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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士礼中校惊奇的发现，在得知檄文的内容之后，天津城的市民们没有欢欣鼓舞，没有迸发极高的热情参与到这场捍卫皇室的战争中来，相反他们更加的悲观和怯弱。从一位长者那里吴士礼听到了这样的话，“恭王爷是奸王？他似乎没犯什么错，倒是你们来了之后，我们的生活一团糟……”吴士礼很欣赏这位长者的坦率，过了几天之后，他再去探望这位长者的时候，没见到人，听说他在街上被几名喝醉酒的印度锡克兵开枪打死了……
于是，吴士礼中校得出这个国家的百姓对于皇威和皇权淡漠的结论，他们对于皇权只存在畏惧之心，而没有半点敬仰之情，要他们为争夺皇位、皇权献身似乎是不大可能的。
但不论如何还是鼓舞了一批人，那就是绵愉以下所有站出来反对西太后的军将士兵们，他们有了效忠的对象和目标，也有了合法的大义名分，可以将战争延续下去了。
联军在天津城内休整了数日，随后传来的情报显示，溃败的清军在通州重整旗鼓，僧格林沁在一座通往京城的桥上竖起大旗拉住溃兵，最后他集结起了一支三万多人的部队。于是这位蒙古王爷还是阴魂不散的挡在联军前往京城的道路上，是如此的不离不弃。
虽然两万多英法联军加上四万余绵愉、荣禄的清国盟军，联军在兵力上第一次处于优势，但大家都承认，挺进北京，风险四伏。在塘沽地区的磨难，让联军上下都认为，这次进军有可能再一次被拖长，途中困难而危险。
这天，坏消息又传来，据海军的侦察情报，因水不够深，在天津白河上游，联军的船只无法航行，而天津原本足够多的内河船只被僧格林沁拿去填河，联军在这一地区没能找到适合内河航行的船只，因此想靠河道运输军需物资的打算落空。
而法军运输工具不足，他们缺少马匹、骡子、牛车等等，吴士礼怀疑骡马、牛等东西在塘沽时都被法军充作军粮吃掉了，所以联军军需运输供应问题严重。
这仅是一系列困难的开始，是一场真正大战的开始。对于统领这支联合远征军的两司令来说，真正严峻的问题是，他们必须坚决地冲向一个全然陌生之境。联军将进入什么样的地方？部队及行装和炮兵是否会被意外的困难和障碍所阻？海军因水深不足无法溯河而上，那么联军安营扎寨和物资供应将有何来源？而部队给养可能出现的困难及所带来的危险，比要战斗更为可怕。
好在他们的清国盟军给了他们战胜困难的信心，经过惠亲王绵愉和荣禄的筹划，清国军队派出一万骑兵和步兵充当前锋，格兰特和蒙托邦相信他们的盟军熟悉本地情况，能做得比联军要好。而英法联军尾随其后，他们打算稳扎稳打，建立稳固的后勤保障线，用6至7天的时间，一段一段地逐步向北推进，直抵通州，那里是清朝都城北京最后的门户，距北京不远。
攻占天津之后的第十天，清国盟军前导部队在前，联军分3个纵队，相隔一天出发。第一纵队在4月15日起程，包括英军800步兵和600骑兵以及2个阿姆斯特朗炮队，额尔金骑马跟随。法军纵队随后出发，秩序井然。由冉曼将军部下3000人马和2个炮兵连组成。
法军和法国使团出发的情景非常壮观，法国使团随军出征，占有显要地位。两个北非骑兵开路在先，紧跟而来的是葛罗男爵的轿子，由身强体壮的南洋苦力抬在肩上。接着是蒙托邦将军及参谋部成员。走在后面的大队伍，兴高采烈地行进在中国土地上，为越过先躯者们止步的界限而倍感自豪。
据说，葛罗本想留在天津，等候事态的发展。他觉得，这样“对于使臣来讲，比去冒征战风险更为适宜，更合身份，更方便些”。可是激奋不已的英使额尔金不听他的意见，不愿离开英军主帅一步！葛罗于是不得不也随军而行。
在致外交大臣的信件中，他写道：“一场如此特殊的外交之战，无论它对我来说有多么艰难、严酷，我都毫不犹豫投身其中；在天津与我们的清国盟友达成一致后，我便随法军一同前进了。”
为此，葛罗带了一支可观的外交使团及车队，有一批要员和随从，25辆马车、4顶轿子以及40来个南洋苦力。随行成员中有秘书巴士达和韦努耶、通译美理登和德拉马神甫、特里科海军上校、沙内将军副官约雷斯上尉，以及使团和军队联络员年轻军官布布隆。另外还有5名欧洲仆从，3位中国文人和8名水手等。葛罗率的随军使团享受军人同等给养，由军需处供应配额饼干、熟肉及白酒等。
第二纵队由英军后续部队约2000人，由米启尔将军率领，随后出发，法军四千人紧随其后，接着就是绵愉和荣禄率领的清国盟友大军。
