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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蒲城，赵祯道：“子路治蒲，问于孔子。子曰，恭而敬，宽而正，爱而恕，温而断，以此四端治事则邑治。此四端，何谓也？”
徐平道：“恭、宽、爱、温，发于心。敬、正、恕、断，见于行。此孔子以当时蒲地之事，教子路也。为政当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时移事易，自然不同。”
众人一时无聊，君臣探讨起孔子说的这四句话的具体含义。恭而敬，可以摄勇，恭倒未必是心，敬也未必是行，徐平只是笼统而言。对于豪强，不以武制武，而是恭敬待之以服其心。这是因为子路自己就是个猛夫，如果换一个人来，这样做就不合适了。
这一点倒是可以借用到宋朝现在跟契丹的关系，自己强大了，就可以跟对手讲礼貌谈规矩。现在的折腾，不过是让契丹明白宋朝军力已经强大起的事实，折腾过了，才好谈接下来的规矩。不让契丹明白这一点，什么规矩都是白讲，恭敬是抛媚眼给瞎子看。
文明要强大才行，被别人按在地上打，就没有文明好讲。内强是根本，自己强大了才可以选择对外的态度。内圣外王，不管是对外行王道，还是行霸道，都是建立在自己内圣强大的基础上。宽而正可以怀强是一样的道理，孔子说的这两点，都是基于子路勇猛无比上的，没子路的本事，恭敬、宽正就成了无本之木，做了会让人笑话的。
爱而恕可以容困，温而断可以抑奸，相对来说是针对社会下层的。
子路为蒲的邑宰，那个时代不能跟后来的官员相比，有君主客卿的性质，所以孔子才会教他这四点。是针对子路本人，针对当时当地而言的，后来的官员学不来。
第72章 鱼水
参观完了子路祠，君臣几人在外面院子里闲坐。
古柏森森，挡住了炙热的阳光，坐在树荫下让人神清气爽。
赵祯换了便服，踞住一大石凳，舒舒服服地坐在上面乘凉。几位宰执重臣在四边或走或坐，享受难得的闲适时光。从太祖时候起形成的传统，君臣私下相处的时候，大家都比较随便。没有御史在一边看着，就没有了礼仪的约束，各自随意。
赵祯是个比较严肃的人，特别是穿上朝服，处理公事的时候，处处遵礼。反倒是他的父亲真宗皇帝比较随便，与大臣饮宴，喝多了什么样子都有。现在北巡，出了京城，路上折腾了几天，赵祯也放下了架子。
皇帝不端着皇帝的架子，大臣也就不时时注意言行了，大家变得随性起来。皇帝面前说错了一句话，动辄就要杀全家，宋朝没有这个规矩，之前的朝代大多如此。以言行辨忠奸，随便就要杀人的，多是明清两朝形成的习惯。指斥乘舆是十恶大罪，但真正放到台面上的只有历史上的岳飞冤案，满朝文武也不认为这罪名立得住。
彻底歇过凉，赵祯来了兴致，让徐平坐到身边，对他道：“此次北巡，契丹如果真地以为我们要恢复燕云，欲要先下手为强，打过来了怎么办？”
徐平笑了笑：“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那就打呗。真定府、保州、雄州一带，已经坚壁清野，重兵设防。契丹几万兵马，过不了那几州。十万以上兵马，可挡于葫芦河经北的赵州、深州一线，聚而歼之。灭了契丹精锐，陛下可以亲提大军，直下幽州，建不世武功。”
赵祯撇嘴摇头：“仗哪里是那么容易打的？这么容易，本朝为何数次折戟？”
徐平道：“攻守之势不同。当年立澶州之盟时，军心不稳，战力不济，才不得不在占尽上风的时候与敌苟和。现如今数十万禁军，人人求战，兵精粮足，再能让契丹大军顿兵于坚城之下，自可合力围歼，何用求和？有那机会，正是陛下建功立业的时候。”
赵祯抬头看着头顶如绿幕一样的大树，想了一会，禁不住有些向往。如果耶律宗真一个忍不住，学他的祖宗，派一二十万骑兵南下，真能够聚歼于河北路？这样的战功听起来吓人，让人不敢去想，但徐平到西北，就是这样三年来了党项，好似也没什么。
徐平只是笑。现在大势已成，契丹如果敢跟党项那样硬来，耶律宗真就真可能成为元昊第二。契丹的兵主要靠的是游牧部族，燕云之地的汉人，宋朝还没有完全放弃，契丹还没有真当成治下之民，他们不能倚靠的。几十万人，对几个游牧部族来说，一旦没了很难补充。能在境内歼灭契丹主力，宋朝大军就可以向北碾过去了。
瞎想了一会，赵祯摇了摇头：“有党项的例子在，契丹国主必不肯如此做。”
当然不会这样做，契丹现在谨慎得很，处处防着宋朝进攻，哪里敢头脑一热南下。
人心看不见摸不着，但却时时会影响着国政。党项的败亡，丰州的失败，正在让契丹百年来建立的对中原王朝的心理优势慢慢丧失。现在他们的信心还在，所以对宋朝的举动应对激烈。等到国力虚耗，心气没了，便就会如猛兽失去斗志，任人宰割。
