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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5月，工资改革前在部队正营，小本子上：应发243元，实发243元；
1996年10月，转业地方前在部队任正团职军官，应发807元，实发807元；
1992年至2005年这13年，是他人生由青年向中年迈进的时代，承担培养培养子女、赡养老人以及参加各项活动的重担，可以说工资就是他的第二生命。
他说在花钱上有三个较深的印象：一是1992年，那时部队是月底发工资，曾出现过20号以后“断档”的现象；
二是2000年前，有时感到手头紧。参加一些战友、朋友家中的红白喜事，尽管当时上礼只有50元钱，如果一个月遇上一两次的话，他就要和我婶婶商量月开支的计划；
三是2000年后明显感觉日子过得宽松、富裕多了，花钱上也不那么吝啬了。特别是对公益事业的支持，参加救灾、扶贫、解困等项目捐款，没之前那么心疼。
书中的思岗县，在当时来说应该属于一个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农业县。
乡镇财政全靠三提五统，那时候发不出工资很正常，能月月发出工资才不正常。直到现在，一些地方的“普九”债务尚未还清。
当时出去打工，尤其跟工程队出去搞建筑，一年收入大概在1万左右，去广东做电子工月工资1000以上，个体户赚得比干部多是普遍现象。
身边有好多长辈，当时是干部，工资太少，经常拖欠，日子过不下去，辞职不干，没参加1997年之后公务员过渡。现在公务员待遇高，他们非常后悔。
所以自认为书中的工资标准，总体经济状况，应该是比较合理的。
第七十八章 棘手的案件
顾新贵的事告一段落，吉主任再次打电话表扬，也只是表扬。
抓捕辖区内逃犯跟老百姓种庄稼一样，是本职工作，是份内事，局里除了表扬不会有其它表示。快到年底，写总结报告时多个成绩，仅此而已。
同往常出差回来一样，开会，听留守的同志汇报工作。
乡长助理什么职位，在思岗，只要能干上乡长助理，一年之后铁定副科级。
特派员从参加工作到现在，一直当领导，一直有行政职务，参加过县委组织部的青干班培训，不是那些带括弧的军转干部，到明年这个时候肯定副科级实职，在局里至少大队长，调到政府就是副乡长。
上司有前途，下面人才能跟着沾光。
同志们欢欣鼓舞，称呼立即改成“韩乡长”，不再是不伦不类的“韩特派”。
王燕越干越有劲儿，激动不已汇报道：“过去一星期，警务室共接警8起，3起交通事故，一起在柳下河大桥东边的第二个十字路口，一起在思良公路丁湖交界处的三岔路口，一起在团结桥。全是摩托车，没人死亡，我们主要维持秩序，保护现场，抢救伤者，其它的由交警队接手。
另外5起中1起是治安案件，根据联防队员提供的线索，抓获几个聚赌的，案值较大。我们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对参赌的六个人进行了处罚，一人5000，小勇去局里办的治安裁决。局里特事特办，乡财政截下来的那40％，没要我们警务室垫付。“
建筑站几个干部，其中有一个项目经理，全有钱人，从北方回来没事干，聚在一起“炸金花”，玩得比较大，一晚输赢上万。
韩博接过材料看了看，抬头问：“汪经理有没有来说情？”
“来了，我按你留下的指示，公事公办，快事快办，看到裁决书，汪经理没说什么，交上罚金把人带走了。”
罚款返还大多给了乡财政，他能跟警务室说什么。
不过招呼是要打的，回头去趟建筑站，姿态放低点，请他谅解谅解。
韩博点点头，又问道：“另外两起治安案件呢？”
王燕材料都不用看，如数家珍地说：“第一起其实是邻里纠纷，秋收了，秸秆没地方去，放火烧。良东村的一个妇女，烧稻草时没在地里看，火势蔓延，把人家没收割的稻子烧了。两亩多水稻，颗粒无收。人家急了，打110，我们必须出警，现场看了看，请村干部帮助计算损失，让点火那家赔偿。
一个嫌赔偿多，一个嫌获得的赔偿少，不依不饶。
从村里闹到警务室，在一楼吵一下午，怎么说不听。我实在没办法，跟他们说这事我们公安管不了了，你们要么去丁湖法庭起诉，要么去司法所调解。丁湖太远，他们竟然真去找吴所长，一家先交50块钱调解费，调解结果跟我们的调解是一样的。多50块钱没地方去，你说这算什么事啊！“
司法所调解是要收费的，不听警务室劝，非要去司法所花这个冤枉钱，想想是挺搞笑。
“最后一起是盗窃，红旗村一个鱼塘被人偷了至少五百斤鱼，我们在现场发现脚印和挂断的丝网。案值不大，刑警队不愿过来勘察，只能走访询问。小单发现几个嫌疑人，但没确凿证据，要不借公捕大会这股声势，把他们带到警务室来问问，看能不能问出点什么。“
鸡毛蒜皮的案子也是案子，不破老百姓不满意。
韩博沉吟道：“四五百斤鱼一家吃不了，嫌疑人肯定运出去卖掉了。我们分下工，明天一早，我去柳下，小单去丁湖，陈猛去李庄，去集市尤其菜市场问问，看能不能收集到销赃线索。“
“行，不过有件事更重要的事，小勇，你最了解情况，你汇报。”
“好的。“
安小勇拿出一份统计清单，凝重地说：“韩乡长，我在下村时发现责任区有好几个外地媳妇没报户口，直到孩子上小学才找村干部上户籍，并且只上孩子户口，她们的户籍没迁移过来。以前遇到过这种事，那时我没权管，现在负责户籍不能不管，不能再视而不见。
