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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走后，林彪对叶群说：“你这女人，不要小人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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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将相不和
文革的烈火彻底地被扇动起来了。
青年学生年轻幼稚，血气方刚，本来就易于驱动。加上这批人受革命教育和红色熏染多，容易参与反“四旧”之类的活动。当时，升学机会已经被剥夺，学生也没有什么好干的。最初，很多人希望以积极参加文革获得良好的政治评语，以便将来参加升学考试，或者入党入团。再说，学生出身大多是平民，对秩序和等级本来就反感，他们不满现实，斗争贪官打倒掌权者，可以缓和对官僚与社会的不满。毛泽东对这种一举两得的情况，是早就琢磨清楚了的。利用红卫兵制造大乱，毛泽东胸有成竹。
红卫兵的纲领其实只有一句话：跟毛主席干革命。青年人将下面的口号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关心国家大事，防止修正主义；革命不是绘画绣花；青年人要到大风大浪中锻炼；斗争可以免疫；不要怕犯错误。
不难看出，他们在形式上是自由的，但精神上还戴着沉重的宗教式的枷锁。
最初的组织成员是讲究出身成分的，尤其是官办红卫兵。后来，动乱需要更多的人，组织上就不能管了，谁想参加都能参加，不准参加红卫兵谁就是压制群众。稍微有点组织能力的，都可以自由地组织红卫兵团体，只要写明该组织的任务是革走资派的命的就行。基本上没有批准手续，只要有名称、旗帜、袖章就行。后来有了派别，才产生了联合与上下组织挂钩的关系。
当时红卫兵的主要的派别有：造反派，保皇派，消遥派三个派别。
红卫兵做了什么？前期破四旧活动中，红卫兵热衷于更改地名、人名、校名，焚书、毁庙、打击出身不好的教师等，还有很多抄家打人行为等。这些其实都是在工作组的指挥下干的，后来清算造反派，也都算在个人身上。所谓立四新，主要是搞毛泽东的崇拜，语录、像章、请示汇报，打击小业主，反对服务中的等级，如澡堂不分雅座迟座、理发店不烫发，饭店不准办酒席等。不准赌博、游戏、穿高跟鞋等。不准穿奇装异服，不准住太大的房子，三轮车工人要减少；报纸杂志不能发稿费；黑五类要下乡劳动改造；结婚不能送彩礼，戴耳环坠子也不行；戒烟戒酒，严禁叫洋名称；使用简化字。等等，不一而足。
工作组撤销以后，红卫兵的曾经忙于串联，到处旅游取经，热闹了好一阵子。毛泽东所希望的文革局面，是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工作组全部撤出大中学校后才正式开始的。这个阶段的最重要的特征，是自由结社。
如果说文革还有些价值的话，这个“结社自由”是其中之一。虽然，可以说那种结社还是按照毛泽东的意图进行的，但是那主要是内容。结社这个形式本身还包含着更丰富的意义。它象征着一种权利，红卫兵从中得到了这种权利意识。它是一种自由，使用这个形式的学生和工人、农民、市民、干部，都享受了这个东西的味道。同时，它又是一种难以清楚的抗体，当集权和专制的病毒重新加诸他们身心时，这个曾经起作用现在仍然在身体内的抗体就会抵抗，保护自己的身心权利。
这个自由结社的灵魂占据了文革整整一代青年，甚至更多的群众。尽管它是中共和毛泽东无心插柳柳成荫，甚至是利用学生参加搅乱社会的活动，但是政治权利的出现和行使，都是在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用中进行的。毛泽东得到了毛泽东的，学生得到了学生的。毛要在动乱中打破刘少奇的秩序，夺取刘少奇的权力。青年人可以在自由结社中渲泄被集权制度压抑的苦闷，他们没有必要为了刘少奇而牺牲这种权利。
自由结社所动员起来的政治热情、权利意识和反抗力量，使那一代人对文革难以忘怀，这也是统治集团中最保守的分子始终不敢放心那一代人的原因。陈云三番五次地告诫，不要使用那些当年当过红卫兵，组织过造反社团的人作了接班人。他们，所有的中共贵族都视自由结社为洪水猛兽。只要允许自由结社，这些社团之大多数都是难以为中共控制的。自由是专制的天敌，是中共的咽喉所在。中世纪贵族在持剑上阵前，首先要用盔甲保护咽喉和心，社会也是这样。
上海的自由结社，造就了几个甚至几十个规模庞大的群众组织。这样的组织在上海首先出现，是不足为奇的。那里的自由意识是跟着殖民者的船只、西方宗教、资产阶级文化一起进来的。他们得到的最早，而且多次实践过，一有机会，就会做得象样。
搅乱秩序，夺取权力，这是毛泽东的战略安排。