杜衍走过来，拿着一道奏章道：“京西路上奏，三司与巩县的汇通社议定，三年之内汇通社制的大车，每一辆给三司五十贯钱。三年之后，减为二十贯，十年之后任其自为。”
徐平点了点头。三司本来的意思，是不分时限，孙二郎卖一辆车就给他们多少钱，徐平坚持让他们定一个期限出来，哪怕前几年收的钱多一点也可以。专利还有时限呢，怎么可以吃人家一辈子。十年的时间够长了，那时候交通工具发展到哪一步都不好说。
赵祯看过了奏章，对徐平道：“三司之场务，其利归朝廷。宰相因何一力命其让利于细民，使民夺朝廷之利？人言官不当与民争利，宰相多次辨驳，似不应如此。”
徐平道：“此次不是官让利于民，区区一个汇通社，何德何能敢代民受利？朝廷向民让利，减税可，免役可，让渡产业却不可。为何？产业离于官府，入于细民，只是几家之民而已，天下百姓何曾得利？民为天下百姓，非几家几姓，官民之利当如此分。是以官府让利，不一定是百姓得利，处置不好，天下百姓受的盘剥更重也是有的。”
不管是官不与民争利，还是国退民进，利益进的都是少数人的手里，其实做不到全民得利。这样的结果是政权失去了财源，富了一小部分人，大部人未必有好处。私人企业会比官营企业更善待员工？还是会大方地用自己的财富造福社会？显然不可能。
放出一部分官营产业到民间，目的不在这里，官方让利于民，得利的民不是政权含义下的民。一小部分人借助官方放出的产业发家，并不能真正让民得利。而且私人不需要跟政权一样承担社会义务，没有强有力的制度约事，剥削更重几乎是必然的结果。
杜衍道：“既如此，宰相为何让三司让这一部分产业于汇通社呢？”
“荀子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为此言，因当时之国为一姓之国，天下为一姓之天下，故有此言。到如今，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此言已时过境迁。此时君与民何如？民为水，朝廷为鱼，鱼无水则不活。三司放一些产业于民间，是放水也，放水于民，以养朝廷。若三司之产业尽为官营，则与民隔绝，所谓自绝于民必无活路。此产业三司有，民间亦有，相互学习，相得益彰，才是长久之道。”
官营企业不一定就效率低，民营企业不一定就效率高，实际上经营得当，民营企业很难与官营企业相比。不过没有民间产业，官营产业会越来越倾向于关起门来过日子，便如现在的禁军一样，慢慢就朽坏了。徐平之所以让三司向民间让利，不是因为体制，也不是因为效率和管理问题，纯粹就是保持经济上的官与民的交流。当民营占的比例过大，威胁到产业发展前途的时候，反过来操作，同样非常正常。
徐平前世，国营企业是非常明显的例子。与社会隔绝，慢慢发展到形成自己的小圈子文化，发展到世袭接班，失去了社会的责任感，最后一塌糊涂。至于归结为体制问题，或者有些人认为的国营就是不行，国营就要全部卖掉成为私营，纯粹是有人想吞掉公利为自己的私利编出来说说而已。很多国营企业，保持了所有权不变更，充分进入市场竞争，反而发展得很好。不管是工人待遇，还是产品质量，国营的都不差。
先是为了争取这个小圈子的支持，让他们关起门来，形成一个特殊的利益团伙，由此失去了圈子之外人民的人心。无法收拾了再一下子全部砸烂，把这些人一脚踢开，又失去了这些人的人心。这样的权术手段，只能得逞于一时，最终留下全社会在经济上离心离德的恶果，不知道要经过多少努力才能擦干净屁股。
一旦失去了人心，制度和经济上投入再大也难见效果。徐平前世，很多国营厂矿为主的城市，衰落之后怎么救都救不过来。不是资源不够，也不是办法不对，而是那里的人已经被骗得惨了，再说什么也没有用了。投钱过去，他们不是想办法去发展，而是怎么把这钱装到自己的口袋里。至于以后，以前的经验告诉他们，不能想以后。
公天下，政权和人民就是鱼和水的关系。水里没有鱼就是一潭死水，鱼离了水就不能存活。所以徐平让三司让渡产业，是为了向民间放水，来养活三司的这些场务。至于经营的好不，场务的效率，甚至产品的质量，孙二郎那些人比三司场务还差得远。
这才是发卖官营场务，让渡三司场务利益的意义，私营比官营有效率，那就是说出来有个说法而已。资本主义的根本，是认为经济活动中只存在他们讲的理性自然人，即人人自私，一切都为了自己，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刚好相反，认为经济活动中只有社会性的人，所以才以公有制为基础。
有前世的经验，徐平便就知道这两个极端哪个都靠不住。还是政权与百姓，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