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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太多，听得太多。
弱化民族认同，强化国家认同，这个年代的庞籍、司马光这些人在做，他前世也有无数的人认为这才是普世真理。这样的后果，就是先失去了幽云十六州等地的汉人人心，让他们心安理得地成为了契丹之民。等到女真代替契丹，又成了女真之民。此后中原王朝面对异族入侵，无不承受这一苦果。先失去一部分土地，那里的人被同化，加强了入侵异族的办量，再次失去更多的土地，最终天下皆亡。
吕夷简和庞籍，针对华夷如一和华夷有别争论不休，中书的几位宰相暂时不说话。枢密院掌武事，同样也掌外事，这是他们的内部事务，没有赵祯发话别人不好参与。
赵祯见争不出个结果来，对徐平道：“宰相执国柄，卿以为如何？”
徐平捧笏：“夷夏之防不可失，无内外之别，何以凝聚人心？内外，国之内外，国本于民，民为国本。试问，天下之民视化外汉人为外人？还是自己人？臣以为，有视之如外人的有之，有视为自己人的有之。为政当顺民心，从民欲，民心如此，岂可置之不理！”
顺民心，从民欲，民为国政根本，这是几十年后朝野的共识。不管新党旧党，在这一点上没有分岐，包括历史上的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人，都是这样认识的。徐平不过是靠着前世的见识，先提出了几十年而已，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把政权基础放到天下民意中，是政治文明发展的结果，脱离了这个轨道，就是文明的倒退。
政治上哪有什么绝对真理，更加没有什么普世价值，真理就是民心。民心变了，政治文化就要跟着变，不然就会离心离德。只要得民心，哪怕是宗教文明，表现出比世俗政治更加强大的凝聚力也不稀奇。作为世俗政权，凝聚力连宗教文明都比不上，哪里还有脸面嘲笑说人家的文化落后。说别人落后，自己先得有获得广泛认同的文化才行。
面对宗教文明，或者其他文明的优越感，根本上还是没有把心里的天命观去掉。认为自己实行了什么制度，经济发展到什么程度，就绝对正确，无非还是天命那一套。
这种争论要想有结果，只能从民心去找根据，真理说服不了人。你有你的真理，我有我的真理，难道还有谁的真理更大一说？
说到民心民意，庞籍终于不再坚持。随便到街上问一问，幽云十六州的汉人是不是自己人，只怕是认为他们是自己人的占多数。民心不可欺，再坚持就过分了。
徐平道：“刘三嘏为归正人，本是汉人渊薮，朝廷不可置之不理。而国之誓书，不可轻违，不然无法示信于四夷。是故，可先行文契丹，请其详列刘三嘏南来之因。如果是因其作奸犯科，有当死之罪，则遣返契丹，把其罪示之于民即可。如果仅是夫妻争吵，而契丹公主挟势害人，则夺其冠服，送还契丹，留其人置之闲地，了却残生。可与契丹约，以后此等事，皆按此办理。如有本朝蒙冤难申者，逃去契丹，以求庇护，也不必强求契丹送还。似此，后来必有假冒伪托，违法犯罪之人，逃到异国以求免死免罪。治国理政当施仁政，不求暴，此等人存而不论即可，不为大害。”
正常的两国外交，必然要有不纳逃亡，即互相遣返的条例。不加约束，大家都争相招纳对方的人，大多是处于敌对状态。但是遣返不能没有条件，全国都认为这个人不应该送回去，以遵守誓约为名，强行把人送回去，就会失人心。
徐平的办法很简单，先让契丹证明刘三嘏是不是犯了该死的罪，如果罪证确凿，虽然是归正人，也要送回契丹去处置。如果没有，仅仅是夫妻闹矛盾，契丹公主仗势要取他的性命，则把他一切来自契丹的封常送回去，人保下来。
这个年代礼教还没有形成，夫妻离婚，各自再娶再嫁稀松平常。契丹公主看着这个丈夫不高兴，杀了再嫁别人，没有什么心理障碍。仅是夫妻矛盾，刘三嘏也可能有生命危险。
信义，有义才有信，并不是严格遵照誓约之类的条条框框，就能取信于人了。要想得到人民信任，必要的时候，做些权变也无不可。
最终讨论过后，还是按徐平所说定了下来。庞籍提出派御史去审刘三嘏，看其有没有必死之罪，被晏殊反对。他犯什么罪是契丹的事，宋朝依据什么去审？是按照宋法，还是按照契丹之法？契丹人用宋法断罪不合适，宋人用契丹法审案更加不合适。还是让契丹来定刘三嘏的罪责，宋朝斟酌，再决定怎么处置。
随着改革的进行，对于政治制度的争论渐趋激烈。最主要的，就是一部分官员，认为应当恢复唐制。前些日子富弼提出废殿试是出于这样一种思想，庞籍的华夷如一也是，包括官制的改革，要求名实相符同样还是。
