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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把他再请回来当首辅？”嘉靖缓缓摇头道：“算了，到了南昌应该好点了吧，他这些年就算对不起两京一十二省的百姓，却也给江西办了许多好事，那里的老百姓不会再伤他心了吧？”
“可朝廷还有很多人不死心……”陈洪小声道：“主子，奴才不是替严家说话，而是觉着他们太不像话了，什么都得内阁说了算，不把主子放在眼里……”
嘉靖一下被戳到痛处，又一次沉默了，对于目前的状况，他确实感觉不爽，因为徐阶在当上首辅前后的表现，让他大跌眼镜——当严嵩在时，身为次辅的徐阶对嘉靖一味柔顺奉承，抢着为他炼丹，挖空心思写青词，甚至比严嵩还体贴，在经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为皇帝重修寝宫，以至于让皇帝觉着，有了这个松江人，没有严嵩也一样。
但当嘉靖真的赶跑了严嵩，把徐阶扶上首辅位置后，他发现这小个子变了，他虽然仍披着柔顺的外衣，但老谋深算、极有主见，并可以娴熟的运用朝中犬牙交错的势力，将各种力量拧到一块，成就自身的强大。这种强大是嘉靖皇帝也无可奈何的。
因为大明朝的政体如此，当年太祖皇帝废除统领百官、总理朝政的丞相，目的是加强皇权，将天下威柄尽收皇帝。所以在废除宰相的同时，也将中央地方各权力机关分化制衡，使其没有独立决断的权力，必须仰仗皇帝的裁决。但事实证明，没有宰相的政府是万万不行的，因为圣心独裁固然是好，可带来的工作强度，也是无比恐怖的，足以将皇帝这份人人羡慕的美差，变成天下首屈一指的苦差。就连他那血牛无比的儿子朱棣，也无法承受，更不要说娇生惯养的后辈们了。
所以从朱棣开始，历代皇帝为了不至于累死，都在偷偷摸摸干一件事，赋予内阁实质上的宰相权力，而且因为朱元璋的后代，在能力上是一代不如一代，只能不断地给内阁的权力加码，到了正德年间，内阁大学士……这个在洪武年间，充其量只能算是皇帝秘书、参谋、文书的角色，已经跃升为实质上丞相，到了嘉靖年间，宰相已经对大学士公认的尊称，甚至皇帝都不避讳以‘首相、次相’，来称呼自己的阁臣。
其对大明政治的影响，绝不是相权失而复得那么简单，因为当皇帝重新塑造出相权时，太祖皇帝对各部院分权制的恶果，便显现出来了——尚书督御史们的权力过小，根本不能与大学士抗衡，结果朱元璋辛辛苦苦集中的权柄，成全了大学士的强大，其权柄超过宋朝，直追汉唐。他们门生故吏遍布朝中，威望极高一呼百应，皇帝要是没有正当理由撤换他们，没准就真成了孤家寡人，被百官群起攻之。
打破祖制的皇帝，吃尽了大学士们苦头，只好再打破一项祖制来弥补，那就是赋予太监们权力，让他们帮自己抗衡相权。但嘉靖皇帝有强大的自信，不喜欢太监干政，他坚信自己的权术足以维护权威。事实上，前四十年他干的确实不错，用张璁、方献夫、桂萼等人，斗倒了以顾命老臣自居，总想控制皇帝的杨廷和等前朝老臣；又用夏言斗倒了难容异己、睚眦必报的张璁等人；再用严嵩斗倒了刚愎自用、不尊敬皇帝的夏言；又用徐阶斗倒了结党营私的严嵩。
归根结底，他的帝王术的核心就是制衡，具体方法就是帮弱不帮强，当某位首相过于强大时，便是他帮着弱者将其消灭的时候。事实上，一百五十多年来，大臣们都能体面下野，安享晚年，只有嘉靖朝的权臣总不得善终，其根源就是皇帝这种权力之道。
当帮着徐阶斗倒了严嵩时，嘉靖同样为他准备了对手，次辅袁炜。但这次皇帝看走眼了，因为袁炜的文章写得好，政治手腕也不差，确实是难得的人才，但碰上徐阶这位，奉陪严嵩十几年的超级高手，根本不是对手，被徐阶压制的死死的。
结果皇帝无奈地发现，现在已经没有人能制衡徐阶了，就像严嵩曾经呼风唤雨、总揽国政，徐阶也拥有了同样的权力。现在的徐阶，虽然还保持着对皇帝的有求必应，但他有什么法令要颁布、有什么人选要任用，嘉靖也不得不让步了。
第六六一章 帝喾
嘉靖毕竟是老了，没了那份魄力和锐气。一想到为了把严嵩换下来，实现政权的平稳过渡，自己长久的谋划，所经受的煎熬和纠结，他就没有勇气再来一次。唉，算了，算了，咱们击鼓买糖，各干各行吧，你们治国，朕安享晚年、专心修道，互不干扰，这总行了吧？
这是嘉靖皇帝的底线了，如果这都守不住，无非再来一次大礼议嘛……‘朕豁上了。’嘉靖如是想到。
在皇帝的消极妥协下，徐阶终于得以大展身手，证明自己与前任的不同，他日夜操劳，努力工作，一条条法令、一项项措施颁布下去，纠正着二十年来的错误，使这个庞大帝国重新往正确的轨道上行去。