第一纵队上路后的第三天夜里，营地突遇暴雨袭击。大批护送物资的壮丁（大部分是天津当地人组成，由恒福总督征募的）乘机开小差，并把马匹和骡子带走。这是否是僧格林沁插手所致？总之，联军曾这样怀疑。就在天津，不知是意外还是敌意，联军马厩竟然失火，一些马匹烧死，幸亏多数马匹及马鞍绳索被救出。
总之一路上，联军部队总是遭受着莫名其妙的事故，联军似乎遭受了更多的敌视和敌意，局面令人担忧。
每日行军，均由一支新纵队轮流开路。每段行程都相当短。天气逐渐开始炎热起来，穿越沙质的平原，道路两边尽是高粱地，高粱比骑在马上的人还要高，暴雨过后道路泥泞不堪，故而行进非常艰难。雨天的泥泞道路给联军带来了困难，清国联军也来帮忙，但人力始终不能和大自然相抗衡，联军部队再次陷入糟糕的境地，不知何时能继续前进。蒙托邦将军极为沮丧，他的部队陷入缺少给养的瘫痪状态，沿途能找到食物的村落很少，要么就是空无一人。
更加令人沮丧的是人员的逃亡，天津的壮丁基本已经逃光，在逃走的时候，他们还煽呼走了不少南洋苦力。南洋苦力们在此前的抢劫中发了财，据说很多人愿意回到故土而不愿意再做这种伺候人的事。就连葛罗特使的轿夫也逃走了，他们甚至带走了轿子上名贵的几件饰品，葛罗特使则更加绝望……
幸运的是，如上尉参谋沙努安所说，“天无绝人之路”，炮兵上校本茨曼和架桥兵上尉布莱维尔在露营地周围转悠时，发现远处桅杆高耸。有桅杆，必有船只；有船只，必有航道。果然，那条河流仅由高粱地隔开，与联军营地近在咫尺，有无数帆船从通州南下。
经打听，船老板们回答说，这条河系北京运粮通道。原来是海军弄错了，把这条150米宽的河流与不通航的小运河相混淆……
侦察明显有误，同时联军海军自以为专业的侦查手段误导了联军统帅部，而联军也非常傲慢的忘记了请教他们的清国盟友关于河道深浅的问题，于是联军讲究科学的海军侦查员们一口咬定白河上游过了天津3公里就不再通航，连两头尖的小木舟也不行。对海军所犯的这一错误，贝齐亚上尉严加抨击，而格兰特和蒙托邦更加重视这个事件，他们为自己部下的自以为是和傲慢态度付出了代价。
当再一次开会时候，吴士礼像中方盟友说明将使用新航道运送补给的时候，绵愉和荣禄一脸吃惊的模样，原来他们没有理会联军的水路问题，以为联军已经知道这条航道的情况，于是双方闹了一个大乌龙，这与上一次攻打军粮城时候，联军把攻城梯忘记在北塘村是一样的搞笑。
于是，60来艘中国商船被征用，日租金2个皮阿斯特。架桥兵把船只集合起来，而将船员妥为扣留，由此组成两支船队。一支运送病员回天津，返航时装载粮食和弹药；另一支负责运送原来由马车装运的东西，苦力逃走后，马车已经没用了。上述行动迅速展开。杜潘上校向架桥兵，尤其对那位被他冠以“浮桥上尉”绰号的布莱维尔表示敬意，赞扬他们“拯救了对华远征”。这场“远征”再次走运。多亏这支临时组建的“海军”，联军才能自天津获取保证充足的给养。
对于联军征用中国船只，荣禄也感到困惑，按照僧格林沁的脾气，这些船只是不可能经过通州南下的，随后他审问了那些船主，得到的消息是僧格林沁部也断粮了，他丢失了天津的军需辎重后，通州缺衣少粮，而这些船只本来是他派出南下准备到北仓运送一批粮食救急的，他在北仓还存放了一批军粮，结果只运送了一趟就被联军截获了。
荣禄笑了起来，僧格林沁似乎已经乱了阵脚了，没能抢出多少粮食反倒暴露了北仓这个军需点，同时还让联军得到了宝贵的船只……
第六百零四章 虎头蛇尾
绵延的丘陵在天际展开，在这美丽的景色中，联军部队行进极为惬意，这种惬意在暴雨和解决后勤补给问题之后显得格外轻松。在津京一半路程的漂亮小村——河西务，法军纵队、英军纵队和清国盟军的先头部队会师。次日，英军第二纵队也到达驻扎下来，接着是法军第二纵队主力达到。
这样联军从天津出发的几支人马都汇集到一起，军容空前强大，因为有了清国盟军的加入，格兰特和蒙托邦都将请求援军的事抛诸脑后了。几场讨厌的春雨之后，春天的气息降临，气候十分宜人，供给毫无问题。当地盛产蔬菜、山药和白薯，而且还有上等葡萄之类的，令吴士礼等人甚为满意。整个行军没有超过原来的预期，只是泥泞的道路给炮兵们制造了点麻烦，原来预计花费6至7天时间逐步推进到通州，联军还准备接受沿途清军马队的不断袭扰，但行动四天后就基本达到了通州，看来僧格林沁还在忙于整合队伍，并没有派出任何一支部队前来打扰联军的行动。
第二天，英法和清国盟军联合行军，前进至通州南5公里之处，在白河支流畔张家湾镇附近安营扎寨。通州是一个拥有40万人的重要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