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林逸青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熟悉近代历史的他知道，这“士农工商，商为最末”的成见，实在是为难了那一代的中国仁人志士太久太久！
事实上，东西方的早期文明都是重农轻商，对商业的厌恶是一个共同的早期传统。早期的西方也是一样：“对商业现象的鄙视——对市场秩序的厌恶，并非全都来自认识论、方法论、理‘性’和科学的问题。还有一种更晦暗不明的反感。……对生意人的仇恨，尤其是史官的仇恨，就像有记录的历史一样古老。”
※※※※※※※※※※※※※※※※※※※※※
附：《翁叔平日记》：
“光旭元年正月二十九日奉上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林义哲条陈，其摺有建海军、护华商、开地矿、修铁路、安电报诸项，于筹饷一项则倡言兴商业以开饷源，并议借洋款，其于摺内极言工商之重，称士农工商皆为国之柱石，犹椅之四‘腿’并列，有缺损则颠仆。其论一出，闻者哗然。以其多引管子孔圣之言，太后似为所动，‘交’朝臣会议，敬邸、纯邸、文相指其言为是，沈相、宝相、李兰荪尚书默无一言，礼邸、单地山尚书（吏部尚书单懋谦）、徐豫如‘侍’郎（徐桐）极言其论之非，余亦‘欲’辩之，然细审通篇，无处不为圣言，似难以驳诘。……朝议多时，不能决，太后命内监取椅来，以锯将各椅‘腿’分去一块，长短不一，置于殿上，曰：‘有能坐而不仆者，乃可禁林义哲之议。’礼邸率先上坐，前仆于地，脸破出血；继单地山亦上前坐，跄于阶前，‘唇’裂，落齿一枚；徐豫如上前继坐，亦前仆，倒栽于地，头破。由是再无上前坐者，林议遂定。不日将见明诏，心中不胜郁愤，是夜发病。”
————分割线————
求收藏！求推荐！求点击！。。。
崛起之新帝国时代目录 第二百二十四章 管子为矛
在他原来的历史时空中，象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把国民分为三等：第一等是哲学家，第二等是战士，第三等是商人、手工业者和农民。在中国，儒家孟子轻蔑地把商人称为“贱丈夫”。《孟子·公孙丑下》里便说：“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
然而，当年“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名相管仲，却是极其少数的重商主义者。最早指出“士农工商”为“国之柱石”的，便是管仲！
管仲兴齐，用的正是商人的办法，司马迁评论他的当国之道时曰：“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
但也正是管仲变法中有“四民分业，士农工商”的话，颇为后世熟知，也引起了最大程度的误读。
管仲把国民分成军士、农民、工匠、商贾四个阶层，按各自专业聚居在固定的地区。《国语·齐语》记载，管仲规划士乡十五个，工商之乡六个，每乡有两千户。管仲认为，四民分业有四个好处：一是“相语以事，相示以巧”，同一行业的人聚居在一起，易于‘交’流经验，提高技艺；二是“相语以利，相示以时”、“相陈以知价”，对促进商品生产和流通有很大作用；三是营造专业氛围，使民众安于本业，不至于“见异物而迁焉”，从而造成职业的不稳定‘性’；四是无形中营造良好的社会教育环境，使子弟从小就耳濡目染，在父兄的熏陶下自然地掌握专业技能。《管子·小匡》中说：“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
把社会各阶层按职业来划分管理，管仲是历史上的第一人，这种专业化的商品经济模式，后来被尊奉为基本形态及指导原则。细致的职业化分工及世代相传的制度安排，是中国早期文明领先于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但自秦以后，严格意义上的“四民分业”就被扬弃了，不过它成了户籍制度的雏形，而匠籍制度则一直沿用至今。
而引起重大误读的是“士农工商”的排序。
后人论及于此，先是用知识分子或有学问的官吏替代了军士，然后，又认为这是尊卑排序，以士为首，农次之，以工商为末，这就形成了所谓的“末商主义”。而实际上，管仲提出的“士农工商”，乃并举之意，并没有先后尊卑之分。
