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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的痛哭，毛泽东自己也难以忘记。
林彪讲话以后，他对林彪又提起当年进城时候的激动。林彪说：“在伟大的胜利面前，我象主席一样激动。仗没有白打。”毛泽东神情严峻地说：“形势大好。不能松懈。我呀，一辈子可能就只干这两件事：一是把蒋介石赶到了那个小岛上，二是现在的文化革命。头一个是成功了，第二个还说不定。”
“主席看，人民是紧跟您的。你指到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
毛向林彪伸出温暖的手。林彪的冰凉的小手使毛打了一个寒战。
在毛泽东那张巨大而肥厚的手里，林彪感觉到的却是帝王的信任和鼓励。
第八章 贵族面目
文革的烈火使北京看起来异常动荡。
秩序被打乱，贵族们的梦境不那么安详了。
也许你不这样想，也许你还崇拜那些沙场征战的将军，同情那些日理万机的领导。这难怪，许多文学作品将他们描写得非常高大，而你或者你的父母确实曾经得到过中共政策的恩惠。这都可以理解。我就是你，我曾经就是你们中的一员。
但事实上，掌权后的共产党发生过一次普遍的意识形态大变动。这次变动是无声无息地进行，悄悄地完成的。变动发生在建国以后，变动的内容就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的关系。这个变动可以称之为忠君运动。
胜利了，进城了，战马换上了汽车，草鞋换上了皮鞋，手枪换上了大印，延安的窑洞变成北京的中南海、紫禁城。当年兵戎相交的硝烟战场，现在变成了礼炮、仪仗队和红地毯，变成了灯红酒绿的宴会和歌舞升平的焰火和美女如云的大厅。
而外在的变化和意识的变化大体是同步的。毛泽东和他的战友因为胜利而迅速将党的领袖神化了。传统的真命天子的画像悄悄地移动，覆盖在毛的形象上。一切都是那么完美地重合了。起步于乡村，揭竿于草莽，这是几乎所有帝王的发迹的起点；疆场驰骋，征战南北，这正是天子创业之路；不得意时避难于陕北，十二年生聚，十二年牺牲，生产自救，卧新尝胆，不正是周文王的故事吗？一旦羽翼长成，便暗渡陈仓，力下三秦，不正是汉高祖的写照吗？如果不是帝王，怎会有那样魁梧身材？果然龙颜天相，连韶山的风水都反映了天子之气。一切都顺理成章，天命如此。
他赢得那些战争，不是偶然的，历史上要几百年才出这样一个人。这样的人物不是谁想当就能当得了的。那是命中注定的福气。他的地位是无可争议的。他的话和皇帝的圣旨一样，他的生命就是现代的龙体。一切的一切都要听他的吩咐，听他的裁判。和他顶牛是有悖于传统的行为。他既能胜利指挥过去，就能正确地安排现在并完美地构思将来。
于是在承认和确立了毛的地位以后，所有的革命战友都顷刻成为毛氏王朝的臣子。皇帝被确立的同时，贵族也就确立了。战将变成权臣，谋士变成了幕僚，大小走卒都加入了那个贵族队伍。他们利用思想与文化垄断的便利，互相称兄道弟，起了一些可爱的名字，老总、老帅、大姐、同志，等等。
实际上，他们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将领和谋士，而是帝王的家族成员了，即使他们有时与平民一样喝麦片粥，走平民走的田埂，但他们仍然是贵族。当他们不愿喝麦片粥而要喝明代的陈年老窖，或者要坐专机去大江南北旅行时，任何平民也没法攀比。这还是其次，最重要的是他们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享有广泛的选择性和决定性，还拥有所有法律的解释权。他想叫你舒服一点时，你会得到赏赐的自由；当他想控制你时，那个天罗地网随时都能置任何人于死地。他们不仅剥削人们的物质创造，而且还强占整个社会的文化财富。它的宣传机器不断地散布宗教式的欺骗，叫人们拥护新皇帝和新贵族，遵守他们的秩序，有时甚至动员人们愚昧地贡献生命，引诱我们美丽纯洁的姐妹牺牲贞节，还说这一切都是“自愿”和“光荣”！
这个队伍在形成之初，是铁板一块的。外部的危险和内部大量的利益分配，使他们不能也不必要有纷争。但不久，那些已经到手的利益就变成天经地义的，新的利益分配使他们各个部分都感到不公平。于是矛盾就表现出来。由于农业社会和农民的特点，农民文化产生的党派在行为上缺少资产阶级那种讨价还价的妥协精神和民主制度，各派之间的斗争往往非常残酷，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在巨大的政治开阔地上，没有商量，没有让步，没有精明和机智，只有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领袖、老帅、革命家这些词语，那时已经是贵族的概念了。
