说道:“……虽然上级任命我为第六集团军的司令员,但由于部队重新组建不久,我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