徐平的基本态度，是可以从古代的思想和制度中找启发，但坚决反对泥古。制度和政策应该因时制宜，时代已经变了，不必非要追求从制度上复古。
第50章 朝廷定了，你做西平王！
宋朝要求契丹提交刘三嘏罪证，再决定送不送其回契丹的决定，让耶律宗真及其手下大臣极为震怒。几天之后，契丹即在燕地点集兵马，扬言要在秋后南侵。
得到消息，宋朝即向河北增兵。四月中旬，正式决定营建北京宫室和署衙，以枢密直学士王举正和内侍蓝元震为正副使，到大名府监督施工。以王德用为知定州兼真定府定州路都部署，借其威名震慑契丹。接着，赵祯正式下诏，将于六七月间巡北京大名府。
一时河北与契丹剑拔弩张，朝野哗然。百官纷纷上章。有认为要休养生息，不可擅兴刀兵的，也有慷慨激昂，要一举恢复幽云十六州的，什么言论都有。
中书和枢密院判断，仗应该是打不起来，不过为防万一，需要谨慎应对。大举增兵逼着契丹点集兵马，使其国力疲惫，有百利而无一害。
几个月前，平塞军都指挥使王凯定为提点御前忠佐司，后来因为与契丹对峙，继续领军没有成行。至此决定由折继闵权都指挥使，王凯回京任枢密都承旨，兼提点忠佐司。李璋继续为枢密副都承旨，同提点忠佐司。这是未来的军校，也是数月之后赵祯北上，可能亲征的军事参赞机构，为皇帝参谋军事的司令部。
京城禁军开始分批开拔，向河北移防，重兵沿真定府、大名府一路梯次配置。大军开拔的赏银，由赵祯从内库拨付，是近几年他的内库最大的一笔花销。
这些禁军从京城调出去，十之八九是不会再让他们回来了，直接在河北路拣汰，编练新军。于宰执和皇帝之间，这是心照不宣的事情，只是没有人说出来罢了。
禁军的拣汰，朝廷不惜花费巨资，尽量做到让他们满意。但如果在京城里，这么多人拿刀拿枪，还是可能会出意外。调出京城，事情便就好做了许多。
禁军移防，赵祯前去大名府，在那里亲自掌握新军的整编，军权还是在他手里。等到回京的时候，带着整编过的新军回来，完成新旧禁军的替换。赵祯不懂没关系，有王凯和李璋这两个人在，除了徐平，陇右诸军是怎么回事，就他们两个最明白了。
此次挑起与契丹的紧张状态，消耗契丹国力是一，最重要的，是为了新旧禁军的平稳过渡。徐平没有说出来，吕夷简同样没提，赵祯也没问，三人心照不宣，最后把事情推到了这么一个局面。其他的宰执，有猜到的，也有没向这方面想的，都当没有这回事。
沙州即汉所置敦煌郡，安史之乱后陷于吐蕃，后张议潮起兵，建归义军。一直到景祐年间被元昊攻破，这个孤悬于大漠之中的汉人政权才灭亡。自汉武帝起，历朝历代向这里不断移民，以瓜沙两州为主的归义军实以汉人为主。由于唐朝不断把胡族内迁，其东部的河西直到银夏，反而汉人势力没有这里强盛，造成其孤悬于中原数千里之外的局面。
韩琦带兵带兵占据肃州后，依中书敕令，没有再对瓜沙两州大规模用兵，以原归义军政权的人员为主，重建了秩序。不久，以赵滋为甘肃路西都巡检使，驻沙州。实行了短暂的军事管制之后，以龙图阁直学士、右谏议大夫孙祖德为知州，正式治理。
自汉朝传入中国，其风渐盛，沙州正当要冲，是佛教东来的孔道，尤为盛行。后来各朝崇佛之风对这里影响深远，与中原文化隔绝数百年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风俗。
大约来讲，当中原王朝强盛，沙州及周围的各势力，慕中原教化，上层崇儒学，而下层则尊佛。当中原王朝衰落，则不管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都事佛，形成佛国。
此时沙州西有西州回鹘，南有黄头回纥和吐蕃，面临的形势非常复杂。因为距中原过于遥远，河西数郡还没有完成开发，不足以支撑大规模的战事，主要以抚绥为主。
包拯跋涉数千里，到达沙州，遵朝廷诏命，与孙祖德一起查访张家后人。
张承奉在唐朝灭亡之后，建西汉金山国，自立为白衣天子。金山国亡，张承奉据说绝嗣，后人已渺不可寻。查访张家后人，其实是找张议潮或者其同族的后人。
州衙揭榜，并没有说要找张家人立西平王，而是连曹家、索家等等这些曾经做过归义军节度使及重要职务的一起，查找后人抚恤。一时之间，这事情在沙州闹得沸沸扬扬。
张佛奴已经记不清自己家世了，只是周围都说他是张议潮一支传下来，真真假假，没有人说得清楚。他自幼穷困，父母早亡，由僧人收养长大，是以名为佛奴。这是沙州一带非常常见的名字，用与佛相关的字词起名，是一种风俗，就如从前用忠、孝起名一样常见。
十年前张佛奴生了一场大病，不得不典身于本地大户曹法律为奴，勉强存活。
这一天夕阳西下，张佛奴从外面为主家放羊归来，就见到家主曹法律等在村头，伸着脖子一直看。见到张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