贵族的三大特点：政治上的世袭领地特权；经济上吃俸禄；文化上的血统观念。
只要比较一下这三点，就会发现革命家与贵族一模一样，不过染了个红色而已。他们的头头是终身制，次一等的也基本上是世袭。尽管口号是平等和公道，但是实际上他们和他们的子女拥有比平民多得多的机会和道路。他们吃着工资，享受着种种特权，连医疗证都是不同的，还有特供商店和俱乐部。工人有什么？农民有什么？除了干活，什么都没有！看那些自称革命家的贵族们，多么伟大！他们的每个成员，个个都是有多大的权力就有多大的领地的王。在那里，从天上的飞鸟到地下的蚯蚓，都属于他们。他们几乎想干什么都行，平民却什么也不能干，因为他们说平民的一切都由他们代表了。为什么他们可以代表，因为他们是一种血统。他们在所有的传略中都将自己写成具有天生革命血统的人。具有这些特点的人，不是贵族，又是什么呢？
然而北京的新贵族大都是土贵族。他们没有脱去乡村的蓑衣，就换上了列宁服或中山装。这个变化使他们还无法良好地履行传统贵族的责任。平时，他们能够互相关怀，尽量地悄悄分配利益，互相达成谅解。但是当危险到来的时候，他们就慌乱紧张，失了应有的仪态，贻笑大方了。贵族精神的实质中包含了讲究名分和尊严，也讲究责任和同情的内容。他们喜欢偶尔对平民显示居高临下的关怀，以便验证自己的地位，表示自己的优越，尽管他们对平民的利益是漠视的。北京的土贵族连这点也做不到。他们在动乱到来的时候，互相遗弃，互相责骂，互相揭发，很快就溃不成军。中国的这批人，在起义成功前发挥了农民的优秀的一面，坚韧顽强，朴实诚恳，节俭勤奋，英勇善战，等等。但是，成功以后，他们常常马上暴露出农民和市民的双重弱点：好大喜功，得意忘形，奸诈油滑，贪婪挥霍，不求进取，津津乐道于自相残杀，不顾老百姓的生计与死活。同时，他们还渐渐学习到传统贵族道德上的虚伪和文化上的封闭。如果你仔细对比一下，并且花点时间刻意观察，就能发现那些自以为十全十美土贵族实际上狗屎不如。
出身平民，充满野性的毛泽东热衷于农民的理想，并不甘心走旧皇帝的老路。他既是当代贵族的精神依靠和体制资源，同时又对贵族具有很大的威胁性。前者，在意识到自己是钟馗；后者，他还是要打鬼。这是毛泽东的过人之处。他不习惯程序，希望获得自己的绝对的自由，这不是本分的贵族的保守风格。他对平民有蔑视的精神，但也有亲热的感情，他的血液是用韶山农民的染色体造就的。进入北京以后，他使用贵族的权力，去奋斗一个穷人的荒唐目标。他看不起贵族，也不愿意保护贵族，尤其是那个时候。
当时能够保护上层这些上层贵族安全的，就只有周恩来了。毛、林正嫌天下乱得不够，恨不得将那个秩序打翻，弄它个底朝天呢！他们当然不愿保护坛坛罐罐。城门失火的时候，顾不上池鱼了，在所难免。愿意保护贵族而又具备权力和文化条件的，其实只有周恩来一个人。周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如果能在保护自己的同时也能够保护那些人－－那些可以写进历史的有价值的人物－－他感到甜蜜、幸福、值得。
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晚上，北大红卫兵冲进政协、人大常委章士钊家中，把章吓得面如土色，眼睛发直，嘴唇发青。他找到周恩来，哭诉了悲惨的情景。周募地站起来，说：“这还了得！我马上去找主席去。”
周恩来对文化界的上层分子很注意保护。一发现这样的事情，他就不由得激动起来。他觉得责无旁贷义不容辞舍我其谁。但是，谨慎而聪明的邓颖超打了个手势，把他止住了。
章士钊看见了，悲伤地说：“小超啊，难道你看见这样的事情能无动于衷吗？”
邓颖超说：“老人家你放心，这件事我们不会坐视不理。你等我们的消息吧。”
章先生走了，邓颖超才对周恩来说：“你这么就去主席那里，他会怎么想？如果落下个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感觉，就是非常危险啊！”邓颖超的话提醒了周。周想了想，打电话给章先生说：“群情见上达，然后下行。现在受冲击的不止你一个人。如果章老能带头反映一下，我就好办了。主席欠你的人情啊。”
当年毛泽东穷困潦倒时，曾向章士钊借钱。尽管那时毛名不见经传，但章士钊不愧是有眼光的人，他预见毛泽东大志有成，当时不过是英雄处于危难之中。于是章当即借给毛一万块大洋。这个数目在当时是很大很大的，现在也还不能算小。解放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