首先是言官们重新开始纠劾百官。上至内阁大学士、各省督抚，下至各部主事、各省县令，全都被他们死死顶上，小到随地吐痰、仪容不整，大至玩忽职守、贪污受贿，无不成为御史们的炮弹，向他们猛烈的倾泻而下。
在嘉靖四十一年的下半年，几乎每个月都有十几名中高级官员，几十名中低级官员遭到查处，罢官去职，至于受到处分者，更是不计其数，能在这场风暴中毫发无伤者，绝对是凤毛麟角，甚至连徐阶本人也未能幸免。但积极的一面不容忽视，得益于御史们的辛勤工作，无数贪污腐化者被揭发，尸位素餐不称职者被清理出文官队伍，许多不合理的弊政纠正，沉寂已久的大明官僚机构，又一次焕发了生机与活力！
事实证明，饱读圣贤之书、深受圣人教诲的大明官员，绝不是一些只知道蝇营狗苟、混吃等死的废物，当政治重新清明，官员们心中那‘治国平天下’的梦想，也再次被擦亮了……
有单独上书言事的，比如刑科给事中候廷柱。为朝廷财政窘迫计，上书当奏裁各衙门工役宜据册定数，裁撤冗食，徐阶称善。经查后，遂定内府宫人一万七千一百七十名、锦衣卫一万六千四百名、光禄寺三千六百名、太常寺一千一百名。共裁撤冗余八千余名，并定例此后有缺，许于在册余丁充补，不得夤缘滥收。
也有群策群力的，在户部尚书方钝的主持下，群臣议理财之策，共得十四策：省兵食，慎调遣，先节省，完积逋，清屯粮，牧马匹，均修边，停外例，处铜价，减供应，杜奏留，议补助，议漕河工银。其中，最重要的是节省兵饷。徐阶以近年边饷侵冒多端，特令各抚、按官正己率属、严革积弊。违者听部、科参治。
像这样积极的建言还有很多，也大都得到了内阁的强力支持，得以化为政令执行下去。这些对国家有益的举措，很快收到了成效。到年底时，国库收入增长了四成，南方的形势日趋稳定，江浙一带的工商业兴盛发展，各地的民乱冲突也平息大半，混乱已久的大明朝，竟出现那么几丝中兴的气息。
※※※
徐阁老可以松口气了，他当上首辅后的第一份答卷还算合格，可以向皇帝、百官和天下人交代了。
之所以说合格，而不是优秀，因为还有北方的边患愈加猖獗，俺答和他的儿子们，从大明绵长的北方国境频频入侵，烧杀抢掠，最远曾经突入到河南一代，最严重曾经突破到宣府以南，令京师告急，皇帝震怒，趁机把徐阁老骂了个狗血喷头。
徐阶知道皇帝是借机发作，但更知道北方的边患，已经到了非解决不行的地步。其实他早将其提上了议事日程，先小范围的咨询富有学识和军事经验的大臣，尤其是杨博、许纶等一干老将，希望能找到解决之道。但这些大臣的态度都十分悲观，杨博说：“时势诚颓败矣，兵不素练，将未得人，馈饷屡乏，即无可持之资。当事之臣，自任其责，防守边疆，令不得患，虽犯不得利。此即御戎之策矣……”
已经致仕在家的许纶，在给徐阶的回信中写道：‘目今虏患日甚，然武备积弛，见籍止十四万余，而操练不过五六万，支粮则有，调遣则无。比敌骑深入，战守俱称无军！但边臣戮力防御为守之计，令不能深入，即为得策。若欲驱扫远遁，恐力非昔比也。’与杨博几乎持同样观点，就是全力防守，能把蒙古人挡住，就是很大的成就了。
当然。两位加起来在兵部任职一个甲子的大员，也提出了中肯的建议——切勿好高骛远，踏踏实实练兵整备，只要能把自身的问题解决好，挡住蒙古人的进攻就不成问题。
尽管说得委婉，徐阶还是听出了他们的言外之意，显然上至兵部、下至地方边镇将帅，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他乃生性谨慎之人，信奉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绝不会像当年曾铣夏言般好高骛远，自身问题还没解决。就想展开规模宏大的‘复套’战争，一劳永逸的消除蒙古人的威胁。那在徐阶看来，实在是不切实际，只能为自己招惹祸患。
有老师的前车之鉴，徐阶并不着急立刻做出功绩，他准备用十年时间，由内而外的解决北方边境问题。首先他要做的，是先解决兵部自身的问题。为此，徐阶将兵科都给事中以下四人全部替换，由自己的同乡后辈胡应嘉领衔，彻底对兵部进行一番大检查。
检查的结果触目惊心。胡应嘉奏曰：‘除职方司外，武选、武库、车驾三司皆重其弊矣，但有武官袭职、晋升、调迁等事，必先行贿于武选，若贿金足，则心想事成；若不足，则休想成事，故边将专事钻营贿赂，不思杀敌立功，又怎能为国御辱？’
除了武选司，武库和车驾，这两个负责军队装备的清吏司，问题也一样十分严重，主持军械制造的官员侵吞料价，以致造出的装备不堪使用——用胡应嘉等人的话说，就是盔甲‘中不掩心，下不遮脐，叶多不坚，袖长压臂，全不合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