为掌握更多情况，在王燕同志和小单支持下，我组织联防队员对全乡19个行政村进行了一下摸底。初步统计，全乡共有28个外地媳妇，大多是本地光棍尤其家庭条件不好农民从外地买来的。买来之后，全家看着，左邻右舍帮着看，限制其人身自由。
举目无亲，身上一分钱没有，语言又不通，一些外地妇女曾跑过，结果没跑掉，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只能这么过。拐卖妇女儿童，涉嫌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和强奸，难以想象这种事会在我们辖区发生，而且这么多。“
家境不好，长相磕碜，娶不到媳妇，去外地买个，这种事在思岗不新鲜。
安小勇之前没权管，自己又何尝不是。
韩博咬咬牙，冷冷地说：“查，先秘密调查，搞清他们是从哪儿买的，那些被拐卖过来的妇女原籍在什么地方，等时机成熟组织力量展开营救。”
下这个决心不容易，安小勇由衷敬佩顶头上司的魄力，接着道：“韩乡长，我正好掌握到一个线索，柳北村一个四十多岁的村民，正在托人买媳妇，对方大概过三五天把人送过来。”
“既然有线索，拐卖妇女的犯罪团伙必须打掉！小勇，线索你收集到的，这个案子你负责。正好乡里晚上有个会，我向卢书记汇报下买媳妇的问题，希望能引起他的重视，看能不能利用这个机会还还欠账。“
这个案子很棘手，买媳妇的问题，全县所有乡镇或多或少存在。
派出所人少事多压力大，民警平时极少下村。联防队工资待遇低，没士气，加之是本地人，对这种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民警不怎么下村，联防队员又不汇报，往往等知道了人小孩已经能去打酱油了。
被拐卖过来的妇女被看护久了，一旦生了孩子，就不再想逃跑。女人天生的母爱会使她们放弃一切，她们可怜孩子，同情丈夫，尽管这种“亲情”是在长期强迫中产生的。
久而久之，买媳妇成为一件民不告官不究的事。
王燕很同情那些被拐卖过来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妇女，可这件事太敏感，涉及到那么多家庭。你不可能管一个不管第二个，搞不好会让许多家庭妻离子散，进而影响到辖区社会稳定。
就算乡党委政府能下定决心，其它乡镇呢？
拐卖妇女儿童是很严重的刑事案件，良庄警务室管了，其它所队不管，那就是不作为。而这件事尤其善后工作，光靠公安一家是解决不了的，需要乡镇党委政府乃至县委县政府支持。
她深吸了一口气，欲言又止提醒道：“韩乡长，这件事很敏感，你是不是再考虑考虑。”
“我不是独生子女，我有一个姐姐。换位思考，要是我姐姐被人拐卖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家里杳无音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我爸会伤心，我妈会哭死，我会急死！人性不应该这么冷漠，良庄不应该发生这种事，何况我们是人民警察，打击犯罪，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是我们的职责。”
那些妇女真可怜，从掌握的情况看，其中有几个被拐卖过来时尚未成年。
她们一辈子就这么被人贩子和一帮法盲农民给毁了。
王燕越想越难受，哽咽地说：“韩乡长，我错了，我不应该前怕狼后怕虎，我听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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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灵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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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先生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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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如有遗漏，敬请见谅，这周比较仓促，下周一定认真统计。
第七十九章 好上司要为下属考虑
那么多人买媳妇，涉嫌非法监禁甚至强奸，与普法宣传不到位有很大关系。
普法宣传是司法所的工作，但不能把责任完全推给司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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