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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胜华同志出身贫穷，是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医生，是陈毅同志送他去卫生学校学习的，工作一向勤勤恳恳，似乎不会有问题。戴胡子是罗炳辉同志从吉安起义时带过来的，他虽然在吉安开过诊所，但一直是一个很本分的医生，来到部队后作风很严谨。姜齐贤是从国民党军队俘虏过来的。有人怀疑是可以理解的。但，我觉得出了事故，应该先查清楚，不能先定框框，不应当随便怀疑人。“
“我同意你的看法。目前敌我双方正在交战，形势很复杂，许多问题应当想得深一些，但也不能无原则地冤枉自己的同志。”
“政委，我这就去找姜齐贤部长，要尽快把事情的症结查清楚。”
“好吧！瑞卿同志，有情况及时汇报！”
“是，政委。”
罗瑞卿挂上电话，带上警卫员，连夜找到了卫生部长姜齐贤。姜齐贤此时很苦恼，他明白自己的历史。但他自从来到一军团，一直尽心竭力地工作，军团领导也十分信任他，他自觉问心无愧。但是鉴于目前的情况，他又忐忑不安。
当罗瑞卿问及他对这件事的看法时，他说：“罗局长，不管别人怎么怀疑我，我觉得您会把事情弄清楚的。至于那批药，我也在怀疑是不是奎宁。因为我们的药大多来自战利品，有些药有标签，有些药却是散的，大家只能凭经验判断哪种药。从病人的反应未看，不象是吃了奎宁的反应，倒象是吃了兴奋剂的反应。我已经从戴济民同志那里取来了药，大家正在化验，也许结果很快就出来了。”“姜齐贤同志，我相信你和卫生部的工作人员对革命是忠心不二的，你们认真地工作吧。”
罗瑞卿见姜齐贤已经在进行鉴别工作了，就回到住处。第二天早上，他正在听一个保卫局干部汇报捉到一个特务的情况时，电话铃响了。他抓起电话一听，是姜齐贤。要他快去卫生部一趟，事情搞清楚了。
罗瑞鲫大步流星地赶到了卫生部。姜齐贤、戴济民等人立即迎上前来，告诉他，问题确实出在药品上。游胜华当奎宁用的药，是吗啡，它的颜色、大小和极苦的味道，和奎宁相似。红军此时又极缺奎宁，对吗啡极少接触。
姜齐贤带头做开了检讨：“罗局长，这是一次发错药的事故，这责任我首先有份。”“不，姜部长，是我的错，药是从我手里发出的。”戴济民打断了姜齐贤的话，挤到罗瑞卿面前说。
“同志们，查清原因就好了，责任大家都有。你们能在医疗设备简陋的情况下认真工作，这就很不错了。下次打敌人时，我们一定注意搞到更好的设备。”
大家都笑了。
戴济民摸摸自己的脖颈说：“罗局长，多亏您工作细心，要不，我的这颗脑袋怕是早掉了”
“不，应该首先感谢聂政委，是他直接抓这件事的。我现在就去向他汇报情况，你们去接游胜华同志吧。”
于是，各人分头行动。这次事故终于没有发展成政治斗争。
在后来的一次给保卫局干部讲课时，罗瑞卿以这件事教育保卫局干部，要养成调查研究的习惯，养成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他还把新闻学中的六要素概括为“六何”，即何人、何事、何时、何地、何故和如何。他要求大家把这“六何”运用到保卫、侦察工作中，避免发生大的差错。
由于罗瑞卿的出色工作， 1933 年他被授予二等红星奖章一枚。
聂荣臻后来谈及一军团保卫工作时，总结道：“我记得我们在一军团，干部有了错误就批评一顿，没有随便扣上‘敌人’的帽子，没有杀过一个干部。”联系当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时期的历史实际，做到这一点是多么难能可贵。
1933年春。第四次反“围剿”两大战役的间隙。
罗瑞卿受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的委托在全面抓保卫局工作的同时，抓起了文化娱乐训练班培养文艺骨干的工作。按照罗荣桓主任的原意，这个文化训练班的主要任务是配合军队的中心任务排练文明戏，为部队的政治宣传工作服务。这个训练班由擅长扮演私塾老先生的潘振武任班长，训练班结业后便成为剧社，因为军团机关报叫《战士报》，这一剧社也就命名为“战士剧社”。剧社成立后，随着演出水平的提高，其影响也越来越大。不过，它仍然是业余性质的。在罗瑞卿的精心指导下，一军团的文明戏演出越来越红火。到第四、五次反“围剿”时达到高潮。
