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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县长，以选派忠实可信的当地人士充任为原则，由罗、王二人商选、政府委派。胡方暗中则以“国民革命同志会”骨干为选择标准，由李犹龙与“军统”西昌站站长谈荣章斟酌入选，借此实际掌握各县地方政权，盐源县的谈和晴、会理县的康问之、冕宁县的陈蕴山及汉源县的县长，都是这等角色。昭觉县的王隆映、盐边县的冷益坚，也是“国民革命同志会”人马。因这两县无本县人选，而他们与各该县有人事关系，因此也派了他们去控制。这批特务散到各县后，曾起过一定的反动作用。
罗列和王梦熊，本来还准备建立雅属、沪属、宁属三个专区，妄想在“赤区”建立什么秘密县政府，但全体方案尚未拟出来，他们即被解放军赶出西昌了。
贺国光与川康的军阀、官僚、大资本家、大土豪劣绅，差不多都有直接和间接的联系，他任西昌警备司令之后，与西昌的地方士绅土豪袁品文、孙、张汉英、羊仁安等人，以及大资本家徐某（西昌人，经营各种工商业，很有资产）、大官僚徐获权（西昌人，曾任蒋政权驻美国领事）等，关系尤其密切。贺同徐某等在会理开办有磁窑厂，在西昌城关办有水电厂、面粉厂等等，互相勾结利用，搞到不少黄金。这些人怕失去依恃，都不想贺离开西昌。一九五①元旦，胡宗南搞他的“阅兵典礼”，那些人却向贺搞其“献蛋典礼”，由一个士绅送给贺国光一个双黄大鸭蛋，在蛋壳上隐约地现出青天白日旗和“国光”二字，硬说是鸭子生下来就有的，说贺是“党国元勋”，只有他才能保守西昌。贺很高兴，还拿来遍示宾客。这本来是弄神弄鬼搞出来的玩意，而彼此都要把他它当真，真是可怜亦复可笑。过了几个月，果然应了这个“蛋”字：那些混了几十年的混蛋，再也混不下去，一同滚蛋完蛋了。
贺的副司令王梦熊，与川康的军阀、官僚亦混得相当熟。他与贺二人，经常领一些地方士绅去见胡宗南，胡亦派罗列、周士冕、李犹龙、王炳炎、沈策等为代表，与他们周旋联络，借资拉拢。另外，在辛亥革命时期杀过赵尔丰的尹昌衡，在成都解放前夕，率全家逃到西康的汉源，寄住羊仁安家。一九五①年二月，又逃到西昌，由贺国光招待住下。贺把尹介绍给胡宗南，要胡利用他来号召某些人来进行反共活动。胡手下的李犹龙与尹是彭县的小同乡，在成都念书时就认识，当胡叫李去看尹时，尹要求胡把他及其妻女送往台湾，但胡认为尹的作用已经过时，又是一个瞎子，拖妻带女去到台湾，蒋介石一定置之不理，所以没有答应。到了胡宗南和贺国光逃出西昌前，贺即把他交给孙，再也不理了
另一方面，胡宗南在西昌期间，还派人分别勾结各少数民族的反动头目。一九五①年二月初旬，自称为西南边疆民族总代表的杨砥中（贵州遵义县土司，黑彝，“军统”分子“国大”代表），和“军统”的副处长黄逸公（安徽桐城县人，此人在“军统”的情况，在拙著“黑网录”中有较详细的叙述），携带电台逃抵西昌。杨要求胡宗南给他名义，说愿在西南少数民族中帮他活动、胡指派李犹龙跟杨、黄二人联系商量，后来就在西昌城内王济民（越西人，白彝，“国大”代表）家中，成立了所谓“西南边政委员会”，派杨砒中为主任季员，岭光电、孙为副主任委员，岭邦政、王济民、羊仁安、李犹龙等二十多人为委员，黄逸公为秘书长。胡每月给该会五百至一千现洋做经费。杨砥中和黄逸公曾拟订过一个工作计划，由杨及岭光电、孙三人负责，联络大凉山、川南、西昌、沪定及云南、贵州境内各边疆民族中的反动头目，一律聘为“边政委员会”委员，并准备在西昌召开扩大委员会议。自此，他们便纷纷写信出去联络，但尚未成事，西昌即已解放。
三月中旬，杨砥中、黄逸公和李犹龙三人，还商量组织“边疆工作队”，准备以岭光电、杨砥中所掌握的一些彝族青年为基础，成立两队，一队派往云南作瓦族地区活动，一队派往彝区活动。此项计划经胡宗南批准，并发了部分经费，派往佧瓦族地区的一队也已组成，但尚未动身，西昌已解放了。
三月初，罗列、赵龙文、李犹龙三人一起商量，说必要时可逃往西藏，但若要逃往西藏，必须经过木里三大寺地区，应先派人去了解情况，进行联络。经胡宗南同意后，乃由谈荣章介绍“军统”特务汤某（湖南人，时任西昌警备司令部政工处专员，曾在西藏活动过）为“木里三大寺宣慰使”，带了两个助手和电台，并携有哈达等礼品，一同前往。搞了一阵，并未见有什么显著的“成绩”。
由上所述，可见，胡宗南到西昌后，反动的魔爪是拼命伸展的。
第廿二回
关山难越 唐式遵一命鸣呼
欺骗属僚 胡宗南深夜偷走
