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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丞相说得对！”马士英、阮大铖、还有武英殿在座的武将们，如刘良佐、黄得功、高杰等，都觉得吴应熊真是牛逼，平日里他们就被东林党人骂得都抬不起头来，觉得这些道德家很虚伪，但想回击都找不到词，吴应熊竟然能振振有词，说得句句很有道理，说得钱谦益等人满脸羞愧！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昨晚本丞相就做了一个梦。”吴应熊说：“我梦见江南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国人美其服，甘其食，乐其居，万世太平由我们开启；我梦见大明国富民强，收复辽东，鞭执天下，万邦来朝！我梦见大明的坚船利炮，将祖宗之土北扩莫斯科，东到扶桑，西吞罗马！我的这些梦想，都不是满嘴仁义道德就能实现的。”
左都御史刘宗周很安静听完吴应熊的长篇大论，有点心灰意冷，觉得“道不同不相为谋”，他决定辞去官职归隐——刘宗周一直提倡“慎独”，原文出自《礼记》：“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大意是说即使在个人独处的时候，也能谨慎遵守道德规范，不逾矩，不越轨。比如程朱理学以为：“《大学》之道，一言以蔽之，日慎独而已矣。《大学》言慎独，《中庸》亦言慎独。慎独之外，别无学也。”
刘宗周的“慎独”是另辟蹊径的，已经提升到本体论高度：“独者，本心之谓，良知是也。”他将王阳明心学进行了修正，从而把“慎独”说成是最重要的修养方法：“独之外别无本体，慎独之外别无功夫”；“独即天命之性所藏精处，而慎独即尽性之学。”
“慎独”说是刘宗周的道德修养论，主要是针对当时的士风，希望通过内省的功夫来收拾人心，使人人向善，跻于道德之域，以解救“世道之祸”，这就是刘宗周的政治主张。
崇祯即位之初，即欲改弦更张，励精图治，刘宗周被起用为顺天府尹，上《面恩预矢责难之义以致君尧舜疏》，希望崇祯“超然远览，以尧舜之学，行尧舜之道”，崇祯认为这是迂阔之言。崇祯求治心急，人才、饷粮、流寇、边患等常萦绕在心，希望群臣能拿出一些行之有效的具体措施。刘宗周却认为这些都是刑名之术，近于功利，人主应以仁义为本。因议论不合，他只作了一年顺天府尹，就告病回乡讲学。
崇祯九年，朝廷诏升刘宗周为工部左侍郎，此时满洲已建国号为清，日益强大；明王朝内部农民起义已经如火如荼，江山已摇摇欲坠，崇祯求治的希望化为泡影。刘宗周却仍希望崇祯能先修德治心，亲近儒臣，认为这才是为治的根本。他向崇祯上《痛切时艰直陈转乱为治之机以仰纾宵旰疏》，向崇祯推销自己的“慎独”之学，崇祯帝当然不会感兴趣。崇祯急求向往的是如何打退清兵，平息内乱，如何筹集军饷，解决财政危机。刘宗周对他的所作所为加以批评，崇祯龙颜大怒，传谕内阁，想加以重处。后来他又想，刘宗周素有清名，不妨放他一马，乐得一个能容直言的名声，刘宗周才得以平安过关，再次告病求归。
崇祯十五年，刘宗周被重新起用为左都御史。尽管刘宗周不太情愿复出，但君命难违，他还是去了。入朝后，刘宗周多次上疏，请崇祯革除弊政，以摆脱国家的危机。在《敬循职掌条列风纪之要以佐圣治疏》中，他提出“建道撰”、“贞法守”、“崇国体”、“清伏奸”、“惩官邪”、“饬吏治”等策略。
在关于西洋传教士汤若望的争论中，刘宗周的主张更暴露出当时儒学已经缺乏应变能力。崇祯帝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打算用汤若望制造火器，希望利用西洋的先进技术，解决内忧外患问题。如果崇祯此举能顺利进行，也许中国可以从此由冷兵器时代进入火器时代，并由兵器制造业引发一场工业革命，甚至中国近四百年的历史都要重写。但是，刘宗周坚决反对重用汤若望，更坚决反对制造火器。他说：“臣闻用兵之道，太上汤武之仁义，其次桓文之节制，下此非所论矣。”“今日不待人而恃器，国威所以愈顿也。”“火器终无益于成败之数。”他把汤若望看成异端之人，请崇祯“放还本国，以永绝异端之根。”他坚持“仁义”说，反对革新兵器，更拒绝接纳西洋的天主教。
崇祯帝急于求治，刘宗周却说先治心，崇祯帝要求才望之士，刘宗周却说操守第一；崇祯帝访问退敌弭寇之术，刘宗周却说仁义为本。故崇祯说他“愎拗偏迂”，又一次将他革了职。这一年刘宗周六十五岁，这是他第三次被革职。他在《与祁世培书》中说：“抱头南下，便无面目见江东父老。”