远古的中国人其实并不轻商。早在殷商时期，人们非常乐于、善于经商及从事手工制造业。商亡周兴之后，周朝的建国者们在反思商朝灭亡的教训时认为，殷商之亡就是因为民众热衷工商而荒废了农业，造成民心浮躁，国基不稳。因此，转而推行鄙视工商的重农政策。在周制中，工商业者的地位非常低贱，金文中“百工”常与处于奴隶地位的臣、妾并列。《易·遁卦》中说：“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逸周书·程典》说：“士大夫不杂于工商。”《礼记·王制》说：工商“出乡不与士齿”。也就是说，士大夫必须远离商人，绝对不能与工商业者‘混’居在一起，工商业者离开居住地则不得与士大夫‘交’谈。《周礼·地官·司市》中还规定，贵族们不能进入市场进行‘交’易，否则就会受到惩罚！
管仲的立场则完全不同，他将“工商”与“士农”并列，认为这些人是“国之柱石”，如果当年管仲提出“士农工商”，是以“士农”为优，“工商”末之，那就很难理解他之后的变法政策了。
管仲将四民并列，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意识与觉悟，更是他的治国理念的体现。这位具有多年从商经验的政治家，早已发现工商业的赢利能力大于农业，而振兴商品经济更是增强国力的最佳途径。
这种把工商业者抬升到与“士农”并列地位的观念，在当时的士大夫阶层并非共识，《战国策》中记载的姚贾与秦王的对话中就有一句：“管仲，其鄙之贾人也。”对管仲的商人经历颇为鄙视。
而管仲的思想在后世被刻意淹没，则是由于两大原因。
其一，是齐国一世而衰，以商治国的思想彻底破产。
当时的齐国，坐拥最强国力，但却采取了不扩军和不兼并的“和平称霸”战略，管仲那些维持国际秩序的行动，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就在齐桓公晚期，中原的晋国和南面的楚国纷纷并吞小国，疆域不断扩大，它们的军事冒险无疑得到了更大的好处。公元前645年，管仲去世，两年后，齐桓公死于宫廷政变，齐国迅速让出了霸主权柄。自此以降，相继称霸的诸侯均以开疆拓土而威慑天下，“尊王攘夷”异化成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管仲之道被暴力取代。
其二，便是管仲思想与儒家格格不入。
儒家以“贱商”著称，在他们看来，管仲从出身背景到行事作风、施政纲要，都是‘毛’病多多。在《论语·宪问》中，子贡就认定“管仲算不上是一个仁者”。《论语·宪问》中说：“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管仲的诸多经济政策，无论是刺‘激’商贸、鼓励消费还是“以商止战”，在儒家看来，统统都是异端邪说，盐铁专营政策也遭到儒家的抵制，西汉的武帝改革及宋代的王安石变法中，大儒董仲舒、司马光都是专营政策的最大反对者。儒家在经济治理上只有“三斧头”：一是“以农为本”，二是“轻徭薄赋”，三是“克己仁义”。遗憾的是，这三条在管仲那里都找不到。
在某种意义上，管仲是一个被意识形态“谋杀”的改革家。
但尽管如此，在儒家的典籍中，提到管仲，仍然需要对他表示尊敬，称其为“管子”，因为“至圣先师”孔子曾评价管仲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意思是如果没有管仲，华夏万民将沦为夷狄的俘虏，和夷狄一样的“被发左衽”了！
林义哲追根溯源的重提“四民并列”的说法，正是要借孔圣人之言，堵士林悠悠之口！
————分割线————
求收藏！求推荐！求点击！
崛起之新帝国时代目录 第二百二十五章 美人垂青
“林文襄在世时，我与他仅有一面之缘，惜乎因公事繁忙，未能深谈。现在想起来，可为至憾。”伊藤博文的话中饱含着深深的遗憾之意，“而今只能从他留下的文章当中寻得慰藉了。”
“乾国幸有林文襄，然其英年早逝，又为乾国之大不幸。”林逸青看着伊藤博文的眼睛，正‘色’道，“林文襄之主张，乾国用之，可兴乾国，日本用之，可兴日本，而日本现在有‘春’亩先生等一干维新志士，乾国再无林文襄其人，是以日本振兴富强之希望，远大于乾国。”
“林君过誉了，呵呵。”听了林逸青的话，伊藤博文只是在笑，“我只是个小小的工部卿，哪里有林文襄的本事，出可为将，入可为相。只不过是跟着别人，做些实际的工作而已。”他说着，目光转向了两位少‘女’，笑道，“怎么样？我实践了诺言，你们今天如愿以偿，见到了林君，要怎么感谢我？”
“多谢‘春’亩先生成全我们姐妹的心愿。”如月诗织说着，向伊藤博文恭恭敬敬的鞠了一躬，“‘春’亩先生的大恩大德，我们姐妹永铭在心，不会忘记。”
“盼日后能为‘春’亩先生略效微劳，以酬今日高义。”如月香织也向伊藤博文郑重鞠躬，语气真挚的说道。
“我不是林文襄，也没有他的才学和人品，你们姐妹俩把我当成他，可是要吃大亏的。”林逸青笑着对她们说道。
“林君的才学，不见得比林文襄差，只是未到锋芒显‘露’之时。”如月诗织伸出纤纤柔荑，握住了林逸青的手，柔声说道，“林君切不可妄自菲薄，其实我们姐妹心仪林君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