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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韵儿作为苏褔省女子解放运动的领袖，这些反对的声音她也经常听到，苏褔省在解放妇女方面的步调和天京方面差不多，只是没有天京那么激烈和暴力而已。洪秀全等人到了南京之后，就下了放足令，禁缠行动失之于过急，从而几近暴虐。据说进入南京后，为了提倡天足，竟然强迫小脚妇女赤脚担水，以致妇女羞愤难忍，投江跳井自杀的多达1000多人。为了强迫妇女放足。
“每掠得纤足者，必褫其行缠，剖羊腹纳足热血中，足指暴伸，顷刻新月即变莲船，惟血热于沸汤，痛彻骨髓，惨莫惨于此矣。”更有激进之人将女性小脚用刀斩下来的暴行。其后天京的做法更加暴虐，天京太平军不顾当时女子的羞辱感，在大庭广众之下强行把缠足女子的鞋袜足布一齐解除；有些地方不分年龄大小，凡是缠足的女子一概都得放足，而实际上成年女子裹成之后再放足是很困难的。有些地方无理地规定缠足女子不得在路上行走；有些地方把没收来的弓鞋足布悬挂在闹市之中大加讥嘲等等。也有一些放足检查员违法乱纪，敲诈勒索。在当时发生了多起缠足女子被逼至死的惨剧。
而苏褔省就好得多，因为有苏福新政的幌子，西殿太平军虽然也颁布了放足令，但西殿并没有采取极端激进的处罚手段，而是鼓励女性放足。洪韵儿让女营内的大脚姐妹们深入民间做女子的工作，让她们大胆的走上街头，鼓励贫苦人家的女子上女学，号召有才学的女子参加科举考试，而不是一味的以暴力方式解决问题。
但饶是如此，来自民间百姓士绅们的反对声音还是层出不穷，女学已经发生过数十次的冲突，都是女学生的家里人来学校强行把自己的女儿带回家，有的甚至还殴打教员，官司也打了不少。最后官司虽然都是打人者输了，该赔钱的赔钱，该坐牢的坐牢，但来自这民间士绅整个阶层对于放足、女子入学、女子参政等等事务上的反对甚至比那些秀才反对西学的声音还要强烈和巨大。甚至太平军官吏当中也有不少人认为，自古女子无才便是德，何必弄得女子都登堂入室的，把男子颜面放于何处？
面对这种千百年来男尊女卑的固定思维模式，萧云贵和洪韵儿都没有太好的办法，古代女子地位低下，甚至到了后世都还有性别歧视的存在，两人自然不会妄想能一举改变，只能慢慢来了。
洪韵儿轻叹一声道：“我对这女子解放之事也是颇有些力不从心，有的女子甚至自认为缠足就是女子该做的，还有些女子甚至以死相逼，我们可不能为了解放而逼死人，虽然这是为了她们好。”
萧云贵安慰道：“这件事不能用以毒攻毒的办法来办，咱们还是得循循善诱，先让一部分女子放足，来影响其他女子，同时一定要让舆宣司和王韬的报纸多造声势，配合政策上一些鼓励，比如家中女子放足的可以减免一些税收，靠这些来引导，慢慢改变现状吧。我可不希望为了这个，导致整个新政推动缓慢。”
洪韵儿叹口气道：“也只有这样了，从几个月前我就让很多放足的女子和咱们女营的人都在街上走秀，可没想到赞声少，谩骂声不少，现下不少女子忍不住谩骂声都躲回家去了，还有少数在坚持。”
萧云贵点点头道：“这事难办，只能靠女营姐妹们慢慢做工作。现在还有个更头痛的事，我们之前太过小看乡间宗族的势力，他们的存在也是制约新政的一个大因素！”
第三百二十二章 宗族势力
萧云贵说完之后，洪韵儿也沉默了很久，过了半晌才道：“是啊，当下国中的社会现状却是我们想象不到的，我们后世习惯上将由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连结起来的人称为亲族。而当下国中盛行的却是胎于血亲关系为纽带的封建宗族制度。这种以父系家长制为内核，以血缘和等级伦常关系为特点的宗族组织在国中经济、政治、文化等活动中起着极为重要的调节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和谐运行的作用。宗族组织通过联宗收族，凝聚同姓宗亲，在生产、生活乃至宗教等各个方面来维护和满足同族成员的共同诉求，进而在宗族共同体内部调节与稳定社会关系，并且保持和促进本族共同体内部、各宗族之间乃至整个国家和谐运转。宗族内部自我管理，即所谓自治性，各宗族协调社区事务，甚至涉及国家事务，而政府则给与宗族参与司法，自定族规并解决一些民事纠纷的权力，支持宗族维护地方公共秩序的请求和利于地方社会稳定的互助和办学等行为。”
说到这里萧云贵轻叹一声道：“不错，都怪满清这个变态朝廷，这个朝廷是少数统治多数的朝廷，为了稳固其统治，满清大力推行宗族管治，将地方权下放到宗族手中，宗族的权利大到可以定人生死，可以和官府商讨税率，满清甚至有政令到县而不再及下的说法。”