革职后，刘宗周继续进行学术活动，发挥“心诚”、“慎独”的学术思想，对宋明理学进行了总结，此时丞相吴应熊南渡主政，刘宗周又满怀热情来推销他的“慎独”思想，但他听吴应熊的言语，比崇祯皇帝还要求“实用”，他于是心灰意冷，站起来说：“丞相，先帝（指崇祯）之变，臣宜死；欲苟活之故，乃思烛火之躯报国也。今难以报国，乞归于山野。”
说实话，吴应熊对刘宗周还是很佩服的，他的学问虽然保守，但毕竟知行合一，历史上他效法伯夷叔齐绝食而终，私德也没什么亏欠，但是他的慎独学说，现在绝对不适合1644年的大明。
人各有所长，吴应熊知道大明现在最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刘宗周虽素负清望，但毕竟只是一位饱读诗书的学者、思想家，而不是一位运筹帷幄的政治家，不如将刘宗周从宦海漩涡之中解脱出来，让他把更多的时间投入讲学与著述之中，也算是成人之美，于是，吴应熊说：“刘大人既然要归，本丞相批准了，你就挂着左都御史官衔，饷银照发，回乡里著作讲学吧。君子慎独，于政治无益，但对个人修身来说，还是大有裨益的。”
“多谢丞相理解。”刘宗周知道吴应熊这么做，已经很给他面子了，赶紧谢恩。
这时，礼部侍郎钱谦益觉得自己受辱，也想以退为进，辞官回乡，这样还能博得个好名声，他也站起身说：“丞相既然看不上吾东林一党，钱某也就此归隐。”
“钱大人，刘大人很干净，他回乡本丞相多少觉得有点可惜。你以前犯下了滔天大罪，可没那么容易跑掉！”吴应熊厉声道。
“啊？钱某所犯何事？”钱谦益自诩为东林党的精神领袖，谦谦君子，见吴应熊这么一说，脸上严肃的神情不像开玩笑，额头上直冒冷汗！
第六十五章 搞定钱谦益
吴应熊对钱谦益的人品，是看不起的，不仅是因为“水太冷”——一般说来，文如其人，只有道德情操高尚，才具备真挚丰富的情感，吟出动人的诗篇，不过，历史偶尔也和人们开开玩笑，让人们对那些貌似尊贵的小丑顶礼膜拜，明末的“文坛泰斗”钱谦益便是这类小丑中的一个。
这时的钱谦益已负盛名，主盟文坛数十年，写过“戎马南来皆故国，江山北望总神州”的爱国诗句，但钱谦益却是一个十足的投机分子，早在明朝天启年间，他曾与反对宦官专权的东林党人关系不错。当东林领袖人物几乎被摧残殆尽后，他的感觉开始好起来，自称“硕果仅存”，“流俗相尊为党魁”，凭着明朝礼部侍郎的身份，俨然以东林党人的新领袖自居。在1644年，钱谦益的两面三刀更表现得淋漓尽致，当初和史可法等人讨论在南京拥立新君时，钱谦益主张拥立潞王。不久，马士英等拥立福王成功，钱谦益再次见风使舵，上疏猛拍马士英的马屁，并“力荐阉党阮大铖等”，结果还混了个礼部侍郎。
吴应熊道：“听说钱大人曾在杭州的红豆山庄中为柳如是特筑一座精美典雅的小楼，金屋藏娇，花费数万两白银，你区区一个礼部侍郎，哪来那么多钱？”
钱谦益不慌不忙地说：“臣虽不才，一副好的书画作品也大约值佰金。”
“哦！”吴应熊本来觉得钱谦益的钱来路不正，不想钱谦益确实不缺赚钱的渠道，他虽然数次丢了官职，但银子还是有的，但吴应熊铁了心要整钱谦益，不怕找不到打击他的丑事，他旧事重提：“辛酉那年的科举，你是主考，还记得发生了什么事么？”
钱谦益一听到“辛酉”二字，顿时就紧张了，觉得心情沉重抬不起头来——明朝时期，科举考试越发严格，但是官员俸禄低，受贿案却屡禁不止，钱谦益就有受贿案底，在朝野间的斗争中被政敌揭露出来：天启元年辛酉科的乡试，钱谦益当时任职浙江的主考官。考生田千秋在考卷中通过暗藏“一朝平步上青天”七字传递给已经贿赂的考官，最终考取了举人，这件事被揭穿查明后，相关人员都受到了处罚，田千秋的举人名分被废除了，除此之外又发配他充军，而当时的钱谦益，也因为这件事被办了个失察之罪，被夺俸、削职。这件事简直就成为钱谦益在仕途发展中不可逾越的障碍，因为不仅在案发之后他就立马遭受了惩处，直到多年后，他本拥有可以入阁主事的机会，也因为这件事情而泡汤了。
钱谦益说：“此事已经过去多年，不知道丞相为何再次提起？”
吴应熊说：“民不举，官不究，此时本丞相重提此事，是因为有人告你谋命。”
“何人一派胡言？”钱谦益的脸挂不住了，愤然道。钱谦益愤怒是因为他心虚，辛酉年也就是天启元年的江浙乡试的主考官正是他钱谦益，那一次他的确收了不少商人子弟的贿赂，并录取了不少商人子弟，但谁知由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