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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婶，这回回来呀，多住些日子！咱们根据地变化可大了，你得多看看。”王明远岔开了这个话题。
“那倒是！木桥东面那块空地盖了那么多的房子啊。都是你们盖的？”
“是呀，都是部队的军营，也不能总是住在老乡家里嘛。”
“嗯嗯，俺也是惦记着家里啊，要不也不会这么费劲地折腾。”
“要么这么着吧，今晚去我司令部对付一晚。我让人将屋子打扫干净，你们明天再搬回来住。”
“不用了，不用了。哪有回到家却住在外面的道理？夏天，好办。”
“那也成。饭就别做了，我让人送来吧。”
这却是个问题。别说米面油盐。连厨具都缺。更为要命的是。他们的被褥都带到了沂州。当时决定回来看看，竟未想到这点……
“你们先在院子里歇歇。俺去安排下。”王明远转身出去了，安排人替母女俩清扫屋子，叫人通知后勤科将厨具、被褥及食料调料送来。
半个时辰后。当院子被暮霭彻底笼罩。王明远带着后勤科的人。将所有的生活用品都送来了，还有热腾腾的饭菜。
“明远哥，俺知道队伍上的规矩。这些东西多少钱，你说个数。”
“见外了不是？部队家属来探亲，都是免费招待的。这也是司令定的规矩。赶紧吃饭吧。他叫邱金贵，是个排长，就住在前院。有什么事你就吩咐他。”王明远一指身边一个高个子军官。
“啊，明远你想的可真周到，啥都不缺了。不用你操心了。”
“那，陈婶你赶紧吃饭，早些歇息。俺还有事处理，咱们明天见。”
王明远回到郑家大宅的司令部，他的住所就是当年龙谦所用的那间屋子，摆设都没有变。他本想去邻院探视下周毅的夫人，但觉得太晚了不方便，便打消了念头。用过简单的晚饭，王明远继续阅读总部昨天送来的密件——关于东北局势的分析报告，这份报告的内容就更加全面详实了。
司令盯上了东北。这个肯定是确凿无疑的了。情报处副处长田书榜那个东北佬被派回了老家他也知道，一定是展开前期的相关布置。二标参谋长邓清华与范德平的互换的调令也正式下达了。现任预备役副司令范德平将去第二标担任参谋长。而邓清华则接任预备役副司令，当自己的副手。邓清华是蒙山军最早的参谋人员，业务上很受龙谦的器重，为什么互换？在王明远看来，龙谦有着大图谋。
龙司令决定将预备役部队调入东北吗？
但司令为何隔山打牛去图谋东北？在王明远看来，与其图谋东北，还不如扩大蒙山军在山东的占领区。详细比较过山东军力对比，除却蒙山军，也就是冯国璋手里的那点兵了，望大了算，最多不超过八个营，装备尚不及蒙山军，训练就更比不上了。便是预备役部队，士兵每个月的实弹射击次数不低于四次，每次不少于20发。炮兵实弹射击每个月至少一次！主力部队据说更多。如果想抢占山东，王明远坚信，最多三个月，就可以彻底驱逐冯国璋，实现独霸山东的目的。
但那是不可能的！跟了龙谦好几年，王明远大致明白了自己主公的盘算，那就是悄悄地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司令绝不是忠于满清朝廷的，这点王明远心下雪亮。他自己很是盼着司令举兵造反的那一天早些到来。他坚信，只要龙谦举起反旗，蒙山军将义无反顾地跟着司令大干一场！蒙山军的主要军官中，几乎没有一个真正忠于朝廷的！
这个时机在哪儿？从今年春，蒙山军总部编纂了一份油印的秘密内部通讯，名字叫《情报要览》，是以情报处名义编纂的，不定期发给有阅读权限的高级军官们，要求阅后当着情报处人员的面销毁。
《情报要览》至今只发了六期。内容除了介绍朝廷新政措施，各地督抚变更，朝廷各地驻军及装备更新情况外，用一半的篇幅介绍了海外反清势力的动态。借着这份秘密资料，王明远了解了海外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首的保皇党和以孙文为首的革命党在政治主张上的区别。也获知了孙文一派近年来在南方的举事，广州举事，惠州举事的大致过程。在王明远看来，推翻满清鞑子，建立一个新王朝最终要靠战力强悍的军队，像孙文的做法，再搞一百次也不会成功。不过，王明远在获悉孙文一派革命党的壮举后还是有几分佩服之情，勇气是足够了，但不自量力。
最近一期的《情报要览》是与邓清华调令一起送达郑家庄的，通篇都是介绍一张开办于上海租界的《苏报》的政治主张和几位主笔的情况，邹容、蔡元培、章炳麟这些人名也被王明远所知晓。而案几上这份厚达七十五页的《东北军政略述》更是详细介绍了东北地界上清廷、日本和俄国的军事政治力量和地理民情。搞出这样一份资料，不知让江云那个贼头贼脑的小子花了多少工夫。如果不是图谋东北，干嘛花这么大的气力？
放下报告，王明远将思绪转回了眼前的一件头疼事上，那就是自治委员会的内部问题。
