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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各府县也有上中下之分，依据的标准是每年的税赋额度。如今按照安全和稳定性区分之后，官员分配也有了标准。
启本中另外涉及一个敏感问题，便是知府、县令等地方官员的委任派遣。
官员的人事权本来由东宫内部决定，李遇知明确在启本中明确请求：由吏部制定官员名册，派遣官吏。
朱慈烺对李遇知的感官一向很好，知道此人虽然不是夏徐高张——夏言、徐阶、高拱、张居正——那样的名臣，但也是个做事尽心尽力的循吏。能够提出吏部委任官员这一条，也足以证明他内心中是忠于朝廷和国家的。
如果不是这份忠心，李遇知也不会冒着天大的嫌疑站出来。
因为他非但是吏部尚书，更是一位八十岁的老人。
在原历史剧本中，李遇知是在北京城破之后绝食七日而死。而如今，他以八十高龄，随驾出海，每日上朝，就算吏部几乎空置，他也按时应卯，没有丝毫懈怠。
作为一个经历了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的元老，亲身体验过文官对抗皇帝的国本之争；说不清道不明的“三大悬案”；东林欺负其他文官的“众正盈朝”；各党文官反咬东林的阉党执政；皇帝处置阉党的“钦定逆案”……
李遇知怎么可能不知道自己这一倡议，会被“太子党”视作抢班夺权，也会被“皇党”视作卖身投靠。依照一位部堂级高官的政治智慧，为什么要做这种里外不是人、吃力不讨好的事？
“朝纲之乱，首再政令紊乱。千岁以令旨行事，终究要遗人口舌。世人愚鲁，不知国家运作之繁杂，也不知各司统辖有差，只看到令旨便以为是殿下独裁，如此下去，必然给了小人投机之隙，也难禁谣言甚嚣尘上。”李遇知的声线低沉，加上年纪的关系，若不用心倾听，很容易听漏。
朱慈烺特意坐在李遇知身边，听了连连点头。
“若是以各部行事，一切遵从祖制，又有天子坐朝，岂不是名正言顺么？”李遇知提高声音，这也是因为他耳朵渐渐不好使唤，生怕别人听不到的缘故。
朱慈烺笑道：“筼谷公所言甚是。只是我冲龄幼稚之人，行事乖张，常常有悖于祖宗之教。怕各部堂老爷心生抵牾，故而不敢贸然去撞这个钉子罢了。”
李遇知脸上松弛的皮肤微微颤了颤，喉间发出呵呵笑声，道：“殿下若行乖张之事，朝中自有忠臣，台垣自有诤臣，就是抬棺上朝，也非不能。”
朱慈烺听到这话确实有些高兴，这是部堂大佬们在朝他招手。
对于那些行事激进的人而言，不破不立，只有打破旧的那些瓶瓶罐罐，才能放进新的东西，才能建立自己理想中的美好世界。然而这里便有个风险，很可能砸烂了那些瓶子罐子，就没钱买新的东西了。更糟糕的是，旧的传统被打烂，新的思想没有生根发芽，整个家里乱成一团，徒然让邻居占了便宜。
而政治家应该是另一种人。他们要有足够长远的眼光，能够看到百年之后的变化；他们也要有足够的耐心，花时间和精力培植幼苗；他们还要有勤俭和敬畏的美德，尊重故有的习俗，擦去旧陶罐上的油垢，让它散发出历久弥新的魅力。
即便是如今的东宫侍从室里，也有毁天灭地重塑乾坤的思潮。朱慈烺本人对后世的几场涉及民族走向的大运动有所耳闻，同时也亲身品尝过运动之后数十年对百姓生活产生带来的各种滋味。
“我是极希望名正言顺颁行政令的，”朱慈烺语速极缓，咬着清晰的字音，“从秦替周政以来，两千年，十二朝，祖宗们留下的这套政体已经十分成熟，只需随需添减而已。若是要从头弄一套，谁哪有那么大的本事？何况连逆闯、献贼最后都回到了我朝制度，我又怎么会舍长就短，在东宫别出心裁另辟蹊径？”
“那是何人阻挠殿下呢？”李遇知睁开眼睛，迎着朱慈烺的目光问道。
第258章 戍兵骑马出萧墙（9）
“官僚。”朱慈烺吐出两个字，轻快笑道：“人浮于事，贪赃枉法，见利则争，无利则让……这些人若是在我手里，决不会宽贷。只是朝堂上下，这等人多不胜数，我也只能避敌锋芒。”
李遇知点了点头，仿佛睡着了一般，良久方才道：“老臣生于嘉靖四十四年，万历十年之前，不过是个学子蒙童。二十八年释褐，授东明知县。那时候老臣最头痛的就是考成法。”
朱慈烺知道老年人说话很容易跑偏抓不住重点，也不催他，只让这位高龄重臣慢慢回忆。何况能够亲身聆听逝去时代的声音，也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人生际遇。