洪韵儿接着说道：“是啊，满清为了稳固统治，推动社会秩序稳定，首先在政策上就有所倾斜。顺治九年定有《六谕卧碑文》，康熙九年制定了十六条圣谕代替原来的六谕，雍正二年对圣谕十六条特作解说，定为《圣谕广训》。其中第二条说，笃宗族以昭雍睦，作为向万民发布的圣谕，第一次加入了宗族应亲睦的条款。满清除了用奴化儒学稳固读书人外，更用宗族秩序的根本人伦中孝、弟来稳固百姓万民！满清皇帝们知道，只有万民与宗族建立了和谐关系，王朝的秩序才能得到维系。”
洪韵儿顿了顿接着说道：“宗族本身就有对仲裁族内纠纷的族法家规，维护了宗族内部的和谐。聚族而居的宗族组织群体的一大特征就是可以作为乡村社会的控制系统，这个特征甚至到后世还有。统领宗族成员的是族长或族正，他们拥有主持宗族祭祀、掌管族众日常生活，仲裁族众纠纷等权力，民有争执之事，先经本系族正、房长暨村正与村之贤德者平之。雍乾时期，曾谕令试行族正制，作为政府与宗族发生关系的中介，并授予族正准官方身分。雍正四年，聚族而居的村庄，宗族势力强大，清政府专门规定，地方有堡子大村，聚族满百人以上，保甲不能遍查，选族中有品望者立为族正，若有匪类令其举报，倘徇情容隐，照保甲一体治罪。”
萧云贵嘿了一声道：“满清还授予族长承嗣权、教化权、经济裁处权、治安查举权、对族人的生杀权等权力。使得族法族规往往得以先于官府解决族内矛盾。这赋予了介于民众与官府之间的组织，不可否认宗族制度还真是替满清解决了不少麻烦的。”
洪韵儿单手支颐叹道：“宗族带给我们新政最大的阻力还是在经济上。宗族的经济基础对救济族人，维护宗族关系作用巨大，在明清以前，产业多属于小农私有，之后逐步集中为公产或族产，使家族组织的经济功能日益增强，逐渐演变为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实体，从而推动家族制度的广泛发展。族人对某种事业的共同投资密切了之间的往来，共同的利益基础使得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族田是江南宗族经济活动的基础。宗族地主以族田是公产、不容侵犯为名义，动员全族族众的力量，极力维护宗族对族田的所有权。在族田公有的旗号下，族众一般都会将其当成宗族的公产来保护，加强了族人的认同感。自从嘉庆之后，满清治下贫民阶层不断扩大，而清廷救济能力却每况愈下，清廷的救济政策重心不得不由直接救济转化为劝民捐输。就好像咱们太平天国起兵以来，江南宗族响应清政府和本族乡绅的号召，积极捐输筹饷捐粮，甚至还组建团练自保，实在是令人头痛。”
西殿在苏褔省建立乡官、乡兵制度之初，因为西殿任命的乡官、乡兵头脑等人都是当地百姓自发推选出来的。而这时候的百姓会推选什么人出来担任乡官、乡兵呢？在这个九成以上都是文盲的国度，百姓们推选出来的人一定是乡间德高望重的人，这些人往往就是宗族的族长。
太平天国占领苏褔省后，只因西殿的教义推广和各种政策还算平和，对乡间宗族势力真正的影响不大，敢于反抗的宗族势力被太平军毫不留情的消灭掉了，但大多数的宗族势力并没有直接反抗太平军，这些宗族势力都是明哲保身的选择了沉默。
后来选乡官、乡兵头脑，这些宗族势力也没有太大的反对之声，毕竟乡官是百姓来选，乡官定然还是族中族长担任，甚至什么按二十五户编为一个两司马，在宗族势力来看这和从前的里正制度差不多，所以也没有什么矛盾产生。至于乡兵建立这更好，宗族势力中便有自家子弟组成的乡勇团练，平日也是用于保护村坊的，宗族大家也倒是欢迎的。
可随着西殿开始进行新政，一系列的田地制度、司法、财税、法令开始下达后，宗族势力开始反制新政起来。苏福均田制是第一个对宗族田产产生巨大影响的制度，宗族势力中往往都有公田、族田，这些田地是差不多算是集体所有的田地，而均田制的要义就在均田二字上。掌握着族田中大头的族长、族正们自然不愿把好不容易霸占到的多数田地拿出来分给族中一些旁支亲族。而均田制中规定，凡一族共有土地者，当按族中人户均分田地。于是矛盾就来了，乡间宗族之内关于分族中田产的官司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同时西殿很多法令都是朝着工商经济发展的方向而制定的，与宗族势力中自我保护的经济模式有很大出入，萧云贵的初衷就是打算扶植工商业来打破乡间的小农经济，打破这种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只有让土地无法容纳的农业人口转为工商人口，把农业资本转化为工商资本，把小农手工商品经济转为工业商品经济，这样才能让苏褔省走上富强之路。
但萧云贵和洪韵儿都有些忽略宗族势力的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