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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陵的坟丘是目前所知最大的坟丘，全部用夯土筑成，平面方形，整体呈覆斗状。汉代陵墓的坟丘也呈覆斗状，称为“方上”，高低、大小有明显的等级差别。唐代陵墓平地起坟者仍以方形覆斗式为贵，其中又以双层台阶式级别最高，对坟丘的高度也有等级规定。这种坟丘形制沿用至宋代，并影响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现存吉林集安高句丽的一些石筑王陵和西藏吐蕃时期的藏王墓都采用这种形制。高句丽的太王陵坟丘用巨大的花岗岩条石砌筑，呈方锥台形，边长66米、残高14。8米，号称东方金字塔。唐代以后，帝陵中出现了圆形坟丘。如南京南唐二陵，成都前蜀永陵坟丘都作圆形，并在下部砌条石基础，保护封土。西夏陵的坟丘作八棱形或圆锥形塔式，较为特殊。到明代，太祖朱元璋建孝陵时，受南方传统影响，坟丘改为圆形，称为宝顶。清代沿用此制。宝顶周围砌砖，上有墙，称为宝城，明代多为圆形，清代多为长圆形。前部建方城明楼，整体构成城堡式建筑。
西汉开始，帝王陵墓除了平地起坟外，还出现了一种“凿山为陵”的形制，如文帝建霸陵“因其山，不起坟”。这种形制在当时一些诸侯王墓中也普遍存在，河北、山东、江苏等地都有发现。此后南朝一些陵墓也在山腰建造墓室。这种形式使陵墓气魄更加宏伟，远胜于积土为坟，因而唐代陵墓普遍采用。关中18座陵中就有14座采用这种形式。
历代帝王都为自己建造大型墓室。商王陵墓的墓室是一个巨大的方形或长方形竖穴式土坑。墓室有的四面各有一条墓道，平面呈亚字形。有的南北两面各有一条墓道，平面呈中字形。两周时期以及西汉前期诸侯王陵墓的墓室仍然保持商代以来的形制。战国时期的陵墓多在墓内填充沙、石、木炭以利防湿，保护墓室。汉代陵墓的墓室称为明中、方下或玄宫，整体结构宏大坚固。四面居中各有一条墓道，称为羡道，通墓室处有羡门。相对的地面道路称神道。明中内用木材构筑椁室，椁室正中为木棺。据记载，自周代起棺椁制度已有严格的等级规定。天子诸侯的葬具为多重棺椁。椁室四周用一端向内的黄柏木堆叠，称为“黄肠题凑”，内部间隔出回廊等。
西汉中晚期，墓室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凿山为陵的墓室多为横穴式，并分为耳室、前室和后室等部分。竖穴式墓则改用砖和石料构筑墓室。形制和结构完全模仿现实生活中的房屋、宫殿、院落。这种墓室结构起到了椁的作用，因而墓室内的葬具只有棺而无椁。随之周代以来关于棺椁的礼制也逐渐废弃。已发掘的汉代规格较高的砖结构墓葬，墓室内多绘有彩色壁画，或有模印的画像砖。石结构的墓室则大多雕刻画像。画的题材广泛，除了神灵怪兽、历史故事以外，主要是表现墓主生前生活的各种场面。据此推测，帝陵的玄宫一定更加宏伟华丽。汉代以后砖石发券或叠砌的墓继续应用，形式、结构不断发展变化。唐代“号墓为陵”的懿德太子墓，其墓室结构和平面布局是模仿帝王宫殿设计的。明清时期帝王陵的玄宫规模更加宏大，用材更加考究。明定陵玄宫由前室、中室、后室、耳室、甬道等部分组成，完全仿照宫殿的前朝、后寝、配殿和宫门建造，成为名符其实的地下宫殿。
夫妻合葬墓在西周已经存在。陕西宝鸡西周中期的〔yu鱼〕伯墓和河南浚县西周晚期的卫侯墓都发现了夫妻“异穴合葬”的现象，即夫妻分别葬在两个相互紧靠的墓穴中。春秋战国时代，这种异穴合葬的制度更趋普遍。汉代帝后仍然采取异穴合葬方式。《史记·外戚世家》集解引《关中记》载：“汉帝后同茔则为合葬，不合陵也。”除了高祖与吕后在同一陵园，此后各陵全部是帝后各筑陵园，改变了前代两墓并列的作法。唐代皇后合葬于帝陵，不再单独建陵。宋代恢复了汉代的规制，后妃单独建陵园于帝陵的背后一侧，形制与帝陵相同，但规模较小，多无陵号。明代采用唐制，皇后合葬于帝陵。到了清代，帝后合葬制已经不很严格，有的帝后同陵，有的帝后不同陵。后陵规模较小，唯独慈禧的定东陵例外，其建筑规模与豪华远超过咸丰皇帝的陵寝。帝陵的附近附有妃嫔的园寝，但规模低于帝后一等。
第四节 奢华的随葬、残酷的杀殉
由于我国几千年来历代统治者盛行“厚葬”，因而大量的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作为随葬品被埋进了坟墓中。这些随葬品包括礼仪性质的礼器、明器和各种日常用品、艺术品，种类繁多、数量巨大，尤其是帝王陵墓中的随葬品最为珍贵和丰富。经过历代的破坏和盗掘，这些随葬品多已散失或被破坏，仅存的一小部分，大都具有重要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