“那考成法啊，”李遇知叹道，“落在文字上平平无奇，无非就是让官员列出来今年要干些什么事，然后呈交六部、都察院，六科和内阁。六部和都察院要逐月考核，六科半年一考。内阁在京察、大计的时候也要核对。真的核查起来就应了‘立限考核，一目了然’的话，好像浑身被剥个精光，实在太折磨了。”
“呵呵，老臣老糊涂了，千岁在东宫行的那套便是考成法，肯定不用老臣解说。”
“您老说，我乐意听。”朱慈烺微笑道。他前世今生都在研究这个考成法，越研究下去越觉得像是明代的绩效考核。
在惊叹大张相公张居正实在是天才之余，也不能忽视张居正之前的行政框架构建的合理性。
张居正在推行考成法的时候，大量引用的都是“旧制”，自己强调的是“申明旧章”，而非“新政”。可见只要有人会主持，手下人肯出力办事，帝国的运作效率还是很高效的。后人喜欢什么都推到体制头上，这在有明一朝实在说不过去。
如果不说张居正的成功反证，只要细细检查一下明朝政局的设定，也能看出其中的科学性。
由都察院作为朝廷耳目，从中央到地方，从普通行政到专项行政——如提学、巡盐、茶马等等——都有御史的身影。而且都察院是垂直领导，下级御史不用对行政官僚负责，更不会被管理。这点足以保证御史的公正独立。
对于帝国心脏首脑的中央体系，更是另设了独立的六科给事中，由都给事中掌印负责，有封驳皇帝圣旨的权力。同时日常工作中的“科抄”、“科参”，便是稽查对应六部内部事务。另外还有“注销”：圣旨和奏章每日归附科籍，五日一送内阁备案，只有核查相关部门执行了旨意、奏章之后，方才注销。
如果按照会典上的规矩，六科对于制敕宣行，大事覆奏，小事副署颁行；有过失的，可以封还执奏。凡内外所上章疏下，分类抄出，参署付部，驳正其违误之处。
有这两套免疫系统同时运作，已经足以保证政体的稳定和健康。
在地方上，有都指挥使司掌地方卫所军权，隶属于五军都督府，听命于兵部；提刑按察使司掌一省司法——徒刑以上案件要呈报刑部审理，同时也要监察官员，是都察院在地方的办事机构；承宣布政使司掌治下民政，受吏部考核，执行中央六部的各种政策。这三者分立互不统属，又都受到都察院系统的巡按御史监督。
以朱慈烺来看，这已经是当下这个时代最完备的制度了。后世常见的“三权分立”和“一政独大”之争，在明代一样有政治实践：只需要看内阁争权和巡抚、总督制度的废立就可以知道。
这么好的制度，为什么会闹出今日的烂摊子？
朱慈烺认为，这跟内阁和皇帝有直接关系。
万历皇帝不上朝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他不补官。大量没有受到锻炼和培训的官员，在天启、崇祯朝走上了政治舞台，既不懂帝国的运作模式，也没有经过政治考验加以淘汰，甚至无法理解政治就是妥协的艺术，最终酿成帝国崩塌的事实。
内阁在成功夺权之后，从一个秘书机构变成了帝国真正的首脑，权力比唐宋宰相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他们腐败了，那么整个帝国的政治体系势必跟着腐败。而崇祯一朝的内阁腐败庸蠹，也是有明一代最无以复加的。
为何在前朝没有发生这种事？
因为天启、崇祯之前，要入阁只有两条路：廷推和中旨。直到万历后期，中旨入阁仍旧被视为耻辱，文官轻易不肯接受。这就多了一层过滤体系，保证内阁阁员具有对行政部门的足够影响力。
天启时候魏忠贤左右皇帝，大开中旨入阁之路。到了崇祯皇帝，换阁老如换仆从，后来甚至取消了廷推，直接发中旨。这样出来的内阁阁老，对六部和地方能有什么约束力？释褐十多年就入阁的神话，也只有发生在崇祯朝。
所以归根到底，责任仍旧是落在了皇帝身上。
“万历一朝，直到沈相公一贯执政，吏治都还算过得去。”李遇知继续道：“后来国本之争闹得太凶了，神庙老爷不上朝，不补官，朝堂空乏，后继无人。到了天启朝又蜂拥而至，这才弄得整个朝堂乱成一团，也成了党争的渊薮所在。”
朱慈烺点头，觉得李遇知的见解倒是与自己相同，只是太宰不敢指责皇帝罢了。
“万历四十年，老臣在台垣，荐邹元标、冯从吾等人。”李遇知突然笑道：“冯从吾若是有幸得见殿下，当欣慰矣。他可谓我朝继张子道统的第一人。老臣也为殿下遗憾，欲崇关学，却不能得从吾这等真大儒。”
“无妨，”朱慈烺道：“只要我松了土，总能长出大儒来的。”
李遇知开怀而笑，眸中一点漆黑，如同顽童一般。等笑过了，他方才懊恼道：“老臣年迈糊涂了，这不知道说哪里去了。还是说回这考成法，只要上下坚守其繁，不懈不怠，绝没有肃清不了的吏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