第十三节根据地的变迁
自蒙山军占领郑家庄为中心的大片区域，朝廷本来就薄弱的统治完全崩溃了。蒙山军不是像孙德旺、陶三一类以打劫绑票为生的土匪，而是一支有着深远政治图谋的武装集团，所以必须建立自己的乡村政权基础。蒙山军需要吃饭，需要穿衣，需要安置伤病号，需要招募新兵，一切的一切，都需要有一个全力支持蒙山军的基层政权。
这个政权，就是龙谦花了很大气力打造的村民自治委员会。
自秦始皇混同宇内，建立大一统的中央帝国，中央政府对于农村的统治从来就很薄弱，更多的依靠乡村自治，依靠对象是信奉儒学的士绅。靠近城市的还好，在远离交通线的山区，政府的统治力就更为薄弱了。那些地方经济基础极弱，可以为统治者提供的税负也很少，只要太平无事，官府很少过问山区农村的事情。在封建社会成型后，经过历朝历代的磨合，中央——省——府——县四级体制成为了通行的模式。县就是封建社会最基层的统治组织了。县令们由于交通问题，很少到所属的乡村视察。据根据地的老年人回忆，费县的县官老爷只来郑家庄一次，那也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了。
还有一个就是官府的工作态度了，由于各级官吏都是由上级来任命考核，所以，取悦上司是他们工作的主要目的。报喜不报忧就成了必然的选择。农村的自然性质的小农经济模式决定了农村无喜可报，忧倒是不少。比如水旱蝗灾严重时，会导致流民的出现，而历史上流民就是最危险的因素，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会向上申报灾情，请求减免税负并请求中央财政的支援。但这不是为了灾民考虑，而是为了官员自己的乌纱帽和利益考虑。当朝廷赈灾的银子拨下来，各级官员捞钱的好机会就来了。
正因如此，才会出现蒙山军占据郑家庄后鲁南乃至山东官府的反应迟钝，如果不是苦主郑经有两个军方背景的儿子。如果不是袁世凯主政山东后锐意进取以求仕途更上一层楼。官军会不会发兵攻打郑家庄都是一个问题。
在别的地方不敢说，至少在鲁南，还没有人像蒙山军一样关注农村经济问题，并且用很大力气去调查研究农村经济并且试图在组织形式上加以改变。
这种组织形式。也是不断完善的村民自治委员会。
开始是以自然村组织的。最早的自治委员会诞生于郑家庄。然后就是陈家崖。逐渐推广到了根据地的近二十个村庄。在蒙山军完成了“招安”大业后，自治委员会也升级了，在保留各村自治委员会的前提下。成立了更高级别的自治委员会，大家叫它总会，统一实行对根据地政治经济方面的管辖权。
后世有一位军事大家曾形象地解释过政权的含义：政权就是镇压之权。虽然直白了些，但道出了政权的主要本质。那就是其强力性。
如果没有蒙山军作为后盾，自治委员会是不会诞生并壮大起来的。因为有蒙山军这样一支连续击败官军的武装，自治委员会真的成了二十余个村庄内说了算的机构。当然，也与其倾心为当地百姓谋福利有关。
但直到后来，才有人明白了，自治委员会是龙谦决心实行军政分家，改造农村的一块“试验田”。
最早明白这一点的是陈超。
陈超注意到，从郑家庄施行的“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转变为陈家崖、白魏为代表的减租免债，其中包含着龙谦对解决农村问题的思考。前一种方式是激烈的，简单的，是以阶级对抗的形式展开的，注定会随着斗争的开展引发更高层面的对抗。后一种方式是和缓的，复杂的，见效慢但相对稳定，也不会引起官府的重视。
确定韬光养晦、厚培实力、乘势而作的总方针后，龙谦就不再允许在郑家庄尝到甜头的贫苦农民将郑家庄的方式推广到更远的地方了。好在局势完全在蒙山军的掌控中，程大牛之类更希望将郑家庄模式推广的农民不得不接受蒙山军的主张。
农村的核心问题是贫困，这几乎是引发一切问题的根源。其余问题都是由其派生出来的，比如土地问题。在工业和商业几乎为零的山区农村，土地几乎是唯一的生产资源。由土地而引起的矛盾成为了主要矛盾。即使是在蒙山军推行减租免息政策后，仍未真正解决土地问题。导致在自治委员会内部，愈来愈分裂成两派，以萧观鱼为首的地主派和以程大牛为首的雇农派。两派的矛盾在蒙山军司令部迁入沂州后公开化了。
陈超担任自治委员会主任期间，自治委员会基本正常运转。一来陈超本人的名声甚佳，陈家崖的雇农几乎没有对他有仇恨的。二来有龙谦的支持，程大牛等人不看僧面看佛面。其三呢，陈超办事比较公平，兼顾了地主和雇农的利益。那时候的自治委员会基本是独立运作，蒙山军高层——主要是龙谦，后来基本上不大过问其内部的事了，只是委托它完成一些他需要的调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