商王墓中的随葬品以青铜器最为突出，其形体之大，制作之精，为后代所不及。其中的司母戊鼎是已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两周时期诸侯王墓随葬品仍以各种青铜器为主，包括酒器、饮食器、乐器、兵器、车马器、工具等，成套配备，品类齐全。其中鼎和簋＇gui鬼＇最为重要，其数量、组合是当时贵族身份的标志。战国时期随葬品中漆器等生活用品比重显著增加。汉代厚葬之风空前严重，墓内随葬品种类、数量剧增。其中青铜器减少，并已失去“礼器”性质，改以珠玉珍宝和生前各种实用器物为主。皇帝和贵族死后穿玉衣入葬，玉衣按地位高低有金镂、银镂、铜镂之分，皇帝用金镂。
我国丝织业发达很早，古代号称丝国，随葬品中丝织品数量甚多，可惜因难以保存，所以留传下来的不多。考古发掘中，商周时期即有丝麻织品出土，湖北江陵战国墓出土的丝织品已有许多种类。汉代墓葬出土的丝织品品种更为齐全，有平纹组织的绢、纱，单色起花的绮、罗，彩色起花的锦，以及刺绣、印绘等。马王堆西汉墓中出土的一件素纱禅衣，重量不足50克，充分反映了当时纺织技术的高度水平。明代定陵出土了大量丝织物，包括大量的织锦，是研究纺织史的珍贵实物。
我国是瓷器的故乡，古代瓷器产量之大、工艺之精在世界上均居于首位。历代陵墓随葬品中瓷器数量巨大。从商代的原始瓷、两晋南北朝的青瓷、唐代的三彩，直到宋元明清的各种精美瓷器，在陵墓中都有出土，充分反映了我国陶瓷工艺源远流长，技艺高超。
历代许多陵墓中还随葬有金、银、玉、石、竹、木、纸等质地的简册、文书等。五代时温韬盗掘唐代帝陵时，看到太宗昭陵墓内“悉藏前世图书，钟王笔迹、纸墨如新”，举世闻名的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手书的《兰亭序》真迹也随葬在墓内。可惜这些宝贵文献都已毁失不存。明代定陵出土的皇冠，全部用纤细的金丝编织而成，是一件极为出色的工艺品。清代慈禧皇后随葬各种稀世珍宝，但惨遭盗掘，已大部散失。
除了随葬大量物品外，帝王陵墓还用活人殉葬和祭祀，称为“人殉”和“人祭”。这种残酷的杀殉制度开始于商代。根据考古发掘资料，商代晚期帝王墓中杀殉的人仅一个陵墓就多达160多人。杀殉的人中有墓主人的侍从、卫兵、各种勤杂人员，以及其他奴隶。
西周前期杀人殉葬很普遍，西周中期以后杀殉逐渐减少，但直到战国初期的一些贵族大墓中仍然大量存在。战国中期以后，这种残酷的杀殉遭到人们的反对，殉人减少，并出现了用木俑和陶俑替代人殉随葬。秦国在献公时废除了人殉制度，实际上并没有绝迹。秦始皇死后，秦二世即曾下令杀后宫无子女者及诸公子殉葬。人殉作为一种制度虽然到汉代已经终止，但直到封建社会晚期，其残迹仍然可在一些帝王贵族的大墓中反映出来。如明代英宗以前，妃嫔大都殉葬从死，据记载，明太祖孝陵殉葬的妃嫔竟多达40余人。
殉葬中除用人殉外，还使用牲畜，其中以马和狗最多。大多埋在陵墓附近，另设坑穴。这种制度自西周以后，几乎成为定制，战国时代更为流行。每个陵墓附近都有车马坑，其规模依墓主身份而定。临淄齐故城内齐公墓殉马估计全部可达600匹。浚县卫侯墓的车马坑中最大的一个埋车12辆、马72匹。西汉前期车和马都埋在墓室或墓道内，不再单设车马坑，数量也大为减少。西汉晚期以后，不再用真车、真马殉葬，一般改用木制或陶制的车马模型来替代。据文献记载：汉代帝陵中还将供游乐的禽、兽殉葬。薄太后陪葬坑中即曾出土犀牛和大熊猫骨骼。
第五节 精美的石刻、众多的陪葬
陵前设置石刻群，大约从汉代开始。其作用大致有两种，一种是表示战功和成就，一种是象征警卫与仪仗。现存汉代茂陵陪葬墓霍去病墓前的一组石刻共16件。设置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表彰霍去病的战功。唐太宗昭陵北门内，陈列14件少数民族首领石像，门内东西两庑〔wu五〕陈列六匹骏马，也是为了显示太宗政治上、军事上的才能与战绩。
南北朝时期，陵墓前模仿宫廷设置警卫的形式，普遍设置大型石人和石兽，有象征吉祥、驱除鬼怪和警戒保卫的作用。所设石刻的种类、数量、大小有等级区别。北魏孝庄帝静陵的前面，曾出土一件石人和一个石人头，石人双手握剑，显然属侍卫武士。南朝陵墓前面神道两旁所立石刻为石兽（麒麟）一对，石柱一对，石碑一对。自唐代高宗武则天的乾陵开始，由文武大臣和珍禽异兽组成的大型石刻仪仗队基本形成定制。南门神道两侧设置石柱、飞马、驼鸟各一对，石马及拉马人五对，石人十对，石碑一对。另有用以显示文治武功的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