唐式遵是在他当上了已经无省的“四川省主席”后，离开西昌走马“上任”时丢掉性命的，可说是这个时期的一个插曲。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底，蒋介石由重庆逃抵成都时，即派唐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四川省第一路游击指挥”，叫他协助胡宗南“死守成都”。但胡认为唐在四川无实力，起不了多大号召作用，对他并不重视，仅指派李犹龙、林树恩、王元晖三人与他联系。
成都解放后，唐式遵辗转逃到西康汉源县羊仁安处。一九五①年一月底，他听到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已经被捉的消息，官瘾大发，即刻和羊仁安前往西昌活动，要当四川省主席。曾托贺国光向胡宗南提过，胡只答应考虑，但久未兑现。
二月二十日左右，胡宗南请唐式遵、羊仁安及随唐、羊同到西昌的罗八千岁（名已忘，汉源人，哥老会大舵把子）、周瑞麟、伍道垣等七八人，在邛海新村吃春酒，并约贺国光、赵龙方、李犹龙等作陪。
春酒酿春昏，因此各人均大讲其昏话。首先是胡宗南，讲了一番“党国垂危，大家要同心协力固守西昌”一类的话。接着唐式遵说：“四川老同事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人，都背叛了党国，投降了共产党；王陵基已被共产党捉去；杨森、孙震等人，也已逃往台湾了；现在只有我一个人还在大陆上为党国奔走。我到西昌后，有人劝我逃台湾，我是不逃的。我是中国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又是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副长官兼第一路游击指挥，党国今天危险到这样的地步，我若逃往台湾，不但对不起党国，连自己的良心也对不起。我是四川人，死也要死在四川故土。我坚决要回四川号召革命同志和地方有志之士，与共产党周旋到底。”
唐空喊了一顿之后，贺国光接着来凑趣。他说：“我今天听到式遵兄的讲话，真使我感慨万端！老友四散凋零，党国危迫眉睫，像式遵兄这样肝胆忠贞的，尚有几人？中央还不给以适当的权位，以施展其忠勇才能，真令人痛心……”戏演到这里，他索性加一把劲，大哭起来，弄得“声情并茂”。
这一来，确也使在座的人，或者是发生了兔死狐悲之痛，或者是觉得有助兴的必要，因此都作出悲侧之容，默然不语。其时，坐在贺国光左侧的罗八千岁的孙女儿，即取出手帕交与贺抹其眼泪鼻涕。
这样就静了场。有些人心想：戏已演开了，且看胡宗南这个主角怎样接唱下去。
大概过了两分钟左右，胡宗南才站起来，用颤抖而乏力的声音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今天正是革命党人向党国效忠、对共产党坚决斗争的时候。象唐先生和贺先生两位这样效忠党国，我想总裁是一定要倚重的。我想建议总裁派唐先生继任四川省政府主席，以便为党国效劳，不知唐先生的意下如何？”
贺国光感到正中下怀，立刻站起来说：“这是胡副长官的适当措施，时机迫切，事不宜缓。”
由贺这么一催迫，胡也立即采取一个“事不宜缓”的措施。
胡宗南即刻吩咐李犹龙当场似一电槁，保派唐式遵为四川省主席，并当众念了一遍，然后叫人拿去拍发。三四天后，蒋介石复电照准，胡又叫李犹龙抄了两份，亲送给唐式遵和贺国光。李半玩笑地问胡：“那天贺国光哭得怎样？”胡说：“他是为唐式遵哭的。”李又问：“我不擅于拟电稿，那天赵龙文在场，为什么不叫他拟，偏要我当场出丑呢？”胡说：“你是四川人，经常与他们联络，在这些场合里，你帮我多做些事，对你的联络工作是有好处的。”原来在这类事情上，胡也安上了心计。
以当时的情况而论，胡、唐、贺三个“演员”，还是以贺国光演得比较出色。当胡说了开场白之后，庸式遵倚老卖老；本来就要发作，给胡以难堪。贺国光觉察到这种情形，赶快给唐示意，唐才灵机一动，以悲剧手法表演，先由假哭而至真哭，结果才如此“动人”。胡宗南其时已觉察到唐、贺二人正在合起来对付他，因此赶快争取主动，把牌打出去，直问唐：“意下如何？”贺国光怕胡故伎重施，当场说了，事后又不算数，且唐亦很难自己开口，说一定要当省主席，所以他立即帮上一把，即捧了胡的建议为“适当措施”，跟上又迫出“事不宜缓”一句，要胡宗南确实摊牌。戏剧虽短，暗中是勾心斗角的。
在台湾行政院通知胡宗南已通过特任唐式遵为“四川省主席”的第二天，胡约了李犹龙同去向唐道贺，并当面叫唐安排省政府的人事，自报台湾委派，同时请他拟一个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