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海各群众造反团体联合起来，夺了原上海市委和市政府的权。参加夺权的，有几百个组织。当时的主要领导人是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
张春桥是市委干部，文革开始前就已经得到毛泽东的信任。姚文元更是早已在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后名扬全国。王洪文当过兵，后来在工厂里当保卫干部，是文革中所谓直线上升的典型，不符合贵族规定的上升秩序。他们整理的材料说，王在部队里目无纪律，散漫，出外不请假，甚至在战争中一人出去抓鱼。领导上批评他，他就顶撞。他害怕艰苦的生活，困难时期曾偷吃老乡的咸菜和土豆。去过朝鲜，不敢打仗，灰心丧气，要求到乐队吹喇叭，极力要求回大陆。在上纺十七厂当学徒时，师傅教他技术，他不学，说他将来要吃政治饭。在保卫科当干事，想当副科长不成，文革就造反。
这些材料显然目的在于诬蔑丑化王洪文。但是也能多少看出来，王不是个循规蹈矩的人。当时在自由结社时期参加并领导造反组织的，大多是这种对旧秩序不满的人。还有很多人是多年来就感觉受压，迫切希望改变环境，希望轻松一下，所以参加运动的热情很高，行动起来也相当坚定。
上海夺权是毛泽东的得意之作，单单张春桥、王洪文是不敢做出那样大的事情的。
毛迅速批示了上海夺权的报告，立即向全国发了消息，肯定上海夺权是革命风暴，并号召全国学习上海。但他不同意将夺权后的执政机关称为“上海人民公社”。他知道这样的上下一起夺权，是会刺激很多人反抗的。没有军队参加，不可能取得胜利。于是毛泽东指示：军队应当支持夺权。军队、干部和革命造反派应当联合掌权。那个权力机关的名称，以叫“革命委员会”为好。
以成立革委会为目的风起云涌的夺权风潮席卷全国。最先成立革委会的一批省市是上海、黑龙江、贵州、青海、山东、内蒙古。两报一刊为它们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社论，从东北的曙光到西南的春雷，都给予极高的评价。这个夺权风潮迅速扩大，上到省市自治区，下到生产大队、车间和商店，都在夺权，连军队院校也夺权了。毛还嫌不够，几次发出可以向国务院夺权的呼吁，所有的堡垒差不多都拿下来了。
半年之内走完了这两大步，动乱与夺权。毛泽东很高兴。先前，他认为整个官僚体系都是为刘少奇说话，被刘少奇控制的。现在看来，那个盘根错节的大体系已经顷刻瓦解，全面垮台。政治的威胁原来没有那么大，人民还是听我的。他自己把敌人想得太强大了。这样大的战役，这样猛烈的炮火，这样巧妙的障眼法，一定是把老刘同志弄昏了。毛泽东不由得可怜起刘少奇来。他此时想找刘少奇谈谈。
一月十三日深夜，毛让秘书去接刘少奇前来谈话。
毛已经搬进大会堂的浙江厅，不住中南海了。有人说那是毛泽东故意离开那里，让红卫兵去折腾中南海，揪斗刘少奇。但是也有人说当时全国情况变化很快，毛又处于政治的欢畅情绪下，不想在丰泽园，而要到大会堂去指挥整个文化大革命。
刘少奇来了，清秀的刘少奇已经瘦削不堪。他苍老了许多，完全失去了先前的精神。
他知道，这很可能是最后一次和毛泽东谈话了，也许是最后一次在这个院子里走动。所以，在走进那个四合院前，他注意留心看了一眼那里的树木、房屋颜色和地上的花草。他不能停止，也没能够记住任何东西。
“由于我的世界观……”刘少奇先检讨自己的路线错误。
毛泽东安静地听着。他好象不很注意刘少奇的检讨，随便地抽着烟。
“我承担这些责任。”刘少奇诚恳但无可奈何地说：“我要求辞去一切职务。”
“这个要求，等中央开会时再讨论吧。”毛泽东象一个猎人扒拉着猎物的皮毛欣赏胜利似的，显得轻松而自豪。他看着刘少奇暗淡无光的眼神，刘少奇马上就躲避了。毛泽东说：“很多人都希望对这个国家尽到责任。可是到底谁的药方适合病人，就不是个简单的事情了。这不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群众掌握了真理，就会选择，这是很残酷的。我们一起共事好多年，希望你能够把事情想清楚。对党有什么要求，也提出来商量。”
“我有两个要求。”刘少奇瞥了一眼毛泽东，口气温和而软弱：“我希望能够回老家，或延安种地，安度晚年。第二呢，希望这样能够促成文革早日结束。”
这话的意思显然就是：你搞这个绝户文革，不就是要整我刘少奇下台吗！我现在想清楚了。你早就想这样的，我还以为是意见之争呢。为了中国的生存，为了党和党的干部少受折磨，我现在就退下去，你的文革也尽快收场。那我就谢谢你了，谢谢啦！
毛沉吟了一会儿，说：“有些话，你还是不十分理解。好好读些书，多思考点问题。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穷，要想跟着别人的路子走，是没有出路的。一种生活方式没有理由讥笑另一种方式，所以我们不必怕资本主义。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