罗瑞卿既当导演，有时还兼编剧、演员。在第三次反“围剿”结束后不久，罗瑞卿编导了他的第一出戏《谁给我痛苦》，揭露土豪对农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这出戏演了好久。红军每到一地，宣传队在演出之前，都要到村里作一番调查研究，然后将剧中人的姓名换成当地真人的姓名，剧情再稍作变动，演出效果非常好。群众看完剧后交口称赞：“红军真神了，才来三天就将我们这里的事情编进戏文了。”
罗瑞卿先后导演过聂荣臻政委编写的四幕话剧《南昌暴动》，以及李伯钊、李克农编的《杀上庐山》。最为轰动的则是他导演的由政治部副主任李卓然和宣传部长张际春编写的大型话剧《庐山雪》。剧中描写红军打进南昌，杀上庐山，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就像那庐山上春天的残雪，很快消融、瓦解。
为了体现官兵同乐，在罗荣桓的支持和赞助下，罗瑞卿将军团主要领导干部都动员上了台，各人都按实际担任的职务扮演角色。至于反面角色，罗瑞卿即自告奋勇演蒋介石，童小鹏男扮女装演宋美龄。
演出那天，剧场设在一面土坡上。天作天幕，松杉竹林作背景，从树上垂下两条布来算是边幕。
戏演到最后一幕，红军已经打下南昌，部队正准备向庐山前进。台上是军团司令部，军团长林彪正在接电话。他听到电话铃响，拿起电话：“么事？”
“报告军首长，现在已缴获了许多战利品，请示怎么处理？”
“用船装。”
“船装不下呀！”
“用汽车装。”
“汽车也装不下呀！”
“那，我们马上开会研究研究！”
林彪放下电话，喊道：“通信员，通知罗主任来开会。”
这时候该罗荣桓出场了，而他此时正患疟疾，烧得满脸通红，正坐在后台火盆边烤火，没有听到林彪的呼喊。林彪在台上火了，连喊几声：“罗主任呢！”
仍然没有回音。他便下命令道：“通信员，去把罗主任请出来开会！”
罗瑞卿一看急了，如果林彪摔下话筒，那戏可就演砸了，于是命令几个小伙子把罗荣桓推上了台。
戏演到结尾，“蒋介石”和“宋美龄”被押上台来，接受林彪的审问。
林彪：“你是蒋介石吗？”
“蒋介石”：“是！”
林彪：“怎么叫我们抓住了？”
“蒋介石”：“我的飞机坏了。”
林彪：“你怎么长得这么瘦？”
“蒋介石”：“我成天算计怎么坑害人民，怎么卖国求荣，消耗太大。”
林彪：“怎么不吃补药？”
“蒋介石”：“吃了也没用，心肝坏了，肚肠不好，我吃红肉拉白屎，一肚子脓水。”
台下爆发出一阵笑声。
林彪这一次胡问一通，过足了审判蒋介石的瘾，而罗瑞卿现编的台辞也够精彩的了。
如此多的军团首长上台演文明戏，一时在红军中传为佳话。一军团的文娱生活更加活跃了。
1933年夏，赣闽交界的武夷山区。
第四次反“围剿”之后，红一军团转战在赣江和抚河之间。部队连日跋涉征战，生活相当清苦。一天，部队打土豪，给军团保卫局分来一头二百多斤的大肥猪。几个月未闻过荤味的指战员们乐不可支，围着食堂管理员潘振武，兴高采烈地说：“管理员同志，这下子瞧你的喽！”
潘振武也十分兴奋，于是在午饭时，亲自掌勺炒了一盆热气腾腾的辣椒回锅肉。在把肉端上桌子的同时，他盛了满满一盘，吩咐给罗局长送去。而他则在饭堂里踱来踱去，踌躇满志。
饭堂里好似过年一般，充满了欢乐的气氛。当他踱到靠墙边的一桌旁边时，只见桌上的人却紧锁眉头，一脸不高兴的样子，菜一筷子也没动。潘振武这才想起，这一桌是福建籍的战士，而福建人是不吃辣椒的。但事已至此，又正在兴头上，他就沉下脸对这些人说：“将就点吃吧，这比野菜南瓜汤强多了！”
这句话正好给这几个人提供了一个发火口。其中一个大个子霍地站起来说：“你明明知道我们不吃辣椒，却炒了这么多，这不是整人吗？”
潘振武一听，也火了：“你别这么说，当红军是为受苦人打天下的，又不是来享福的。”
这下对方火气更大，双方谁也不示弱，吵了起来。
午饭后，罗瑞卿知道了此事，就派通讯员去叫潘振武。通讯员一会就把正躺在床上生闷气的管理员找来了。
罗瑞卿一看潘振武满脸委屈的样子，就一边示意他坐下，一边问他：“今天打牙祭了吧？”
“是啊，罗局长，你觉得味道怎么样？”
“我吃着当然要得喽，我是四川人嘛！”
罗瑞卿稍顿了顿接着说：“可你先别高兴，福建同志不吃辣椒你知道吗？”
“知道，可……”
潘振武心里难过，说不下去了。
“说说看，可什么？”
“我是想给大伙加点味道，照顾……大多数嘛。”
“加点味道，这是好心啊，大家这几个月来口淡得不得了喽。但是，”
罗瑞卿的脸色严肃起来：“人家提出意见来，不作解释，口角起来，就是你的不对喽。”
这一句触到了潘振武的心思，他低下了头，红着脸说：“罗局长，我错了。”
罗瑞卿见潘振武认错了，就坐在他的身旁，拍拍他的肩膀，语调深沉起来：“同志哥哎，你可别小瞧了你手中的那把勺子啊。你是为大家服务的。
一把勺子调百人口味，关系到同志们的健康，影响着同志们的情绪啊